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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
关于紫金砚的那些事儿
琅琊紫金砚(之一)：凤毛麟角 琅琊独有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琅琊紫金砚
临沂特产的砚台，比如沂南徐公砚、费县金星砚等，许多人对此耳熟能详，但是提起琅琊紫金砚，即使把玩砚台的人知道的也不多，而且资深砚台爱好者也不一定见过实物。琅琊紫金砚曾名震一时，但是在唐宋之后逐渐湮没。
目前，在博物系统保存的琅琊紫金砚仅有两方。其中，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砚铭，“此琅琊紫金石所制，易得墨，在诸石之上也。”落款为“元章”，据考，砚铭乃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另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文物，刻有“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这两方砚台，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足见紫金砚在古代曾盛行一时。
以“琅琊”二字冠名紫金砚，其出产地自然为现在的临沂。琅琊紫金石以及由其加工的紫金砚存世极少，足见其珍贵程度。
首都博物馆
存琅琊紫金砚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这方砚台出土地——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在当时的北京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墙基下。
记者查阅了1972年6月《考古》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它们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22.7、宽17.5、厚3.9厘米。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时己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文曰：‘此琅琊紫金石，所囨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据考，这里的“元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的字号。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收藏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善诗，工书法，精鉴别。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这方砚台刚出土时在砚台的右上角砚池部分处有残损，在砚台的背面有书有铭文，自右到左竖向印刻而成，文字亦有残缺。后来，考古专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在《宝晋英光集》中找到了与砚台铭文相同的文字记载，加注标点如下：“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该文字与砚背面上的文字完全相符。
米芾得到琅琊紫金砚后，在砚背面亲自写下砚铭，除此以外，米芾还将此砚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
米芾对宋徽宗自称：臣书刷字。又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宋徽宗称赏曰：“名下无虚士。”米芾：“精於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必得乃已。有宝。”这方砚台现珍藏在首都博物馆。
临沂市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分析，这方砚台后来被宋徽宗所得，后来赐给了米芾，此后又被苏轼借去了，苏轼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子孙要将这方琅琊紫金砚随葬入墓，米芾得知后又将其索要回来。
李玉亭给记者提供了一份现在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所书的《紫金研帖》纸本照片，释文：“苏子瞻携我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傅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夲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入住哉。”这再次印证了米芾得琅琊紫金砚的过程。
