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所提的具体问题，信中并未作详细记载。
信中以“同志”称呼张学良，细数了共识之后的具体建议：战略计划、战略中枢的设定、兵力的调配、行动的方向与时机、内部的巩固、政治纲领的制定、组织形式的调整以及对各方策略的考量。
这些“同志建议”，被认真地列举出来，用以供双方“和衷商酌”。
信中提到了“根据赵联同志的意见”，这里的“赵联”非其他，正是指苏联。
信中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完成“打通赵联”的任务。
信件中指出：“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赵联是保证西北胜利的最基本点。”
透露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深厚的战略互信。
更进一步，信中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赵联的任务”。
信件中还特别强调了甘凉肃地区的战略地位，“拿打通赵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
而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
中共中央在此信中提出的建议和计划，已不限于红军和东北军双 方，还有苏联和盛世才作为第三方、第四方参与其中，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整个计划中起着很重 要的作用。
这封信件说明了早在1936年8月初，中共中央便已决定动用红军的二、四方面军与东北军共同攻占甘凉肃三州，以实现与苏联的战略连接。
随后实施的“宁夏战役”以及西路军的行动，正是基于这封信中提出的战略计划，执行中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国际) 确定的这一任务，而绝非执行张国焘的分裂逃跑路线 。
《*年谱》、《*年谱》以及《张闻天年谱》均对这封信做了记录，说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些年谱虽然仅提及信件的部分内容，但均确认中共中央在发出此信时已留有副本，并一直被保存至今。
而关于信件末尾的签名，虽然《*年谱》和《*年谱》只提及了本名，但《张闻天年谱》提到了使用代名的细节。
当这封信件的原件首次面世时，历史的尘埃被轻轻拂去，展现出了其真正的面貌。
信件中真正说明了“赵天”（张闻天）、“赵来”（*）、“赵古”（博古）、“赵东”（*）这些署名的由来。
1936年8月13日，潘汉年带信件越过崎岖的山路，抵达了西安。
在这里，潘汉年与张学良展开了连续十日的深入会谈，这些谈判关乎着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未来。
潘汉年归来后，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性会谈的详情于《关于与张学良谈判之经过——小K给东、天信》一文中。（这里的东、天分别指*和张闻天）
从这份珍贵的文献中，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张学良心中的矛盾与斗争。
尽管他深知共产党的“联共”主张对国家抗战的重要性，却也深感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难以全然接受中共的全部战略规划。
然而，在国家危机面前，张学良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他同意红军接近兰州、进军宁夏，为抗日战争的进程开辟了新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他承诺即便在红军需要穿越东北军控制的防线时，东北军将仅作表面抵抗。
这实际上为红军畅通无阻提供了可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部分兵力，以确保战略计划的实施。
张学良在内外高压下能做出如此承诺，已实属不易。
为了抗日救国，双方都殚精竭虑。
填补历史空白
在1936年，张学良将西安事变这些重要文件托付给了美国人海岚·里昂。
里昂来华前曾是专业的飞机维修师。
1934年里昂来到中国，先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次年转投张学良麾下，担任机械师、副驾驶及保镖。
技艺精湛且尽职尽责的他，深得张信任，常伴其左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软禁期间，里昂继续照顾张的亲信赵一荻及其幼子，四处飞行寻求营救，并代管家务和重要物品。
1941年回国前，里昂带走了包括机密文件在内的六大箱行李。1973年去世后，他的遗物才被家人整理出，并最终在邦瀚斯拍卖。
这些文件包括李宗仁送的电报密码本、张群关于日本动态的信函、宋美龄签名的《西安半月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