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经世致用，写下《劝学篇》：清末儒臣张之洞活得太纠结
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将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
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场，位少人多，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了封疆大吏大半；朝廷缺钱，又让一批杂佐以银子铺路，以捐纳挤入官场。于是鸠占鹊巢，仕途拥挤，本来等着外放的翰林们就前途无望了。
他们牢*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于是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李军机于张之洞是他河北的同乡前辈，清流的风格又很对自己的口味，张之洞毫不犹豫入了伙，成为与张佩纶齐名的清流党大将。清流个个正途出身，满腹经纶，看不起当时炙手可热的“浊流”——洋务派封疆大吏。慈禧太后也乐见借助清流的势力，牵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员。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最大的敌人是李鸿章。在张之洞他们看来，李中堂是“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张之洞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很少有纠弹官员之举。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赏识，更为慈禧所另眼看待。
慈禧太后像
假如张之洞没有机会外放，大概他终身会成为清流的死忠党。偏偏不久机会来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抚。在这之前，虽然做过两任钦差学政，他并没有主管行政的州县地方官的经历。因为有慈禧的眷顾和同乡李鸿藻的关照，竟然越级提拔，获得“特擢”，成为封疆大吏。这是张之洞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在翰林院任职言官，尽管放言高论，应该如何如何，不必为结果担责。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表现，以政绩证明自己。张之洞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假如不懂洋务，便实现不了富强，而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富强正是生存之本。
从山西巡抚开始，到后来的两广总督、湖广总督，20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让他从一个高谈阔论的清流党，变为一个注重富强的洋务派。特别在他督鄂的18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最出名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汉这个华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谢的是张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为张之洞真的摇身一变为完全的洋务派，毋宁说他是以清流为本，洋务为用。清流与洋务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紧张，后来他在《劝学篇》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顿。事实上，办洋务，并非违背圣人义理。洋务事业，从经世致用而来。儒家之义，本来就有两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另一面是经世，落实于社会政治治理。经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经世，则与道家、佛教无异。儒家与法家、佛老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层面，又有经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办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一场静悄悄的自我变革，它继经世而来，是经世之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在西风吹拂之下经世的新阶段、再发展，未必违背圣人之学。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皆可作如是观。
张之洞最欣赏的是“通经致用”，早在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他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提出治学、读书、习史的根底在于“通经”，熟读儒家经典。但是，通经不是目的，最终乃是要“归于有用”。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张之洞以饱学之士闻名，其读书之多之杂，在同治年间无时人可比。他给尊经书院的门生开列了2000余种书目，后来作为《书目答问》一书传布全国，成为当时士人们首选的读书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的传统经典，也有几册翻译的西学著作，比如《新译西洋兵书五种》《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等。清末的启蒙巨擘梁启超少年时代埋头于科举，不知天地间除了辅导科考的帖括之外还有另外的学问。待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顿开茅塞，始知天下还有学问二字！直到七年以后经过上海，才看到了张之洞所开列的这些西书。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读到《书目答问》中西书的时间，也不比张之洞更早。
梁启超像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重用维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针锋相对，迫令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归兮，部署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城兵权。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张之洞形象开明，为帝党所倚重；又死忠太后，为后党所信任，国内外都将调和帝后冲突的目光放在张之洞身上，在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描绘了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图，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纲领性文件。他开宗明义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会非议变法。因为可变者，是器械、工艺和法律政制，这是用；不可变者，乃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简而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用的层面，可以引入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学绝不动摇。整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讲的是不变的圣人之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逐条论述变法的途径。
《劝学篇》
戊戌之后，张之洞与康梁彻底交恶。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让张之洞厌恶，他多次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指责康梁办的《清议报》“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际，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密谋起义，救光绪复辟归政。张之洞毫不手软，将这个昔日的学生抓捕入狱，亲自堂审，张问：你文才甚优，为何谋乱？唐反唇相讥：你读书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与光绪帝的君臣之义！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创办的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的门生，为了摆脱干系，张之洞不经奏报，第一时间将唐才常等20位起义者*害。自古以来，诛*读书人在史书上一向无好名声，张之洞深知这一点，在政治厉害面前，他断然选择自保。血光之下，他的内心是惶惶不安的。康有为一语道破了他的忐忑心态：“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亦苦矣！”
比较起同代人李鸿章，张之洞的确要复杂得多，他不仅是一个能吏，而且还是一个儒臣，他的种种矛盾行为，固然有厉害的算计，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这个秘密要到《劝学篇》里面去破译。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
在晚清最后20年，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亦新亦旧、跨越新旧的人物，旧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旧。新传统主义者的复杂面相就在于此。在用的层面，他是与时俱进的。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清廷在法律、官制、科举、练兵、游学、工商等领域推出全面的新政，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变法三折”成为晚清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湖北的新政，几乎都走在全国的前面。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宪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国俄国，筹备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张之洞一反之前的谨慎态度，觉得若不尽快立宪，“排满”风潮永不止息，大清江山也将难保。
到了晚年，他眼见新学猖狂，颇有悔意。在他看来，文以载道，人人趋新，用新名词，文体变坏，士风人心也会随之变坏。但新学新政又是他一手提倡引入，为了富强之故又不能重新逐出国门，张之洞因此常常感到痛苦，嗟叹不已。在洋务与新政时代他将书院改为学堂，如今他最想办的竟然又是书院，试图在汹涌的西学大潮面前，保留中国文化的国粹，守护摇摇欲坠的圣人之道。
晚年的张之洞，是孤独的。1907年，他奉旨离开经营了18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这年他70岁。回首四顾，这个本来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变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辈已经凋零，过去的风雅成为绝唱。守旧者依然守旧，固陋闭塞，言新者又多是浮躁浅薄的年轻一辈。张之洞与两边都气质有隔，可谈论者几乎绝迹，只能常常独自一人去西山游览，与自然默然相对，口中吟出的诗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悲凉：“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张之洞入军机处一年以后，大事发生，光绪、太后几乎同时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绪的弟弟载沣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大权。
牢记“不可重用汉人”祖训的摄政王载沣，表面上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当回事，甚至还不如太后执政的时候。载沣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国亲，不给汉人大臣以实权，张之洞屡屡上书，苦谏说：“若舆论不服，必激发革命。”载沣竟然自信满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摄政王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意的无能之人，他只记住一条：掌握兵权，那是他当年出使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密授他的统治秘诀。但他不知道，比兵权更要紧的，是人心。
张之洞听到载沣这话，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不意闻亡国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临终之际，摄政王前来探望，张之洞有满腹的忠言诤语要倾吐，但载沣只是虚与委蛇，要他不必多想，好好保养。待载沣离开，张之洞长叹一声：“国运尽矣！”几天之后，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