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说“辅星”
“辅星”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到底哪颗星是“辅星”，却有争议。
“辅星”首见於《史记•天官书》，它是这样描述的：“辅星明近，辅臣亲彊；斥小，疏弱。”
《汉书•天文志》完全使用了《天官书》原文，《晋书•天文志》与《隋书•律历志》则细化了对“辅星”的“星占学”层面的功能表述：“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但没有其它结构性改变。
据潘鼐先生统计：“辅星”在《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新仪象法要》、《通志•步天歌》、《崇祯历书》、《清会典》中都有提及，但也有差别：就是其它书都只提及单一形态的“辅星”，并没指出究竟哪一颗，《清会典》中却增加到了3颗。
这应该是西方天文学传来后，将很多原本不曾收录的散星，也都以不打破传统天文学以“占验功能”为“星官”划分依据的“增星”方式，纳入了天文学星表中。
在“辅星”是谁到问题上，《清会典》认为是5.6星等的“81号星”；
但也有认为“辅星”是“81号星”左下方4.6星等的“83号星”“辅增一”；
大熊座有一对很著名的双星，它由斗柄第六星大熊座ζ(中国叫开阳星），以及紧挨着它的伴星大熊座80(80 Ursae Majoris)所组成。
西方对大熊座80的名称，就是由阿拉伯文而来，意思为”暗星“(faint one)，视星等为3.95，而更亮的开阳星则有2.2星等，他们称这对伴星为马和骑士(Horse and Rider)。过去常用能否看到大熊座80来判断视力，只要能在晴空时用肉眼看到大熊80，视力肯定得有1.5。由此也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谚语：“只看见了大熊座80号星，却看不到圆圆的月亮”，用以讽刺对小事很细心，对大事却太糊涂之人。
不知是否这对双星到故事在阿拉伯和西方文化中太过有名之故，导致有人认为，紧挨着“开阳星”的大熊座80，才是中国天文学里的“辅星”。
2：再说“弼星”
与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辅星”相比，“弼星”拥有着现实中的难以见到的天文属性。
《云笈七签》全书31次使用“弼星”这个词，全都使用“空、隐、幽空、濳”这种具有难以发觉的概念，来对其进行天文属性的认定。
唯一收录“北斗九星”和“弼星”的正史《宋史•天文志》，不但对“左辅右弼”具体位置做了描述，还特别强调了“弼星”不可见的天文属性：“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第九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这亦为道教/术数版“弼星”所依据。
根据实际星图可知，无论“辅星”是“81号星”还是“83号星”，或是开阳伴星，其位置都如《宋史•天文志》所说，确在“开阳”的左边。
《宋史•天文志》明确指出：“弼星”处于“第七星右”也就是“摇光”的右边。
在“摇光”右边约2度处，有“三公”星官中4.65星等的“三公二”，以及5.1星等的“三公三”，右边约3度到8度之间还散处了星等在5.6到6.3之间的几颗星。
但无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注意到了这几颗星，似乎都没放在眼里，而是径直将被其明说就在这附近的“弼星”是“隐而不见”的。
仅就青台/双槐树版“右弼”所处的位置来说，它明显远离“摇光”右边的范畴，而处于“玉衡”的右偏下和“天权”的左下方位置。
从星图看，这位置周边几近3度见方都空旷无星，倒是“开阳”右9度偏下与“天权”正下方6度位置，星等为4.75的“相星”，更符合青台/第九星的特征，也更象把握不好精准位置、只能追求大致方位的上古通常做法。
《甘石星经》描述“相星”的星占特质说：“相星在北极斗南，总领百司，掌邦教以佐帝王，安抚国家集众事，冢宰之佐。”《开元占经》引《黄帝占》也认可这种说法：“相星，天丞相也；大臣象也。”这都是“辅星”与“弼星”所具有的“左辅右弼”概念的应有之义。
但这不太符合道教/术数界将这颗星置放在“摇光”附近的习惯，当然也许可以理解为道教与术数界使用的“右弼”，是颗天文属性为看不见状态的隐星，所以也就不必非要与4.75星等的“相星”拉上关系了。
虽说人眼一般最暗能看到6等星，视力很好则能看到8等星，但中国天文学并不以搜罗人眼能看到的星、并将其进行整合编组为目的，所以并不适合据此进行“星官”的猜测，也很难根据星占属性去反推谁才是最正确的“星官”。
因为这毕竟是史料缺乏的人文建构，所以本文并不致力于厘清究竟哪颗星才是“辅星”？也不谋求依据“相星”拥有“辅佐”之类的星占特征，对其建立与“弼星”的关联性，而只求根据相关情况，给出可望备选的解释可能性。【洪范视界】
四：青台/双槐树版与道教/术数版“北斗九星”，都没破坏到“北斗”的功能结构《云笈七签》明明承认“辅弼”二星，“一隐一显”，为什么却又矛盾的说“北斗九星，七见二隐”呢？
从《云笈七签》的表现看，虽然很想将“北斗”改造为“九星”，事实上也对“辅弼二星”进行了天文属性的改造：通过将其解释为对“北斗”的“佐斗成功”、乃至对“北极”的“佐相北极”的作用强调，以图将其塞到“北斗”的功能结构中。
但“北斗七星”的影响实在太大，很难撼动“北斗七星”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只能一边全盘承认“北斗七星”的功能与性质，一边却将“辅弼二星”硬塞进“北斗”功能结构，以求对这难以消解矛盾的平衡。
所以无论是唯一承认“北斗九星”的正史《宋史•天文志》，还是“北斗九星”最大倡导者《云笈七签》，甚或是号称5300年前的青台/双槐树版“北斗九星”，它们虽然都将“辅星”与“弼星”硬塞到“北斗七星”的功能体系中，但在性质解释上其实依然坚守了只将“辅星”与“弼星”的作用，解释为只是对“北斗”功能体系的辅佐协助，所以并没实质损害到《史记•天官书》只谈“辅星”、未及“弼星”的天文结构，也没真正影响到“北斗”的既有功用效能。
换句话说，他们都没决定性损害司马迁所说的“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这一核心功能体系的有效运作。
事实上，《史记•天官书》对“北斗七星”进行性质与功能的定型后，为后世所有《天文志》完全接受。
在“北斗”信仰方面，《汉书•郊祀志》明确将“北斗”纳为国家祭祀，并为后世所沿袭，历朝祭祀的“北斗”皆为“七星北斗”。
道教方面，宋朝以前言及天文学意义上的“北斗”，悉皆遵从司马迁的“北斗七星”。
涉及“北斗”神格方面，宋朝之前的道书、道教举办祭祀活动时奉献的祭告“北斗醮词”之类，也只提到北斗七真、北斗七元、北斗七星君等表现为“七”的“北斗”神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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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