日期仅标注了年份，而日月尚空。
此协定之末，唯见红军一方的签署，东北军方的签署处则空白如雪。
说明这份文本的起草者是红军一方，印制同样出自红军之手。
因为红军的物质条件远不及东北军，所以选用了简便的油印方式。
然而，不可因此而小觑此份文本的重要性。
正相反，尽管其未经双方完全签署，形式看似简陋，实则此份《抗日救国协定》是极其重要的正式文献，而非仅供讨论的草案。
*的签名与印章正是对协议内容的郑重其事，双方已有深入的交流与共识。
张学良虽然未在文本上留下签名，但其对协议的内容并无异议，甚至全然认同——这从他在西安事变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中便可见一斑。
在国民党当局对他严加监控的情况下，为了保密与安全，张学良选择了口头协议，避免书面记录。
出于对张的理解与尊重，红军方面也并未强求书面形式的确认。
这份《抗日救国协定》，虽未完成签署的最终步骤，却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共中央*给张学良的信函
在1936年8月9日，这封由中共中央领导层密集讨论后精心撰写的信函，悄无声息地袈裟在历史的重重叠叠中。
这封信由张闻天、*、博古、*四位*的联名签署，使得这份文件的权威性与珍贵度倍增。
信件的全文长达六页，共计约三千余字，宛如一篇详尽的战略部署论文，用蓝色墨水在粗犷的纸张上行云流水般铺展开来。
在某些关键处，用黑色墨水对原文进行了修改。
信的内容从第一页到第五页，逐点逐号地展开了详尽的讨论，内容涵盖从即时战略到长远规划，从内部指导到对外联络。
而第六页，特别列出了涉及的重要人物和地点的代号，是为了保密和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与沟通的需求。
信件的开篇便直接回应了张学良之前提出的种种疑问与建议：“对于兄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有如下的意见，仍令赵年（潘汉年）来西安与我兄商酌。”
此句不仅简洁地传达了信的核心目的，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对“西北之虎”张学良的深度信赖与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