此外，宋代何邃在《春渚记闻》中也有一段文字记载，“米元章捧砚跪请”，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
关于紫金石产地的记载，多见于宋代。高似孙《砚笺》、唐彦猷《砚录》、李之彦《砚谱》上面都说紫金石产自于青州府的临朐县。对于首博珍藏的这方琅琊紫金砚，从学术角度出发，此前曾有人称此石出自临朐，李玉亭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此“琅琊”系地名，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巡到琅琊，垒筑台子，竖石歌功颂德，从此，“琅琊”的说法就布告天下，汉时承袭了秦朝的制度。
《晋书·地理下》琅琊国统县九：开阳、临沂、阳都、缯、即丘、华、费、东安、蒙阴。没有临朐。临胊属东莞郡。因此临胊与琅琊毫无关系。李玉亭认为，不能把“琅琊紫金石砚”说成是“临朐”紫金石砚，况且“此紫金石”还有“右军乡石”之说。学界皆知“琅琊右军乡”，意在王右军的家乡，王羲之家乡范畴可大致划分北至兰山区白沙埠孝河，南至罗庄区湖台遗址(该地发现有大量王氏家族墓群)，因此“琅琊紫金石”出自临朐无疑是误传。
此外，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铁牛岭至砚台岭一脉发现紫金石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琅琊紫金砚，应是唐砚无疑。
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紫金砚，因为认识的较少，出土的最初阶段被当做“紫端石风字砚”，这在1972年第6期的《考古》中亦有描述，其时代被认定为宋代。李玉亭认为，单从这方砚台的造型来看，明显具备唐的风格，应该早于宋代。米芾书中所说的传世之物，可以推断这方砚台制作的年代应该早于北宋或是米芾生活的时代。
这方紫金砚出土于元代遗址，宋人题刻，可能是唐代制作。
判断这方紫金砚属唐砚一说，李玉亭持赞成态度，中国四大明砚——端砚、歙砚、临洮砚、澄泥砚均风靡于唐朝。李玉亭分析，唐朝佛教盛行，抄写经文没有现在的钢笔、圆珠笔，只能用毛笔，那必然需要砚台。
按考古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唐朝寺庙遗址附近都会有砚台矿坑遗址。举例说，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寺庙潭柘寺，附近山上就出产砚石。青州红丝石，砚矿就在寺庙的前面。僧人们终日抄写经文，其中后来不乏成为大书法家。
兰山区红埠寺，之前在寺南侧曾有砚台坑遗址。
红埠禅寺坐落于兰山区西部，始建于东汉末年，后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增修。古老的寺庙曾经有着它辉煌的历史，当年寺院庄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三圣殿、伽蓝殿、藏经阁等，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气势宏伟，殿内神像清净庄严，慈眉善目。
1982年，修兖石铁路时，铁道轨经过红埠寺一带，当时在红埠寺南侧发现了一座汉墓，李玉亭曾参与这座汉墓的发掘工作。这座汉墓里并没有发现紫金石，但是，考古人员在汉墓周边调查时发现红埠寺南侧有一个大坑，深约两米左右。按照风水学的角度讲，寺前有河较好，但是这寺前竟然是一个大坑，这就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通过走访得知，此为砚台坑。
查阅《临沂县志》可知，“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岭上”，通过实地走访，“寺庙前面以前的大坑是采石头形成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盛产砚台。在明清时期，这里发现有鸡血石，后来大坑被填平了。”
沿着红埠寺向北走，从地势来看，居民区东高西低，地脉从铁牛岭向北直接到砚台岭。这一带唐墓比较多，曾先后在当时的涑河公社角沂庄大队出土有直径11.9厘米，重量700克的“海马葡萄镜”；涑河公社北道大队出土有直经15.1厘米，重量650克的“双凤衔绶镜”。这两件唐镜均馆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红埠寺之“埠”谓：“通商的城市：开埠、商埠”。“又笼货物积贩商泊之所”。可见红埠寺在唐代是径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方。
后来，李玉亭的学生孙建军根据琅琊紫金石乃“右军乡石”，石头必然出自右军乡。于是，孙建军就在铁牛岭到砚台岭这一脉上寻找紫金石，果不其然，在这一脉上找到了紫金石料，打磨成砚台后，有色如紫，细嫩如童肤，抚摸起来有凝脂的感觉，哈气后上面有一层云，轻轻敲打声色干脆，和史料上有关于琅琊紫金石的记载相符。
