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艳阳天》中，矛盾冲突的发起者是“反方”主将马之悦。没有马之悦，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和马大炮之流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无法构成萧长春及其所领导的农业社的真正对手：地主富农已被严密监视、严格管制，几个富裕中农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事开始时，东山坞农业社已经巩固，马之悦并未主张拆散农业社搞单干。他的父亲虽然曾是富农，但他出生不久他们家就已变为穷人。成年后他本来决心恢复家业，而当其凭着有胆量、有手腕、擅投机而“成了东山坞的要人”之后，其对权势的*压倒了其对财富的*。对他来说，只要能使其获得权势，共产党、国民党甚至日本人都一样。抗战时期，由于看到共产党在本地势力日益强大，而他还有起码的爱国心，觉得“为外国人卖命，屠*中国人，的确是可耻的事情”，他参加了共产党。在抗战和后来的“土改”中，马之悦表现积极；当了村干部后，他还做了一些能显示“政绩”的事情。在互助合作运动兴起之时，他不是像《创业史》中郭振山那样忙于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工作劲头更足了。他把临时互助组改成常年的”，成为互助合作的模范人物。当了党支部*、真正成为东山坞的权威之后，他更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政策，因为“他爱惜自己那个‘老干部’的光荣招牌”，也“爱惜自己的东山坞；他也觉着共产党不错，对得起他”。在《艳阳天》的艺术世界里，马之悦的政治身份其实就是农民兼共产党员干部。作为前者，他有其不同于一般农民之处，就是野心、心计和胆量；作为后者，他与萧长春不同的是没有那种真正的“革命理想”，而且生活作风败坏。但他与萧长春斗争的初始动机，并非要推翻共产党、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并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也知道这并不具有可能性。第55章写马小辫接到儿子马志新发自北京的关于要“变天”的来信去找他，他的分析是：“这么多年，共产党拼死拼活，为的哪一宗？为夺国家的印把子；这会儿夺在手里了，能那么轻易地交出去吗？”当然，按其投机性格，假使真的“变天”，他也决不会坚持其共产党员身份。
说到底，马之悦是一个只对权力感兴趣而并无任何政治理想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并非哪个阶级的代表，马小辫、弯弯绕们只是他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已。马之悦的人生境界，正与当今官场小说中比比皆是的腐败官员一样。马之悦打击农业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萧长春。他满脑子想的是“基业”、“江山”、“天下”、“大权”，但这里的“江山”和“天下”限于小山村东山坞，他原本并无推翻整个“无产阶级政权”以及现行社会制度的想法。马之悦的形象有些类似于《创业史》中的郭振山，又与后者有明显区别。他们的类似之处是：作为本村资格最老的党员干部，“土改”中他表现积极，有魄力，在村里一度享有最高的威信。他们的不同之处是：郭振山在“土改”之后、在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之前，发家的*、对财富的欲求超过了对权力、对个人威信的追求，而马之悦与之相反。小说第6章写到：马之悦在村里掌权、受到大家信任和尊敬之后，想的是“管他有千层房子万顷地也比不上这种突然得势的神气呀！”“他把‘创业’、当财主的心思先搁在一边了，一心一意要往‘官势’上靠”。因此他对互助合作态度积极，热心公益事业。他还“教育”马立本：
人生在世，不能光为金钱二字……最要紧的，是趁着自己年轻力壮，多给东山坞的群众办点露脸的事情。人家一见你的面，敬着，人家一听你话，从着；出了东山坞，一提名，人家全知道——这个荣誉，金银财宝是比不上的。为什么放着这条路不走呢！旧社会你想干一番事业，要担惊受怕，如今这是多坦然；只要你想干，你就干吧，共产党给你撑腰，东山坞的老百姓给你当后盾，你还怕什么呀！(《艳阳天》第7章)
萧长春虽然是这部作品倾力塑造、正面歌颂的英雄人物，但作者也写出了他的“权力意志”。作品第18章在成了“吵架会”的干部会上，写他在斗败马连福后，他又想找一个难攻的人试试。找谁呢？马大炮，会前已经较量过了，不是对手。对了，弯弯绕，看他有多少脓水……
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好斗性格，与梁生宝、刘雨生等形象有别，而与同样想“打天下”的马之悦恰成对手！有这样两个强势人物作对手，小说所写乡村权力斗争才剑拔弩张、环环相扣，产生特有的情节张力。
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文体的另一个贡献，是对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探索。
结构问题是长篇小说写作的重要问题。柳青就曾说“最困难的是结构，或者说组织矛盾”。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多为线型结构，即主要单线叙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历。这样写起来比较好驾驭，但不利于表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和更丰富的社会内容。茅盾的《子夜》以30多万字篇幅写两个多月间上海工业、金融业的争斗，描绘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画面，它采用的网式结构是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一大贡献。