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那“一个作家”，浩然的创作曾给当时的读者和观众带来过审美快乐，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许多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所承认的。如果没有浩然，当时国人的精神生活将更加贫乏。浩然作品的局限是时代共同的局限，浩然小说的某些成就却是他所独有。
从今天的高度审视，浩然新时期以前小说的最大问题是对地主富农均予以妖魔化，原先的穷人被写得过于高大完美。这类描写也许不合乎客观事实，却未必完全违背作者自己的直感。对富人的反感、对物欲膨胀的警惕，一直延续到浩然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创作。
不是说浩然喜欢穷——他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们也一直在为过更富足的生活而努力，但浩然对物质财富导致的人性人品堕落，确实一直特别警惕。“共同富裕”道路是当时的政策，同时也合乎浩然自己的道德理想。幼年失怙的他特别关注鳏寡孤独、无势可依、没条件“先富”者的命运。这与柳青的情况类似。如果说赵树理和周立波对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合理性还暗自有些将信将疑，那么柳青和浩然一直坚信不疑，所以他们才对此写得那么有激情，同时能尽情发挥其艺术才情，在“图解”政治的同时揉进自己的见解和感受，编织出吸引读者的故事。也正因此，那些不受时代和意识形态阈限的海外学者才会欣赏浩然的小说艺术。
浩然的思想局限是客观事实，批评批判者多矣，在此无须笔者赘言。这里单说中国当代小说何以不能绕开浩然，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究竟有何贡献。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小说文体的独特探索。
首先，浩然能把本来寂寞单调的乡村日常生活写得动人心魄、引人入胜。能将乡村日常生活写得令人神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中早有其人，比如废名、沈从文和孙犁。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将自己的乡村记忆美化、诗意化。而浩然选取的是与之不同的另一路数。由于自小生长于农村、长大成名后也未曾远离乡土，浩然对乡村生活丰富的直感经验使他在描述乡村生活与农民性格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城里长大而凭想象写乡村的作家难以提供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这一优势使浩然小说即使主题明显指向政治，也仍不失其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能把乡村日常生活写得真实细腻不易，能将其写得使读者拿起放不下就更难。浩然能做到这些，凭的是设置激烈尖锐而颇为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同时使人读来又不觉虚假做作的艺术技巧。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这样集中和尖锐的冲突本不多见，这使得作品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日常生活传奇”——如果说《红旗谱》是“传奇”的日常化，《艳阳天》就是“日常”的传奇化。“传奇”与日常琐事的客观写实有所不同，它肯定要对原生态生活进行过滤，即滤除主题之外的“杂质”，删削一些枝蔓，并适度夸张某种成分，集中某些因素，以达到“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艺术效果。武侠小说、言情作品一般都需要做这样的处理。浩然小说写得既非武侠或爱情，也非暴力革命，他对叙事张力的制造，主要靠精彩描述人物之间的性格、*及意志品质之争。这方面的典范代表是《艳阳天》。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及这部作品的人都一致判定其主题是“阶级斗争”。笔者以新时代目光重新细读该作之后却得出结论：它的真正主题是乡村基层的权力斗争！“阶级斗争”是其标签或外壳，乡村基层权力斗争才是其真正内核！对萧长春、马之悦权力之争真实而精彩的描述，使这部长篇具有了吸引读者的独有魅力。
若抛开作者、评论者们的表白或定性而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就文本本身的叙事逻辑而言，萧长春、马之悦为争夺东山坞村最高领导权而进行的斗智斗勇，以及二人之间的品格意志之争，构成《艳阳天》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只是萧马权力之争的附属物，政治风云的变幻只是他们斗争的背景与外力作用。甚至“路线斗争”也并未构成这部作品的主题，像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后来的小说《金光大道》那样。之所以下此断语，是因萧长春的主要对立面马之悦并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其一切活动的最初动机并非颠覆现国家政权，他也并不执著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