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1965年到1966年主要内容,傅雷家书1958年至1966年内容概括

首页 > 书籍文档 > 作者:YD1662023-08-10 23:10:54

傅雷和傅敏

二、自责。

傅雷先生经常自责。前面提到,他自责在孩子年幼时对他们过于严厉。那是他内心的痛,好在孩子们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反而是随了温良宽厚妻子朱梅馥,成为平和乐观的人。

他自责对待两个儿子付出不均。对傅雷,他极尽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成全他的学业,远赴国外,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但对傅敏教导不够,任他由学校教育牵着走,连长信也没写过几封。他给傅敏贴了“资质平平”的标签,时常拿他和哥哥作比较,认为他在音乐、诗词等方面理解能力都稍逊一筹。

当时傅敏也热爱音乐,希望考音乐学院被他断然否定,理由是傅敏年纪大了,难以在艺术上崭露头角,而且家里资金吃紧,无法供养两个学艺术的孩子。最后,傅敏考取外交学院,毕业一度找不到工作。在一位有担当的中学校长极力协调下,他才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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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和傅聪‍

傅雷自责无法多为社会做些贡献。他日以继夜努力工作,工作量也是有限的。除了文学,他还在绘画、诗歌、音乐等方面发表评论,指导年轻人修学。

他时时教导傅聪,要把自己留洋的心得体会用文字记录下来,尤其是和父亲交谈的这部分,日后可以集结成册为国内的学生借鉴。

他一再提醒傅聪,他是带了人民的嘱托走出国门的,切莫忘本,牢记使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谁成想父母遭受迫害,傅聪无奈在老师帮助下出走英国,并在若干年后取得了英国国籍。得知傅聪放弃中国国籍那几日,傅雷先生辗转难眠,他一直强调国家培养孩子,孩子也会报答国家,但面对孩子“学成却不能归来”的事实,让他哑口无言。

一面是愈加猛烈抨击知识分子的不利环境,一面是儿子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风光无限。

相同时间、不同地点,两代人境遇的巨大反差给我一种错觉——这是一部百转千回的电影么?如果不是,那当事人是如何度过黑暗时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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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儿子合影

三、渴望。

傅雷先生由始自终对身心自由充满了渴望。

他年轻时的留学背景让他博学多才,颇受朋友圈欢迎。他从不逢迎谁,谈及学问坚持己见,讨论起来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得罪了不少“名人。

他每天会抽出15分钟以上的时间和妻子交谈——大多他说,妻子听。常年积累下来夫妻二人共同精进,思想境界差距不大,情感没有太多隔阂。

他渴望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多做事。面对一坐几个小时的工作,从来不叫苦叫累。晚辈请他帮忙指点文稿,他反馈的文稿是原稿的好几倍——一字一句订正,还指出原由。

年轻时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烙印在他的生命里,无数次在信件中提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成为父子交流的共同话题。这样的交流不涉及评判周边人,也起到了示例说明的作用,是极为明智的。

他被打成右派后,早先预定的书稿被无限期拖延印刷。甚至,出版社要求他换名印刷,被他断然拒绝了。他去世前入不敷出,正是这个缘故。

出版社工作尚且有月薪,翻译家是靠工作量吃饭的,无法印刷,便没有薪水。无奈之下,他上书中央,勉强给了他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但房租、基本日用、食用加一块一百多元都不够,更别说他和妻子一身病痛。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致信傅聪,为了翻译一本新书,他需要每日面对300多生词,感叹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但苦功夫还是要下的,他准备每天背诵生词,提高翻译的速度。

“日子难过”那几年,为了忘却苦闷,他用工作麻醉自己,醒了工作、睡着惦记工作,总得不到有效休息,积劳成疾,不堪重负。

但他仍然抱有希望,他隐晦地说环境不会总这样,还会发展。但他期待的光明普照遥遥无期。

傅聪结婚生子,由父母帮忙起名字,短暂的欢愉后,剩下了太多的不确定。

傅雷夫妻“错过”傅聪结婚以及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对傅聪的书信每次都阅读三遍以上,从书信中寻找蛛丝马迹,传授自己的经验,养育方式、理财方式、接人待物的方式,统统讲述若干遍,只为孩子能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被加深迫害,不知自己还能抗多久,每次提笔写信,何尝不是“最后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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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四、放弃。

傅雷先生最后几封信叙述了自己极差的身体状态,眼病、膝病等频发,工作量下降,生活难以为继,到了需要傅聪金钱接济的程度。书信也无法长篇书写,需要口述,妻子代笔。


失去工作能力成为压倒傅雷先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信件中几度提及自己没有用处了,只能空想,自己的生命不算什么,只是放不下孩子们……


1966年,还没见到孙儿周岁照,还没等到傅聪学成归来,还没见到傅敏成婚,二老便放弃了。

在连续几晚批斗后,二老给亲戚写了绝笔信,一一交代家中事务,该归还的归还,该取回的取回,该处置的处置。

留下53.3元,作为火葬费。两人先后含恨弃世。

绝笔信中提及几件事:

一是从家中搜出的反党证明,实为亲属寄放物品,百口莫辩,至死不认。

二是教育出“叛徒”傅聪,死有余辜。可见傅聪辗转留英,又更改国籍给父母亲人带去多少“重压”和不白之冤。傅聪却在信件中绝口不提这些事,有一次母亲愤而提笔,曾反问傅聪果真不知双亲近况?

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我们无法评说当时处境下人们的选择。但可以预见,旧伤未愈的老人,被年轻人污蔑、批斗、践踏尊严,回到家还要洗心革面继续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即便如此,他们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还要强颜欢笑,饱含热情。

父母对孩子的是无私的,毫无保留的,孩子对父母呢?!

傅雷放飞了孩子,如同放飞了自己。天地之大,自有容身之处。既然当下不合,也不必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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