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花欲燃吖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揭露批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内容的优秀古典讽刺小说，作者是中国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祖籍浙江温州，出生于康熙四十年，因其家族世代繁荣，在当时是“科第仕宦多显者”的一个官僚家庭，为此，年幼的吴敬梓早早地体会到了人心叵测，见利忘义之人性大恶，家族人为了争夺更多遗产，更是将年纪轻轻的吴敬梓卷入了争斗的漩涡之中。
正是由于这种不幸的童年遭遇，伴随着后来的家业衰落，吴敬梓对功名富贵产生了鄙弃之心，更是将这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倾注于《儒林外史》之中。但是，为了避免清廷的文字狱，则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明代的框架之中，实际上，它所批判的正是“康乾盛世”下的八股文人。
他在书中塑造了许多讽刺对象，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小官吏、劣绅、等等，也同样塑造了许多诸如王冕、杜少卿、沈琼枝等正面形象，企图用理想人物反衬封建制度的腐朽。
该作品除了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这一典型形象，还为中国文人刻画了一位骨血丰满的“东方葛朗台”。
严子育，字致和，因有监生之名，人也常叫严监生，有一同胞兄弟严致中，是个贡生，两兄弟各自为家。话说严贡生惹了一桩官司，严监生出场时便介绍其“家有十多万银子”，是个胆小有钱人，为了替哥哥平时，严监生“大出血”掏了些许银两替严贡生摆平了官司。
他家中有妻妾二人，正妻王氏贤良淑德，所以严监生将家中财产全部上缴给妻子，一概不问去处，只叮嘱仔细过日子，小妾赵氏生有一子，平日来往不多。因严监生平日勤俭节约，即便是家中有几亩薄田，还有十万两银子，仍旧小心翼翼地苟活着，夫妻四口度日仍旧自力更生，不肯多花一分闲钱雇佣外人。
妻子王氏重病，面黄肌瘦，还要怯生生地站在院子里装瓜子、剥栗子干些力气活，而妾生子每每叫喊要吃肉时，严监生也只是在熟食店胡乱买一点给他解馋便罢了，平日四口之家勒紧裤腰带生怕将日子吃穷了。
事情也就从王氏这一病说起，没几日就卧床不起，眼看药石无医，严监生遍请名医只恨不能求仙问道多留妻子一日，此时小妾赵氏便隆重出场，极其殷勤，瞧王氏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就干脆抱着儿子睡在王氏脚边，哭哭啼啼地尽心服侍，每日每夜的痛诉恨不能自己替了王氏。
这情深意切的姐妹之情，险些都将上帝视角的读者诓骗过去，而王氏一句“似信非信”才点破了赵氏这别有用心的“窗户纸”，吴敬梓用妻妾这一场上下之争，将严监生这卑微而不讨喜的一生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不过都是挣扎着活命的封建牺牲品。
小妾赵氏的“心机”上位，是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荼毒，也是对文人醉心功名的控诉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鬟道：“赵家的那里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
赵氏这一番惺惺作态实际上是为上位做铺垫，封建社会对于阶级地位十分重视，府中正妻必须是家教森严、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一旦正妻亡故，是没有取而代之，自动补位之说。小妾终生为妾，所谓嫡庶有别。也就是说如果严监生若要有正妻看家，还需再娶良配，赵氏这一生都是做小伏低，爬不上枝头。
因此，她为了儿子不受后娘苛待，一心要爬上正妻之位，王氏在上，她在下，如今只能寄托靠真情打动王氏，只要她首肯，严监生才能将小妾扶正。
严监生听从王氏建议，将赵氏扶正，当夜新人笑、旧人哭，王氏撒手人寰，而赵氏在拜堂成亲。赵氏为了表态度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哭死在众人面前，灌开水醒后，披头散发哭得昏天黑地，可谓是做戏做全套，有始有终。这是封建社会深入骨髓的表态文化，严监生一心考取功名是对建功立业的“表态”，赵氏戴孝哭丧是以下对上的地位的表态。
而王氏之死落幕后，赵氏摇身一变成了当家主母，掌管了严监生大小银两。如此荒唐的红白喜事，才是对封建制度最狠的嘲讽。王氏嫁给严监生，虽有万贯家财，却饿得骨瘦如柴，最后病逝，而亡故之夜，还要恪守封建社会对女性三从四德的道德标签，为丈夫小妾扶正，大喜的极致就是大悲的高潮，而赵氏有何罪？不过是为谋生而做得放手一搏。
严监生和赵氏在房中说话，猫将酒坛子打翻，露出王氏生前藏的“私房钱”，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严监生感慨王氏设想周到，在世贤惠，越发心怀愧疚，精神颠倒，恍惚不宁，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直至命入膏肓。
严监生临终之日，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一干人等问了一溜十三遭，没猜明白严监生是何用意，而小妾赵氏则上前低头叹道：“我知道了，你看那油灯两根灯芯恐它费油，我掐断一根就是了。”
故事落幕，一个活脱脱的“东方葛朗台”形象跃然纸上，然而，细品之下，会发现严监生同葛朗台大有不同，严监生并不吝啬，他只是苦了自己，替王氏治病延请名医，煎服人参，自己病倒人参舍不得吃，他不是一个嗜钱如命的吝啬鬼，而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笨拙的有情有义却活得卑微的小人物。
他的悲剧在于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他出场是“有钱而胆小”，他唯有用钱作护身符，来消灾弥难，苟且偷安。只能希冀这种金钱的富足来填补其挣扎在这功名富贵时代下的虚无感。吴敬梓用妻妾的嫡庶之争，一上一下的尊严之争，也隐喻了封建文人一生的追求不过就是向上攀爬的求生之路，不得已而为之的“上进”。
他不是没有第二种生活的选择，而是封建社会给文人贯彻的思想将人的灵魂生生地压扁，他用那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的刻苦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没能让他挺直脊梁，他临终托孤也只望儿子将来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
他愚昧地认为只要考取功名才能挺胸抬头，就如赵氏一心以为爬上正妻之位就能掌控一切，他们思想中所有反抗的苗头都早已被封建制度榨干，所想的所有应对之策，没有自己做主人这一选项，只剩下融入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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