西安存琅琊紫金砚始末
另一方琅琊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物。砚为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的八角形，水池底部破损成洞，前、左、右三边亦破损。砚背往上隆起，有铭曰：“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绍圣(1094年4月-1098年5月)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二个年号。绍圣四年，米芾正值中年(46岁)，是紫金砚盛行阶段。宋代以后，有关紫金砚的情况，不仅不见文献记载，朝野上下，连实物(传世或出土)也不见。估计是“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的缘故。
唐朝之所以佛教极其盛行，与统治者有直接关系，扶持宗教，兴建寺观，以此引领社会价值观。唐朝皇帝下诏为义士、沙场阵亡者各建寺刹，立寺名，支配僧徒，让有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大书法家为有功业的僧人、寺庙树碑立传。
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紫金砚带到西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为皇家书丹点名索取紫金砚也有可能，总之在西安征集到紫金石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佛教极盛的唐代，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
琅琊紫金砚(之二)：奇石瑰宝难觅踪临沂市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的学生孙建军根据琅琊紫金石乃“右军乡石”的结论推断，石头必然出自右军乡。于是，孙建军在铁牛岭至砚台岭这一脉上寻找紫金石，果不其然，在这一脉上找到了紫金石料。
米芾所书的《紫金研帖》纸本照片
铁牛岭至砚台岭发现了紫金石，证明红埠寺村民所说红埠寺庙门前釆砚石而成坑不是猜测，也为砚台岭村正名。村碑上说，村名是以“鸢”而得，那是因为明朝后迁来的居民不知唐朝在此制砚的事实，而以“鸢”附会的结果。砚台岭附近出现石坑，的确与砚台石有关。总之，名石出在名地，米芾所说：“右军乡石”名不虚传。
李玉亭介绍说，紫金砚石是找到了，但在一坑之内紫色石料也分三六九等。不能把红埠寺的紫石头都说成是紫金石，真正的紫金石料很少，这可能与石料的成因有关。但是，真正的琅琊紫金石界定的范围在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河至罗庄区湖台遗址这一带地域，这符合“琅琊”的地理概念。临沂其他地方发现的紫金石，并不能称作琅琊紫金石，制成的砚台自然也不能称之为“琅琊紫金砚”。
紫金石，临沂奇石瑰宝
1、小山沟采集到紫金石
为了发掘山东传统砚种，1978年7月，山东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鲁砚展，遗憾的是此次展会竟然没有展出紫金砚，在场的北京工艺美术家们纷纷询问缘由。那是因为，当时，山东的治砚家们多数都未曾见过紫金砚。
奇石收藏爱好者徐淑彬介绍，当场，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就让当时山东的工艺美术家石可看了珍藏在馆里的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紫金砚，并提供了有关资料。随后，石可便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先后到鲁砚名贵品种红丝砚的产地临朐寻找，可惜都没有发现紫金石，即便是找到了紫金石的夹层，采集标本回来鉴定，其成色和质地比起首博展览的紫金砚也是相去甚远。
此后，石可又根据米芾砚名到古琅琊郡南部进行田野发掘，曾在费县境内采集到石质稍粗的紫色石头，但是所制砚台并不理想。
为了寻找紫金砚，徐淑彬曾在临沂地区一条小山沟里采集到一种水成泥岩，呈紫色，他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石头可以制成砚台，于是带回来让临沂的制砚艺术家叶莲品分析，经过仔细观察，推测其可能是文献中所说的唐朝盛行的紫金砚。
随后，徐淑彬回到此前发现的小山沟，找到了紫金石的原产地层，该地附近竟然有一处古代的采石遗址，在这处遗址内发现了唐、宋、元等不同时期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多为碗、罐之类，可以推测可能是当年在此采集石头的工人饮水的器具碎片。
