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史：十个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读》韩文版书封，原书名是“朴泰均的issue韩国史”
《那时今日：透过事件解读韩国现代史》韩文版书封
此外，这个副标题也忽略了韩文语境中的“双方意见的争论点”。因为在韩国社会，除了一般国民对同一历史议题意见分歧外，学术界和教育界观点也是分裂乃至对峙的：比如受惠于朴正熙经济发展的人很少会讲他的坏话，而在他统治时期受尽打压乃至牢狱之灾者自然不会讲他的好话，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而学者和教师本应该弥合歧见，促进国民融合，但因为政见分歧反而将偏见带入学术与教学：要么只讲朴正熙的产业化功绩，忽略他的执政劣迹，要么一味抨击朴正熙是独裁者及万恶之源，抹*他对韩国的贡献。结果形成了教育界、学术界在历史教科书及专著中压倒性地批判朴正熙，而大众传媒尤其是《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这三大占据韩国舆论高地的媒体集团基本上肯定朴正熙的局面。
同样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学者金正仁《历史课的攻防战》一书详细介绍了韩国的上述历史内战，她声称，“韩国的历史学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矛盾，一致团结起来对抗保守的政治势力与新右派史观”（见该书第6页）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难道持新右派史观的学者就不是韩国的历史学者吗？难道在人数上占优势的主流历史观点就是正确的吗？学术观点难道是像选举那样按支持者多寡定优劣的吗？
所以，朴泰均在这本《韩国现代史》前言中就对韩国把历史作为高考必考科目提出担忧：如果学到的是错误、歪曲的历史，那么反倒弄巧成拙，还不如不学。他指出，社会上流行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政治化、神化的故事，是为了某些人的一己之私而编凑出的结论。从后面的正文可以看出，他说的“社会上”既指被左翼进步派把持的历史教科书，也指右翼保守派的媒体报道（包括网帖）。因此，他于2014年在韩国CBS电台录制了十个月的“朴泰均说历史”节目，以此来使受众摆脱神化历史观，本书就是以节目为出发点创作完成的。
需要补充的是，这不是朴泰均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传播历史，身为历史学者的他，除了完成多本韩国近现代史专著如《友邦与帝国：韩美关系的两个神话》外（《那时今日》是在《中央日报》的专栏结集），还曾担任七十九集KBS历史纪录片《人物现代史》及一百集的MBC历史纪录片《现在可以说了》的顾问委员，这两个互相竞争的节目于2005年先后播完，后者更创下平均百分之十的高收视率（见《历史课的攻防战》第25页），现在每周日还在《京乡新闻》连载历史专栏。
从朴泰均活动的媒体政治光谱来看，他得到了左中右派的一致认可。仅从书中举一例，以见他论证的全面客观：二战后韩国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日本则称应由韩国赔偿日本，乍看这是倒打一耙，但朴泰均指出，韩国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日本就强征慰安妇、劳工等进行赔偿，同时战后初期驻韩美军政厅由于缺乏经费，不仅没收了日本在韩国的公共财产，也没收了日本人的私有财产，后者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些财产后来都移交给了韩国政府，所以作者认为日本的主张并非无中生有，但由于美国政府也不愿出面解释，此事成为日韩谈判中的一大症结。朴泰均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韩国人就一味为韩国辩护，而是根据国际法和历史资料讲清了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类似例子还有几个，感兴趣者可自行查阅。
朴正熙与朴槿惠
言归正传，朴泰均《韩国现代史》讨论的十个议题，以李承晚时代开始，在朴正熙时代落幕时结束，以章节篇幅而论是四比六，即更侧重于朴正熙时代。1961年朴正熙率领一群少壮派军人以“军事革命”为名发动五一六政变夺取了政权，当即发布了六条“革命公约”，到1979年他遇刺身亡，这六条公约中有四条兑现，成绩在及格线以上，作者也认为执政初期的朴正熙政府颇具革命性。
就兑现的而言，“五一六革命公约”第一条是将“反共”理念落到实处，这条执行之严到了宁枉勿纵的程度，所以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是它的副作用；第二条是搞好与美国等友邦的关系，这是朴正熙成事必须的外部条件，不仅关乎美国援助的获得、驻韩美军的去留，而且是其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败关键；然而，朴政府与美国肯尼迪政府就还政于民问题、1968年青瓦台遇袭与“美军普韦布洛号被扣危机”的处理、与卡特政府就韩国核武开发计划及人权问题的分歧，使两国关系一波三折，但还不至于到翻脸的地步。
为了修补关系并防止驻韩美军移防缩编，1965年朴正熙向越南派兵以支援当地的美军，此举据说起初是出于韩国自身的安保理由，但朴泰均统计了1965年至1968年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次数，发现激增了十几倍，因此他认为派兵并没有达到目的。不过，随派兵而来的军费补贴、带动出口的“战争特需经济”，着实让韩国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1965年，令二战后僵持二十年的韩日关系正常化也是朴正熙的一大政绩，虽然也冒了被发起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在野党指骂为“亲日派”“卖国贼”的风险，朴正熙在首尔实施“卫戍令”稳住了局势，这一招以后被他屡试不爽，但到了1980年代已捉襟见肘。
兑现得比较彻底的是公约的第四、五条：解救在贫困与饥饿边缘的百姓、解决民生问题、重建国家自主经济，为完成统一而加强和巩固国家实力（主要指国防安保）。作者特别指出，对韩国经济增长有两种谬论：一是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独裁统治，二是今天韩国经济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朴正熙引起的。他的反驳是：实现民主化后的1988年至1992年，是韩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时期（见本书第193-194页）；而历来批评朴正熙只扶持财阀的人可以看看1972年他实施的“八三措施”——韩国政府强制冻结民间贷款，并规定企业要把民间贷款用于生产活动，此举显然违反市场原则，但它使中小企业可以暂时不用还贷，很大程度缓解了它们的负债问题。
朴泰均把朴正熙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变初期倾向于改革、196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在控制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1970年代初期以后选择以铁腕而非民主方式应对暗流汹涌的社会经济问题。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呈现客观事实，而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应由个人进行，因此反对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评价朴正熙。
朴正熙
言既至此，就不得不提跳票的两条公约：第三条：整顿国家腐败和旧恶，唤醒颓废已久的国民道德和民族正气；第六条：完成上述课业后，我们准备把政权移交给有良心的政治人并回归本来岗位。讽刺的是，腐败和旧恶并没有被一时的霹雳手段肃清，反而随着经济成长而复燃并增加新恶；而还政于民的承诺则变成军人脱下军服从政。不过，一旦戒严状态下对政治活动的限制解除，政治家就积极*政党参与选举，到1978年国会选举时，通常在朴正熙指定三分之一议席之外，能与在野党平分另外三分之二席位的执政党竟然大败，结果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可见即使在最寒冷的第四共和国时期，不死的韩国民心思变。这也证实了作者的论点：韩国现代史并不是按照建国、产业化、民主化、先进化这样的直线顺序机械式前进的，产业化与民主化并非天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请看朴泰俊本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