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冬学期，小朱同学有幸担任了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文物鉴定》本科生课程的助教。课程由刘斌和蒋璐老师领衔，在8周16堂课里，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从各自所长出发，分别向同学们介绍了金属器、玉器、陶瓷、书画、唐卡等不同门类的眼学和多种科技鉴定方法。以下是结课时小朱有感而发的分享，突然想起来似乎也与最近想说的话相关，亦有些补充，借着这次的机会也一并发出来。期待诸位师友的补充和讨论。
很高兴这学期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文物鉴定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完整地听下来一门文物鉴定的课程。虽然说自己可能在某些门类上稍微有一点基础，但其实也比较有限，其他门类更是基本一窍不通，一个学期下来还是挺有收获的，也很高兴老师们能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感想。
“文物鉴定课”学什么？
首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困惑，这门课到底是什么，想让大家学会什么？一学期下来好像什么门类什么方法都接触了但好像又什么都鉴定不了。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真正的鉴定活动，对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接触器物的量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我相信任何一位老师都不可能指着说给我们上了两堂课，甚至是八周的课，看几个标本甚至只有几张图片，我们就有能力去鉴定某个门类的器物了。
我想，各位老师更多是想教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一个东西是怎么鉴定的，鉴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手段，包括传统的文物手段、考古学的手段和科技的手段等等；不同的门类有着什么样的应当关注的细节或者说突破点；或者说在应对不同门类器物的时候我们有着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参考可以运用。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对每一个门类不同时代特征和不同地域风格的把握，这些就是老师前面说的，传统的，古代器物的知识体系。这是鉴定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几乎每一位老师、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讲一些传统文物学上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器物风格是什么样的，等等，一旦这两些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混乱，那这个东西首先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当然有些时候这种问号也不一定意味着直接的否定，在浩如烟海的器物当中还是很容易出现一些“例外”的，在不是非常离谱的情况下，这些例外的可能性不应被我们忽视。这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全方位地考察一件器物了，包括他制作工艺层面和老化层面等多方面的信息。
我想，这才是这门课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鉴定，而是告诉大家应当怎么学习鉴定，可以有什么样的技术来武装我们，帮助我们完成鉴定。
为什么要学习文物鉴定？
“是什么”下来是“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文物鉴定？
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刚进入这个专业，刚开始上专业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再三强调的“三不原则”，不收藏，不买卖，不鉴定，可能还有其他的各种不。那我们都这么多不了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呢？
暂时不说一些毕业后在一些博物馆的征集部门或者拍卖行等涉及文物交易的岗位工作的情况，这样的同学毕竟还是少数。实际一点来说，像大家未来如果在博物馆或者考古单位工作，或者说文化遗产，接触到的东西看起来似乎都是老的靠谱的材料，甚至我转行了压根就不会涉及到文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这些？
这部分其实刚开课的时候老师也已经说过——我们作为考古或者博物馆方面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一些场合需要我们去判断一些东西的。并且在博物馆或者考古遗址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早年征集或者后期混入的晚期的，新新老老或者年代信息错乱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去甄别。
如果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完全没有甄别的意识和能力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研究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比如说当年浙江闹得很大的“宋青花”事件）。
这就意味着，我们以后不管从事什么方面的研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最好要有一定的鉴定能力。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我们不在文博行业，比如说我转行我去一些文化单位、行政机构、媒体或者去做一名中小学老师的话，我们也还是很有可能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很多来自社会面上的一些信息，甚至可能会有涉及收藏的人来合作，而社会上的这方面的信息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今天老师也提到了“国宝帮”这个群体，他们也经常做一些宣传，跟政府机构或者院校合作，试图让自己那些东西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我们自己学文博的都没有能力去甄别或者说没能发现一些问题/没有去甄别的意识，则很可能造成一些错误的信息被传播出去，一些很离谱的东西登堂入室，被当成知识教授给下一代。
浅谈著名画家、收藏家国科大徐铭教授
春秋战国盟书高调亮相：是“国宝”进了国科大还是“国宝帮”进了国科大？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相信也是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所以其实“文物鉴定”不仅仅是一项专业技能，更是一项意识。我们既然是学这个出来的，知道这其中可能存在怎样的乱象，就意味着只有我们时刻拎着这根弦提醒自己，才能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
怎么做？——文物鉴定的“公心”
说完了是什么、为什么，接下来是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最基础的办法肯定是大量阅读器物，并且适当结合一些科技手段。前面也一直说了，这一整门课都是在告诉大家这样的道理。但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的位置可能比这个更基础、更重要一些——那就是我们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完成鉴定这项工作。
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心态来面对鉴定这项活动。是别人交给我一个任务，我对付对付过去就是了，还是说，这个东西我说是老的或者新的，开张证书就能挣到多少钱么？
我想肯定都不是的。
在我看来，鉴定最重要的在于一颗 “公心” 。
不论我们身处什么位置，鉴定的活动是为公还是为私，别人来咨询，肯定是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的鉴定结果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东西是否会进入公共知识的领域。
这时我们不只是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对鉴定结果负责，而是对这个东西，对一段我们先民创造的的历史，对公共知识负责。
如果把一件老的东西鉴定错了，那很有可能使得一个东西被重新锁进库房甚至扔进垃圾桶，一段历史信息就这么被掩埋，如果把一个不对的东西鉴定成对的，前面也说了，那就是让一些错误的东西进入公共领域混淆视听。这两个情况都是很危险的。
但人非圣贤，其实这两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任何一位专家老师都不可能说自己绝对不会犯错，除非他不鉴定。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十分地、格外地谨慎，文物千千万，例外总是有，不是说每一件东西都会百分百落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所以在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不应过分地相信我们所谓的经验和直觉，更不要过分依赖一些“科技检测”的死板结果。
与每个人一样，每一件物品也是非常多面的。我们在看东西时尽管已经竭尽所能地全面，但还是必须承认，我们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物”所蕴含的信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因此，保持着对器物的敬畏，不管这东西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一些体制内机构，对我们每一个判断的审慎和战战兢兢，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在座的大家以后可能会成为某个领域内的专家，也会认识在某个领域内比自己更强，或者至少不比自己差的人，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擅长的主题、各自关注的细节和角度。在自己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条件允许时，本着“公”字当头，对器物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多问几个人，多从几个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再下判断，真不丢人。
我想，头上时刻绷着这根“公心”的弦，这才是文物鉴定最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