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铸剑》，描述了一位名叫眉间尺的铸剑师后裔，为父报仇的故事。
其实，这篇小说并非鲁迅先生的“原创”，而是一个传统故事的新编。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汉朝刘向编撰的《列士传》和《孝子传》，而流传范围最广的则是甘宝所著《搜神记》中的版本。所不同的是，在《列士传》和《孝子传》是以《干将莫邪》为题目，而《搜神记》则是以《三王墓》为题。而且，三部作品中的主人翁都是铸剑师干将和莫邪的儿子，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分别是赤鼻和赤。而鲁迅先生，因为赤的长相是“眉间广尺”，所以将他命名为眉间尺。
不论故事的名字叫《干将莫邪》也好，叫《铸剑》也罢，主人翁的名字是赤鼻亦或者眉间尺，其实都不重要。这几部作品，都是在宣扬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毕竟，年仅16岁的眉间尺，为了给父亲报仇，就敢背着一把宝剑独闯强大的楚国。最终，为了能够成功刺*楚王，选择信任“黑色人”，将自己的人头和宝剑交给他，并由他完成了对楚王的致命一击。但是，如果认真阅读《铸剑》和《干将莫邪》，你会发现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先前的文章有着莫大的不同。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铸剑》中，对于“黑色人”得着墨比《干将莫邪》要多。而这为在另外三部作品中只是被称之为“客”的“黑色人”，与其说是一位游侠，到不如说是一位“刺客”。而正是对这位刺客的描写，能够让我们从这篇“披着侠义外壳”的小说中，读出鲁迅先生内心那丝不易察觉的无奈与彷徨。
所谓刺客，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怀挟武器进行暗*的人”。而且，与行侠仗义的侠客相比，刺客是“为获得报酬而*人”。但是，在司马迁看来，刺客尤其是先秦的刺客，不仅属于游侠，而且他们都是随时可以为了知遇之恩而抛弃自己生命的人。所以，与后世为了蝇头小利而*人的刺客不同，先秦的刺客怀揣着侠义精神，而且他们的行动更有他们的理想和抱负隐藏在其中。
所以，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中，不仅专门为刺客列传，而且对描述的五位刺客，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在司马迁看来，这五位刺客，或者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比如曹沫、专诸、聂政；或者功败垂成，比如豫让、荆轲。但是，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展示了侠客的勇气，检验了侠客的信义，更对当时的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同样，在《铸剑》中的“黑色人”也没有愧对先秦刺客的身份。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眉间尺的托付，也证明了刺客的“勇敢”、和“信义”。
这里所说的“勇”，并不是说“黑色人”敢于拿着宝剑去找楚王拼命。因为，这种敢于“血溅五步”的决绝不过是“匹夫之勇”。因为楚王不仅残暴，而且生性多疑，所以仅凭借一份“血勇”之心，不仅会搭上自己的性命，更无法完成眉间尺的重托。所以，黑衣人在面对楚王时，要隐藏自己的“*气”，更要想办法排除楚王对自己的疑虑。当“黑色人”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砍下楚王的头颅之后，他发现眉间尺无法控制住楚王，所以义无反顾地砍下了自己人头，在沸腾的“鼎”中，与眉间尺相互协助，终于彻底将楚王置于死地。然后，“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所以，“黑色人”的勇，是蕴藏着大智慧的“勇”！
当然，“黑色人”不仅证明了刺客的“勇”，更将“信义”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黑色人”并非名满天下的豪侠，所以不必为所谓的盛名所累。面对戒备森严的楚国王宫，黑色人没有必要为了仅有一面之缘的眉间尺，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何况黑色人，看上去不过是一个“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生活明显常拮据。当时他已经得到了眉间尺的人头和宝剑，完全可以拿着这些去向楚王换取高官厚禄。但是，黑色人因为“信义”，拒绝了所有的诱惑，也排除了各种恐惧，完成了对楚王的致命一击。
“黑色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眉间尺的托付，也证明了刺客的“勇敢”、和“信义”。但是，与先秦时代刺客可以改变朝局或影响局势发展相比，“黑色人”和眉间尺的牺牲，对当时暮气沉沉的楚国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触动，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未曾泛起。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了《铸剑》的第四部分。而也是这一部分，或许才是鲁迅先生内心真正的写照——无奈与彷徨。