徐淑彬在随后的清理土层过程中发现了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宋代的“大观通宝”。同时，山坡下发现了数座宋代石椁，石椁因此前村民们取土时暴露，系双人合葬双室墓，村民们曾经在这里挖出过带釉的瓷碗和罐子等遗物，还有几枚铜钱。徐淑彬看到时其中一侧室早已经被人挖空。墓室两侧的立板内壁上浅浮雕刻有砚台、书等文房用品。
那么从村民们的描述以及徐淑彬发现的遗物来推断，这座合葬墓应该属于北宋时期。一座北宋时期的合葬墓出现在荒山野坡上，且石棺椁雕刻粗糙，那么，这个地方或者附近在当时应有石雕刻工匠艺人。同时，在墓葬附近恰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采石遗址和一些瓷片、铜钱等遗物，这就极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一个紫金石采集地点。
这处小山沟，附近群山环抱，其山体由寒武纪厚层状灰岩组成，呈南北长条状。发现的紫金石原产地层在山沟东侧，其上为晚寒武纪含三叶虫的薄层灰岩，该层位可磨出五彩斑烂的奇石、观赏石。再下为含砾岩的竹叶石，及厚达数百米的石灰岩。紫金石由厚薄不等的数层泥晶灰岩构成。
2、30年收藏20余块紫金石
琅琊产紫金砚，为了找紫金原石，家住兰山区沂蒙家园的民间制砚艺人刘祥伦走遍沂蒙地区各地，30年间，他先后找到了20余块紫金石料，并且利用传统的工艺制成了紫金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刘祥伦曾参加过一次在北京举办的鲁砚展，展览的具体时间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在场的许多艺术家纷纷询问为什么没有展览紫金砚。刘祥伦所说的这次展览与徐淑彬所言雷同，可以推断，刘祥伦参加的这次鲁砚展可能就是1978年7月的这次鲁砚展。这次展览，专家们提出未见紫金砚，对刘祥伦触动很大。
“当时，我仔细查阅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们提供的1972年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琅琊紫金砚资料，并看了实物。”刘祥伦说，鲁砚展览缺少了紫金砚绝对是一个极大损失。于是，当时的他就萌生出一个念头，“重新找到紫金石，并亲手制成紫金砚。”
从2000年开始，刘祥伦就利用业务时间背着包，带上锤子、铁棍等工具遍访沂蒙山，无论是裸露在外的岩石层，还是采石场，亦或者居民围墙上的石板，只要是出产奇石的地方他都逐一探访。30多年时间，刘祥伦先后采集了千余份红色奇石标本，并珍藏了20余块紫金石原石。
刘祥伦告诉记者，根据他的判断，平邑县仲村镇、费县新庄镇、沂南青驼镇以及苍山的抱犊崮山区均产紫金石，只是这些地方产的紫金石质地各有差异。这些紫金石有的由轻微的泥岩构成，里面含有硫化铁紫斑点，如同紫玉一样晶莹剔透。有的有白圈，像月亮一样，白圈周围全呈紫色。
因为琅琊紫金石的文献资料较少，有着多年制砚经验的刘祥伦结合传统制砚工艺，将质坚、润泽的紫金石通过雕形、打磨、封蜡、砚铭、配盒等工序，制作出了几方紫金砚。
地质学角度分析紫金石
如前所述，宋代许多文献记载，紫金石的产地在青州。其实，那里是红丝石的真正产地，而红丝石在唐宋时期就是全国的名砚了。据徐淑彬观察，青州-临朐一带现在称作紫金石的石材，只不过是红丝石的不同层位而已。经过检索，自唐宋以来，那个地区并没有出土紫金砚的记录。
近年来，在临沂陆续出土了九件宋代的紫金砚，它们多是实用的砚。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出土相吻合，证实米芾的说法是对的。尤其是2005年在临沂城东南方向小皇山发现的明代沂州卫指挥使李瀚等人的墓葬，出土了两方前朝的紫金砚，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发掘的手段从墓葬里面出土紫金砚的铁证。这是我们迄今已知紫金砚在明代使用的唯一证据。关于李瀚墓葬出土的紫金砚，是宋代的传世老砚还是明代按照宋代的样式制作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上述发现之前，许多人只是根据过去首都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两方砚台论述紫金砚，尤其是以前者为主。徐淑彬认为，在地质学上一个地层的分布往往可能是几十、几百公里。拿一个层位中的一块石头样品作为标准化石有失准确，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同一个地点的岩层，还有上下叠压与分层的现象，而它们的微结构与颜色则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
沂蒙奇石、砚概述
如果单纯谈石头，沂蒙山区峰奇崮秀，美石繁多。费县马庄镇马庄水库一带出产燕子石，由该石雕刻的印章、笔筒、仿古花瓶精美绝伦；费县奇石，同样因其形、雄、肥、秀、瘦、透等美誉远播；莒南县坪上镇大铁牛庙村，有一块被称为“铁牛”的巨型陨石，在临沂也是相当有名。
至于砚台，除了琅琊紫金砚较为稀少，临沂地区金星砚、徐公砚也广受砚台爱好者青睐。
