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句碑巍然耸立于张载祠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照耀古今，震烁中外。1956年，以关学余脉自任的于右任为关中弟子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作序时，愀然于文化承续，慨叹于精神不朽，挥毫题写“四为句”。尔后，题字被镌刻于张载祠东厢房壁上，后又勒石刻碑，立于碑廊之中。北宋大儒张载创立的以“四为句”为精髓的关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古代仕宦群体高尚的自我道德要求和高远的人生境界追求。
张载一生治学从仕，践履“四为句”，“思虑忧患以经世”，秉承担当敢为的精神，探索公平之法，期望利济天下，建立“太平”之世。
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所立之心为“道心”。他认为北宋贫富不均、财政窘迫、外族入侵、积贫积弱，根本原因不是财政、经济、外交问题，而是“三代道失”。儒家文化主体地位丧失致使人心失“道”，民心散佚，整个社会缺乏文化认同与砥柱担当。在其学宦生涯中，学宦相长，期望为天地人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系统和秩序，即“道心”。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登第后，近十年间，相继在祁州（今河北安国）、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渭州（今甘肃平凉）任职时，积极探索以礼为教、因礼设规的文化治理途径。他认为“知礼成性”，可以“变化气质”，人内尊礼义，而外循礼仪，可以立“道心”成善治。因此，在地方官任职中，他以礼化俗，“敦本善俗”，积极推行仁政，定期举行乡饮酒礼，推广家礼，重视孝道，表彰懿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需要才哲之士，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了张载。张载以“渐复三代”的政治构想，得到宋神宗赞赏。宋神宗拟派其到军政枢要部门任职。张载认为对新政了解不够，辞谢不就，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
张载殚精竭虑“为生民立命”，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不管是主政还是辅政，他积极践行“足民”思想，认为富民是治民和教民的前提。熙宁元年（1068），蔡挺知渭州时，张载升为著作佐郎。当年渭州发生霜旱灾害，年成歉收，饥荒严重，官府赈济远不能满足百姓借贷。张载竭力劝服蔡挺，取出十万军备物资救援灾民，并直接从当地人中选拔戍边士兵。在张载的努力下，边塞地区的民生得以改善。任职崇文院校书期间，王安石拟征用张载参与新政，交流时却政见多有不合。在变法问题上，张载肯定王安石推行变革的主张，但却不同意其“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的“顿变”，认为应该施行“以经界为急”的“渐变”。他认为变法应该“神而化之”，授民以土，在解决民生基础上，通过“渐化”来“通其变”，贵在简政精一，一以贯之，使民众逐渐适应，稳步发展。他认为“顿革之”，“欲民宜之也”，太急功近利，会繁政苛冗，政令频出，反而让民众不知所从，不能安心生产生活。之后，张载被派往浙东处理苗振案后，托疾辞官，复归横渠镇。在为学慎思之中，他升华了“足民”思想，提出闪耀着熠熠人文光华的“民胞物与”思想，将源于血缘的仁爱扩充至宇宙。
张载自幼尚学，有“为往圣继绝学”之志。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北宋时期，“儒门淡泊”是主流思想文化界的状况，佛、道关于宇宙、本体、鬼神、生死的严整思想体系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带来严重危机。张载少时“志气不群”，存边患之忧，有报国之志，喜好研究兵法。在拜谒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时，他接受建议，转而攻读儒家经典《中庸》。研修《中庸》数年后，不能明白晓畅，遍读佛学、道家之书，仍觉窒碍不通，又复归儒家经典，如此十余年，终悟出以儒为体，兼融佛、道的学说体系。在被宋神宗征召时，已经“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从仕期间也从未断辍学问，建立了“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熙宁三年（1070），张载归居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此后六年间，“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将所思精髓撰作《西铭》《东铭》，书于学堂双牖之上，教授关中学者。熙宁九年（1076），他“道益明，德益尊”，学问臻于成熟，结合历年所思，建构起囊括天地宇宙、政治伦理的系统思想体系，撰写成《正蒙》万言，又撮其要编成17篇。
张载矢志追求“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太平”之世是以“公平”为内在价值的“均平”社会，井田、封建和宗法从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形成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太平”社会的制度保障。熙宁三年（1070），张载归居横渠后，开始“井田”实验。他与学生购田一方，按照《周礼》，划分公、私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通过实验，他的政治思想更为成熟。熙宁八年（1075），撰写成《井田议》，准备上奏皇帝，力争推行全国。熙宁十年（1077），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张载再次获得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他获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但入朝后讨论礼制与有司不合，遂罢官归乡，途中溘然长逝。
熙宁九年（1076），张载弟子“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深受其以礼为教、笃行践履思想影响，作《吕氏乡约》，在关中地区推行，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约，后又突破地域局限，推行全国。张载学宦相长的生命历程中，使儒学承古萌新，奠基理学，创建了与濂、闽、洛鼎立的关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厥功至伟。同时，他也勇于践履，“造道”民间，使礼教进入百姓日用之中，对传统乡村自治模式和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的形成影响巨大。时至今日，“四为句”具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得以继承，其中所包含的个体生命对宏大时代主题的担当作为更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