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焦循曾在《易余龠录》中说“一代有一代之胜”，并选取楚*、汉赋、魏晋南北朝隋唐诗、宋词、元曲、明代八股文为各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后来有人将最后一项改为明清小说，这是符合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情况的。在所有的文学式样中，明清两代独领风*的确实是小说。而其中又以章回小说为代表。
章回小说又称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由宋元长篇说话嬗变而来，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与笔记、传奇、白话短篇分途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
一、章回小说的源起唐代的俗讲变文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是章回小说的远祖。指的就是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的一种比较久远的师承关系。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所谓“俗讲”，即中唐以后的一种讲经方式，是和尚在寺里讲经的“话本”，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描摹表演，比较具有趣味性。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教义精深繁富，不易领悟，俗讲则将深奥的佛经文学化和通俗化，并且与说唱艺术结合。唐五代时有种说唱变文极为盛行，叫做“转变”，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变”即为变更、变化，使高深道理通俗化。变文可以说是彻底的民间文艺，它是一个人就能说唱的讲经文。
由此可见，俗讲变文其实就是通俗方式下的佛家讲经，陈寅恪先生曾讲过：“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易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都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由此足见，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确有渊源。
不过，俗讲及变文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经由“说话”艺术这一中介发挥作用。
“说话”就是讲故事，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是说书、评弹等艺术形式的鼻祖。
随着李唐王朝的解体与坊市制度的结束，经五代纷争到宋朝建立，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文化空前繁盛。这为市民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而在唐代开始繁盛起来的说话，更是吸收俗讲、变文艺术的经验，到宋元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当时市民文艺的主要形式之一。
随着市民欣赏水平及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宋元的说话艺术出现了“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的局面，四家数指的是：小说(古称银字儿)、铁骑儿、说经、讲史。由此，有固定体制的话本也相继产生。话本，就是说话的剧本，它是处于讲俗变文与章回体小说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学界一般认为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适认为“宋朝是章回小说发生的时代。 如《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等书，都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始祖。”宋元话本直接继承了唐代俗讲变文的许多文体特征，例如：宋代话本有“入话”、“收尾”的特殊艺术形式就跟讲俗变文中的押座文、解座文十分近似。所以，论起明清章回体小说的母体还要数宋元话本。
话本小说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章回小说的文体形态特征几乎都能在话本小说中找到遗传因子。俞平伯即据“起首有楔子”、“起首有诗、结尾有诗”、“书分章回”等特征而认为章回小说乃“话本之肖子”。
如果从小说的结构体制来说，则不管“讲史”平话还是“小说”话本，都与章回小说存在传承关系。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将话本的结构体制分为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个部分，如果按照各部分的结构功能归类，则可将篇首、入话、头回并为一类，视为导入部分，正话是小说主体，这样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题目、导入部分、主体部分、结尾，而一部完整的章回小说也相应地存在这四个部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两种文体之间传承关系。
二、章回小说的特点章回小说既然由宋元时的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脱胎而来，则免不了带有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子。同时，在经过文人们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又增加了其更多新的特点。
一、以分回标目的形式划分叙事段落分章叙事。标明回目，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特有的体式特征，故称为章回小说。这与宋元说书艺人讲较长历史故事，一次讲不完而分段进行有关。这种分回的做法，对章回小说家集中力量经营好每一回书非常有利。回目要尽可能概括所说故事的重要内容。早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回目都是七字的单句，如“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到了《水浒传》，由单句变为了偶句，如“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等。这种形式，发展到后来对句越来越讲究，要求对仗工稳，平仄和谐，甚至如《红楼梦》等小说的回目还有些许诗意。而从回目标题，亦可见作者文学素养的高低。
二、继承“说话”艺术的叙事方式。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作者始终扮演着说话人的角色，采用“说给人听”的散说为主并间以韵文的叙事方法。
作者创作时虽然已经脱离了说书场，但仍遵循“说话”艺术的基本要求。“话说”、“且说”、“但见”之类，仍是叙事和描写的常见方式。
在讲述过程中，作者可以任意中断情节的发展，向读者进行解释和评论。讲史艺人为吸引听众下次再来，往往在情节紧要关头突然打住，留下悬念。这种叙事技巧也为章回小说所继承。在每回结尾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结束。 后来虽完全摆脱由说到听的模式而转为文本阅读模式，但仍保留着某些说书习惯用语的痕迹。
三、作者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章回小说继承说书艺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事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可以随意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对人物的外表与内心，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些章回小说家为了更深入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不满足于这种全知视角而兼用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的限制视角。如《水浒传》写宋江眼中看到了莽李逵，李逵眼中看到了黑宋江。这种运用人物视角的笔法，到了《红楼梦》已成为作者常用的手法。
四、丰富多彩的叙事结构。小说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对情节的组织安排，使整部小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容不同，结构也随之不同。为了适应讲故事的要求，章回小说大多采用单线组合的结构形式，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较长的则组成情节单元。情节单元常由三个回合组成，如“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三调芭蕉扇”等。早期的章回小说，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较为复杂，由多线交叉组成。到了《金瓶梅》，采用了网状结构新形式，并为《红楼梦》所继承和发展。世情小说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其内容千变万化，叙事结构也随之千变万化。单线组合、单线纵贯、多线交叉、网状交织是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基本形态。
五、缓急有致的叙事节奏。讲故事要能吸引人抓住人，必须适应听众的欣赏心理需求。因此，说话艺人特别讲究掌握故事发展的快慢、紧松、起伏等变化。章回小说写给读者看，同样需要适应阅读心理，注意艺术节奏。
古典小说评论家深知此中奥妙，通过各种方式阐明安排好艺术节奏的重要性。《三国演义》第七回讲袁绍和公孙瓒、孙坚和刘表之间混战，接下去第八回却转而叙述貂禅的故事，毛宗岗批道：“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观好月。”就是讲究掌握节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六、通俗化的叙事语言。唐代传奇以文言文为主，宋元“说话”转为以白话为主。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叙事语言力求通俗化大众化。但当时的书面语言仍是文言文。章回小说为了雅俗共赏，在白话中夹杂古文词语及引用融汇诗、词、歌、赋、史传文学，也是很自然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利用了《三国志》史料等原因，名为“通俗”，实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相比之下，《水浒传》采用老百姓口语，可称为名副其实的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是经过精心提炼的白话而更富有文学色彩。
若从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无论哪种文学样式，包括诗词、散文、史传文学、戏曲或者是短篇小说，都比不上长篇小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对明清社会现实的反映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章回小说对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细致的反映，它是明清社会全景式的形象再现。
元末明初，社会动乱，豪杰并起，“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其实不仅是宋事，亦包括当时现实。《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对古代社会的描写，正是元末混乱现实的显现，其中寄托了作家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裕的政治理想。
晚明政治日坏，党争激烈，权阉专政，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面对如此形势，文人忧心如焚，此时的章回小说放弃了以前的以历史为题材的作法，大量时事小说迅即产生，其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梼杌闲评》等章回小说堪称代表。
总之，有明一代之政治大事、历史演变大都可以从小说中得知大概。清代章回小说亦是如此。
不仅政治，社会风气更可以从小说中得到明证。明代中晚期，皇帝崇信道教，侈谈长生术、房中术，耽于淫乐，社会风气日坏，于是就出现了《如意君传》、《金瓶梅词话》等世情小说。
除此之外，其它的小说的题材还有写爱情的、讽刺现实的、写神怪的、写宗教的等等。
总之，可以说明清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物都可以在章回小说中找到它的影子，所以有人把章回小说称之为稗官、野史，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