在《铸剑》的第四部分中，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等人粉墨登场。当楚王、黑色人和眉间尺三人的头颅都落入沸腾的金鼎之后，他们争先恐后地拥了上去，然后只是进行观望，而“挤在后面的（人），只能从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这种状态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第六个妃子忽然发狂似的哭嚷起来”，人们似乎才意识到“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而且足足等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才想起到大厨房拿笊篱去捞楚王的人头。
楚王的头颅虽然捞起来了，但是已经与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头颅混淆在要一起，根本无法分开。所以，楚国上下决定，只能将三颗头颅一起埋葬。而当藏着“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6]的灵车行进在楚国都城之时，到处都是看热闹的百姓，其中除了“几个义民很忠愤”之外，大多数人关注的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甚至连“装着哀戚的颜色”的“大臣，大监，侏儒等辈”都不屑一顾。因为，在百姓看来死一个国王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样，对于王后也好，王妃也罢，还有其他达官显贵，依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铸剑》中描述的楚国，与鲁迅先生所处时代的中国是何等相似。要知道，这篇小说写于1926年，发表于1927年4、5月（《莽原》杂志第八期和第九期）。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武昌起义的洗礼，也推翻了腐朽的清廷。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以北洋军阀为首的武人集团所窃取。曾经抛出了各种救国的理念，比如实业救国，比如教育救国……但是，这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理念，很快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被无情地摧毁了。于是，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向着两股势力屈服，虽然没有同流合污，但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澎湃。
民族资产阶级的屈服，直接摧垮了那些激情澎湃的文人。他们曾经为革命欢呼鼓噪，期盼能够实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抱负。结果，现实就像一盆凉水，无情地扑灭了文人们心中的火焰。那些在辛亥革命中，一直没有被唤醒的民众，甚至比之前清廷统治时期更为麻木不仁。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的压迫，更要面对战火的荼毒。
而这一切，都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所谓的武人集团造成的。这些穿着军装，操持着枪炮的军阀，早已将先秦游侠的侠义风骨抛到了九霄云外。且不说，他们是否胸怀国家民族这样的大义”，就是武人本应拥有的“勇武”和“诚信”都已经荡然无存。
当时的中国多灾多难，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环司伺。如果真正的武人，当登高一呼，内平定割据之军阀，外对抗侵扰之列强。为民众争取安定的生活环境，让国家和民族能够拥有独立之姿态。但是，当时的军阀，除了在军阀混战中争雄之外，面对列强只有奴颜婢膝。尤其是1926年之时，为了安抚列强，军阀甚至不惜将枪口瞄向了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出离愤怒的鲁迅先生，除了将自己的笔化为匕首和投枪，写出《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似乎也无能为力。
毕竟，当时的军阀集团不仅丧失了武人的“勇气”，更缺乏做人应有的“诚信”。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分裂之后，中国民众看得最多的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且，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都是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又会因为分赃不均而反目成仇。所以，当时军阀之间的混战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奉系和直系联合起来打皖系，就是奉系和皖系合起伙来对付直系。相互之间的盟约也好，协议也罢，不过是无人遵守的废纸。“信义”二字，已经从他们的身上被彻底告别了。
民众的麻木不仁，让曾经追求“精英治国”理念的中国文人，理想已经趋向幻灭。而武人集团的彻底沦丧，则成为压垮他们内心理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竟，他们曾经对于还称之为“新军”的武人集团满怀期待，将他们视为革命的主力。可是短短10余年之后，中国的武人集团就已经彻底蜕变，不仅没有了应有的“侠义精神”，更是连武人的基本道德都被抛弃。
所以，中国文人在对武人集团失望之余，其内心更是充满无限的彷徨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