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体验深刻地触动了他，使他开始反思当下的国内外局势。
当时，外敌虎视眈眈，国家存亡之际，高福源逐渐认识到，继续在国内“剿共”，消耗国力于内战之中，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严重误判。
深受感触之后，高福源于1936年1月初主动向彭德怀提出一项请求：他希望返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将军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集中力量抗日救国。
彭德怀对此表示支持，并向中共中央请示。
回到东北军后，高福源如实向张学良汇报了他在红军的所见所闻，及其对当前形势的新认识。
张学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亦开始倾向于与红军建立联系，共商国是。
于是在1936年1月16日，张学良派遣高福源再次前往红一方面军前线指挥部，此次他的任务是向彭德怀转达张学良希望与红军*会晤的强烈愿望。
彭德怀当时正忙于甘泉前线的战事指挥，而*等中共中央*则驻扎在瓦窑堡。
接到消息后，彭德怀迅速电告中央，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先派员前往洛川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会晤，作为双方最高*会面的铺垫。
而张学良也不顾一切乘飞机赶至洛川，亲自与李克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中，李克农携带的由彭德怀、*签名盖章的信件，正式交到了张学良手中。
信中开头的话语直截了当：“从本月十六日起，我军即下令撤出甘泉肤施之围。”
这是红军向东北军展示其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诚意与决心的明证。
考究这封信的起草人，大有可观之处。
从文字的严密逻辑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来看，这封信极可能出自*之手，或至少是在他的深度修改之下成形。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集体讨论与定稿后，信件内容通过电报方式发送至红军第一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寻求彭德怀的意见，最终以信函形式呈现。
信末的签名“彭德怀”，通过与彭老总历来的笔迹对照，可以确认确系其亲笔。而“*”的签名，则是由彭德怀代笔。
鉴于时间紧迫与实际操作的便利性，经过*的同意，彭德怀代为签名，无需再将信件送至瓦窑堡。
值得一提的是，信件中最初指定红军代表为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但在最终决定时出于对经验与能力的考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被选中替换。
信件已经完成的部分不得不进行临时更正，原有的“秘书长周桓”被擦去，改为“李克农”。
此信，作为红军与东北军的第一次正式通信，承载了重大的历史使命。
这是红军和东北联手抗日救国的开端。
而这封信中的内容，很可能是这段不为人知历史最有说服力的唯一见证。
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协定》
《抗日救国协定》虽然是油印本，印迹不深，纸张略显粗糙，字迹虽然没有精致的书法那般华丽，却依然清晰可辨。
协定末尾有一枚鲜红醒目的印章和一笔醒目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