浩然的《艳阳天》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又有新的探索：它的文本篇幅有135万字之巨，若不计“三部曲”之类虽有联系又各自具有独立性的作品而单论作为有机整体的单种长篇小说，这在当时是创纪录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仅出版了第1卷)，而它的故事时间仅有十几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该书汉译本有157万字(按萧乾、文洁若译本)，故事时间为18小时。它们都是最充分地向空间拓展，这样又“使小说中的时间，借着不同的空间呈现，作了极度的扩张”。在具体内容方面，它又与《尤利西斯》恰恰相反：二者虽然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艳阳天》却突出集中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冲突，有许多戏剧化场面，是日常生活的传奇化。这种探索不论是成是败、是得是失，其勇气与创造性是不可否认的。
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三个贡献，是其“文革”结束以后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独特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
提及新时期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大家首先会想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之类歌颂农村新面貌、歌颂党的富民政策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浩然虽也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拥护改革开放，他的小说却并不一味歌颂，而致力于揭示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占据任何资源优势而又身无特长的老实农民的命运，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
与“文革”及其以前的作品相比，浩然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有变又有不变。变化的是其中乡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变的是他对穷人命运的关注。
新时期以前浩然塑造的萧长春、高大泉等村干部形象以及梁海山、田雨、王国忠等县、乡干部形象都是正确路线的化身，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理想的形象。这类形象虽有一定原型作依据，却比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物都更高尚完美，他们属于“应当如此”的人物，体现了意识形态希望现实中乡村干部达到的水平。而《艳阳天》《金光大道》所写马之悦、李志丹、张金发、谷新民、王友清等，与现实中的普通县、乡、村干部更为接近。虽然作品将这后一类人物符号化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乃至妖魔化为“反面人物”，但由于作者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性格刻画，这类人物反倒显得真实可信。进入历史新时时期以后，浩然摆脱了原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识形态的框范束缚，不再塑造理想人物形象，放手写起自己生活实感中的现实。这一时期他塑造的乡村干部形象，大多是不管百姓疾苦、一心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者或腐败分子。例如《误会》里的单支书、勾主任、史组长，《苍生》里的邱志国、《笑话》里的史先进等。他们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与马之悦、张金发等非常相似。《笑话》里那位离休的省级领导，也只是酒后偶尔想起战争年代救过他命的黑三老头。
如果说浩然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显示出其时代局限性，那么浩然这些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反倒显示出其预见性，因为其所揭示的现实问题迄今仍不过时。写于1994年的《衣扣》还反映了丈夫进城打工后“留守妇女”的遭遇和命运。而若将浩然的《俊妞》和铁凝的《哦，香雪》对比，则能发现其不同价值：俊妞和香雪处境非常近似，但后者揭示了外部世界带给封闭空间的清新气息和憧憬向往，前者却描写了*被唤醒后乡村少女的悲剧命运，使人联想到丁玲的《阿毛姑娘》。
如果单以政治视角看，批评者会指责浩然思想不够解放、对新形势有抵触情绪，但若从文学本身看，正因浩然与新时期以后“改革文学”主流保持了距离，反倒显示了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若单看主流改革文学，不了解农村实情的读者或许会对乡村现实有一种过于乐观的印象；而浩然小说专门关注没有“先富”的人群，让大家看到许多底层农民仍挣扎于贫困线上，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浩然对过于膨胀的物欲使人性堕落的忧虑，也显示出其“反现代的现代性”。倘因不合新时期“主流”而否定浩然的新时期小说，其逻辑正如因合乎旧意识形态“主流”而否定浩然新时期以前的作品一样，都是以“政治正确”判定作品文学价值。从政治上说，农村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其正面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前进中的问题”同样不应忽视，作家自有对其采取质疑批判立场的权利。这也是同样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与其“工业现代性”有别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