金星砚是以金星为石材，磨制雕刻而成的砚台。费县探沂镇岐山的东侧，这种砚台石由轻微的泥岩构成，并且含有硫化铁结晶，大的如核桃般，小的也有米粒般大小，阳光下金光闪闪，恰似一颗颗宝石镶嵌在墨玉之中，又如点点繁星闪闪发光，因此得名金星砚。
金星石有别于紫金石，这种石头不但细腻耐磨，而且发墨如油，并且不损坏笔，就算在数九寒天也能运笔自如，同样在炎热的酷暑季节也不会干涸。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除了钟情于琅琊紫金砚，对金星砚依然不惜赞美之词，其曾在信札中赞美金星石曰：“石墨如漆，温润如玉，金星遍布，有大如豆者，细微发墨，叩之有声，制砚上品也”。唐代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视家乡的金星砚为文房瑰宝。
1978年7月，北京的鲁砚展，其中，徐公砚就是鲁砚的重要品种。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久负盛名。宋代的苏轼、米芾等名人在钟情琅琊紫金砚的同时，同样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都曾对徐公砚作过介绍和品评，而且评价很高。
徐公砚产在沂南县青驼镇徐公店村，属玄武岩层，而且储量非常丰富。这种砚台石产自岩石风化层夹着的黄泥中，单块自然形态，纹理丰富多彩。制作的砚台石质坚硬，密度高。叩之清脆，其声如罄，下墨发墨如油，色泽鲜润，堪称砚石材中的上品。
“割取赭黄辨石颜，嘉名不属斧柯山。携将沂水徐公砚，俯视端溪伯仲间。严寒砚水不凝冰，紫石红丝皆上乘。唐宋时闻珍此物，吾今磨墨伴青灯。”形象地描述了徐公砚。
齐鲁访砚记.漫谈紫金砚
——中华名砚寻访团齐鲁访砚记之琅琊紫金砚篇
2018年6月28日中午，中华名砚寻访团抵临沂。齐鲁访砚第五站，拜访紫金石舍孙建军先生，有幸一睹传说中的瑯琊紫金砚的真容。孙先生拿出一方8寸砚板，乍一看真以为是端老坑，其色正紫，有金线、蕉叶白、鱼脑冻等众多石品，仔细观察，甚至还有玫瑰紫。当场试墨，磨不到30圈，墨液稠而均匀；停10分钟，墨液油而发光。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曾拿了成砚去端州及京城，几位砚界的前辈，一眼就判为端老坑。待孙先生说明情况后，都认为这紫金石，与米元章描述瑯琊紫金砚的特征，完全吻合。
在紫金石舍，我们还看到，孙先生用临沂瑯琊紫金石制作的一方仿唐风紫金砚，以及原物的拓片。这方砚的原物1973年出土于元大都遗址，原藏故宫博物院，因归属地管辖关系，现由首都博物馆收藏。话题就从这方砚开始，漫谈紫金砚的前世今生，人间纷争。
这方唐紫金石砚，呈风字型，色泽正紫，有隐约雾气和豆绿色斑点。此砚砚背铭文五行，字有缺，残文曰：“此瑯琊紫金石所囗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应是米芾的字号。据说此唐砚为宋徽宗赵佶所有，赐予米芾。后被苏东坡借得，未料病重，嘱其子入棺随葬。米芾急了，找借口要索回紫金砚。一方紫金砚，不仅留下了米芾两幅传世书法作品《乡石帖》和《紫金研帖》（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更留下了米、苏令人忍俊不禁的爱砚佳话。
苏轼与米芾及蔡襄、黄庭坚合称"宋四家"，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两人交往甚笃。苏轼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米芾离开长沙时，曾不远千里前往黄州访苏。元祐四年（1089年），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到杭州，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其间，苏米多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米芾任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苏轼生病，米芾多次拜访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卒于常州，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
以紫金石制砚相传始于汉，盛于唐宋，之后千年失联，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但很多关于紫金砚的记载，仍有可迹循。宋朱长文《墨池篇》引唐询《砚录》：“至和二年，为右史会稽史。自云王右军之后，持一风字砚示予。大且尺余，石色正赤，其理亦细，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不知果然否，后左史杨休以钱二万购得之。又尝闻青州紫金石，其传之四方多，以铁为筒，而匣片石于其中，颇类永福石。嘉祐六年，余知青州，至即访紫金石，所出于州南二十里，曰临朐县界。掘土丈余乃得之。然石有重数，土人所取者不过第一第二重。