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胡西林
旧藏杭州文物商店的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是一方难得并且富有内涵的砚台。说它难得,是砚上铭文分别出自明代三位重要文人之笔;说它富有内涵,则是因其浓缩了一段明代文学史。
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
杭州文物商店旧藏
“前后七子” 为砚伏笔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弘治至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前后七子”曾活跃文坛数十年。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倡导向秦汉盛唐诗文的现实主义传统靠拢,在当时的文坛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前后七子”又称七子社,是同一宗旨下两个文学社团的合称,因为时代有先后,故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朝廷以八股取士,读书人为求博功名,整日埋首八股文中不及他顾,为诗为文的主流还是沿袭永乐正统年间主宰文坛长达三四十年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大官僚)所倡导的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或是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这当然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引发诸多士夫文人的不满与反对。
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革新文风,于是李梦阳、何景明振臂结社,聚集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后人称其“前七子”。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拟古对抗台阁体文风。
这一段文学史,为此砚的铭文埋下了“伏笔”。
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但性气诗却仍旧盛行。到了嘉靖、隆庆时期,道学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表现在文章与诗歌方面,甚至连绘画乃至瓷器的纹饰上也有相当反映。于是便有李攀龙、王世贞接过“前七子”的旗帜,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京城结社立派,史称“后七子”。嘉靖三十二年秋天,李攀龙因为赴顺德任职,京中七子社的事遂由王世贞主盟。
无需讳言,当年前后七子在高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重视学古的同时,也出现了矫枉过正以致片面,摹拟剽窃成风,为时人及后人所指责诟病。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警示文学家们不能再闭着眼睛粉饰太平,他们的出现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砚因铭文 得以永年
了解过这一背景,我们再来欣赏这方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解读砚上三家铭文便是一件意蕴深远的事了。
该砚呈长方形,圆形砚堂,叶形砚池,砚背平坦无复手;色紫而深沉,显然因为年代久远抚摸有加,包浆温存古穆;砚上铭文分别铭于砚额与砚侧,如画上题跋,宾主有序,所铭文采理趣互映,字里行间都有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