若至第四重，其润泽尤甚，而色又正紫，虽发墨与端歙差，同而资质殊为下”，“青州紫金石，吉州永福县紫金，石状类端州西坑石，而发墨过之，”并品列第九。宋欧阳修《砚谱》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惟京东人用之。”宋李之彦《砚谱》云：“青州紫金石，状类端州西坑石，发墨过之。”宋高似孙《砚笺》卷三：“青州紫金石，理觕，不发墨，京东人用之。”引《唐录》“ 紫金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又云：“晩唐竞取紫金石，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琢制不精，惟一脔琢平耳 。”又引《米帖》：“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唐出其下。”宋杜绾《云林石谱》载：“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扣之有声。”清沈心《怪石录》云：“紫金石产临朐县沂山下土中，色紫如端溪东洞石，质坚，作砚颇佳。”清乾隆钦定的《西清砚谱》所说：“临朐紫金石在唐时竞取为砚，国初已乏，当端、歙即盛行，采取者少，故甚少流传。”乾隆皇帝对紫金石砚厚爱有加，1778年御题大平有象紫金石砚：“紫金石砚临朐产，起墨益毫略次端。刻作太平称有象，斯之未信敢心宽。”
冠以紫金砚的，大抵有四五个地方的砚种。除山东临沂瑯琊紫金砚外，还有安徽寿春八公山紫金砚、山东青州紫金砚(临朐紫金砚），江西吉州紫石砚也有紫金砚之称，浙江江山西砚中有一石品也称紫金砚。多地紫金砚的介绍中，不乏用到这个传说。那么，苏轼欲随葬入棺，而米芾不顾一切索回的砚台，究竟是何地紫金砚，成了千古之谜。当然，江西吉州石与右军乡石搭不上边，可以排除。浙江江山西砚，与苏轼沾了一点边，相传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在其离杭州时，浙江的父老乡亲为表达对他的爱戴之情，携带许多地方特产夹路相送，而他只收了一方西砚，说明西砚在当时已颇受文人青睐。至于寿春紫金砚，还真有点渊源。公元307年，包括王羲之父亲王旷在内的临沂王氏大族千余人，随同瑯琊王司马睿携家南渡，来到建业（南京），而王旷历官丹阳、淮南太守、会稽内史，或许王羲之在淮南生活过，或许曾用寿春紫金砚习过字。而同在齐鲁大地的临沂和青州临朐，因为有众多的历史记载“作证”，紫金砚纷争之激烈，就不用赘述了。
关键在于当事人米芾是怎么说的。其《砚史》云：“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本人所见版本无此描述，历代古人却有此引述，恐古人所见版本与今不同而致。)《乡石帖》云："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紫金研帖》云："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尤其是在《宝晋英光集》也记录此事：“吾老年方得瑯琊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其下。新得右军紫金砚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斯，不复用此石矣。”这就明确指出瑯琊紫金砚，其乡石必出临沂无疑。临沂古称瑯琊郡。临朐县东南25公里设朱虚县，西汉时曾属瑯琊郡，自东汉至魏晋属北海国（今潍坊），南朝时属平昌郡，北齐时被废。所以《后汉书.地理志》瑯琊国十一县和《晋书.地理下》瑯琊国九县，均不包括临朐。古人对地域概念是非常明确的，米芾所云右军乡石、瑯琊紫金砚，我想应该是临沂所产。当然，淮南寿县、青州临朐都产紫金砚，只是不同产地的不同砚石而已。
近几年，孙建军先生综合运用历史学、地质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终于在王義之故里——临沂市兰山区境内的红埠寺附近，找到了这种砚石，并釆集了紫金石制砚。“其色正紫，质抚凝脂，腻如童肤，丝绢茫润，呵气生云，扣之有声。”这是紫金石的特征，也说明紫金砚具有非常良好的实用性。孙先生告诉我们：“瑯琊紫金石除了紫是正紫类端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金’。何为金？就是遍体映日金星，金星斑点呈紫铜色。”据介绍，首博的紫金古砚，石可先生曾在北京上过手，就有这种遍体金星。有言道，紫石可得金星难，紫色金星更难得。
红埠寺附近砚台岭所产的砚石，真正的紫金石料其实很少，所以弥足珍贵。主要石品有金星、金线、冰纹、银星、鱼鳞纹、青花、鱼脑冻、蕉叶白、豆点（石眼）、朱砂斑和橘色斑等。其颜色、石质、下发墨效果等特征，与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少量存世之物基本吻合，应该是历史上瑯琊紫金石原矿。孙建军先生遂以“紫金石舍”，作为自己的斋号。有人说，这还有待有关部门的专家予以鉴定。可是，还真不知道有哪个部门的哪位专家能作出科学的鉴定。
紫金石舍的紫金砚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