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说，《儒林外史》一出，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看过吴公的小说，才知道吴公的心理伤害如此之深。一部小说看得我始终压抑不已，后来勉强有些起色，却又证明是我想错了，此是后话。不知道吴公究竟受了何等刺激，得以能够用如此消极的负能量来完成这部书？
在小说的前半部，甚至是前大部分，除了隐括全文的王冕，几乎没有描写一个真正的好人或者正能量者。从好的方面说，倒是有一些不算坏的人，比如迂腐而有携幼情怀、算得上侠义大方的马纯上，半世潦倒百无一用、中举中进士前毫无尊严可言的范进，用心仕进的周进。王惠本来算不得大错，但是降了宁王，从此人人见避了。牛布衣虽是个自矜名流的人，还算穷得有些节操，至死也要留诗名于后世。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诗集被人偷了去，名字也被冒领，尸首也未见收，估计会气得活过来！
坏的方面，可就不胜枚举了。虚伪的假名士充盈着每个章回，用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形容他们丝毫不为过。娄三、娄四公子展现出一副爱才施财的君子风范，凭借着家底殷实，居然想做爱才下士、广招门客的君子名流，三顾茅庐般地拜访所谓的名士杨执中，经杨执中引荐，又结交了装作终南捷径的权勿用。其他如景兰江、萧金铉、郭铁笔之流，莫不如此。假名士假戏真做，就好比滑稽演员认真地演正剧，还入戏了。
那些本来就是假名士的人，贪图那些虚名也倒罢了，可悲的是少不更事的年轻读书人，也误入这无法挣脱的漩涡中，竟然还乐不思蜀。蘧太守本是个不错的人，但没想到他的孙子公孙很快就和所谓的名流走在了一起；匡超人本是个本分持家颇尽孝道的穷家子弟，避难到了杭州，居然也不自觉得入了名流。
市井人物、市侩一类人，很多本就是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人，冒充牛布衣的牛浦郎，看过他故事才知道人品还可以沦丧到如此地步；杜少卿的管家王胡子，挖空心思贪图主人的钱财，甚至帮着外人变着法儿地骗取杜少卿的家财，最后逃跑之前又骗了一笔。坏人本来如此，倒也罢了。
有一类人，长辈还是挺有品节的人，子孙却辱了门楣。除了前面提到的蘧太守，还有一个有气节的戏子鲍文卿，他虽是戏子，却比一般的名士更有气节，不贪图赠银。他的儿子鲍廷玺却一步步沦落到了谋人钱财的地步，和王胡子一起撺掇骗取杜少卿的钱财。可谓坏极。
这也罢了。
最令人不齿的，是由好人变坏的人。匡超人即如此，杜慎卿作为杜少卿的叔伯弟兄，也给鲍廷玺支招去谋取族弟的钱财，罔顾兄弟情谊。也是醉了，令人不齿。
第三十二回中病死的娄太爷是个难得的好人，他死之前对杜少卿的叮嘱可谓金玉良言，奈何少卿并没有听取，也是死不瞑目了！杜少卿是个极其慷慨的人，有十二分的豪杰之气，但散金如土，基本没有理家的意识，可叹！
（二）
上回说到吴敬梓的负能量，书中接二连三出现的不是自命风雅的假名士，就是人心不古的市侩。想不到读到最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好点的人。除了上次说到的杜少卿，这回又出现了几个真心不慕荣利、追求自由逍遥隐居生活的真名士，比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后来的萧云仙、武正字，余家兄弟等，好歹让我看到了一点点积极的力量。
不过，吴敬梓压根没准备把小说的思想倾向拉到阳光的一面，这些真名士虽然出现了，但仍是遭遇多舛，得不到社会的接纳。
虞博士、庄绍光，都是身怀才学却不贪图富贵之人。在地方上早有名望，得了皇帝的征召，然后或拒绝赴召，或辞官归乡。不论是乡人，士人，还是官场名僚，见面都要礼让三分的。但杜少卿却不太一样，他虽然是个真正的仗义疏财的名士，却只得到相交好友、所谓名士集团的认可，在其他人群（如唐三痰、赵麟书等）看来，他不过是个不善持家、倾家荡产的子弟，人人莫不惋惜。
迟衡山、余家兄弟等人，是那种不怎么发迹、却品行正直的人，他们不屈权贵、安分守己。但是，别人（如唐三痰、赵麟书等）却视之为呆板迂腐、不懂得变通之人。
与此同时，假名士和不肖子弟照旧又出现了一批。汤镇台的二位公子、汤六爷堪称不肖、无术，五河县的那些乡绅富足也都是势利之人。
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任重，他们的才能得不到施展，这就是吴敬梓在小说中一贯的安排，这种安排背后体现的是吴敬梓对朝廷和科举的失望之情。萧云仙和汤镇台打了胜仗，却反而被莫须有地处罚了，若非有人担保说情，后果估计还会更惨点。阿谀谄媚、不学无术之徒却能步步高升，靠的要么是擅长做时文，要么是门荫关系。
吴敬梓描写的是一个病态的小说世界：好人没有好日子过，人善被人欺，真才实学反而得不到赞赏；会做几篇迂腐的时文，懂得官场礼数，却能步步高升。在这些描写对象中，吴敬梓基本上没有主动肯定和赞赏的，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些零碎的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描写了。比如余持重为救兄长不惜以身犯险的事，比如真名士之间慷慨相助因为相知的事，可惜这些都是细节中的细节，无力改变整部小说的消极和负能量色彩。
赏《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描写很令人深思，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吴敬梓的思想中保守甚至迂腐的地方——祭祀泰伯祠。对于立泰伯庙那些繁琐而又讲究的礼仪制度，他笔下那些真名士无一例外地对此表示了赞同（杜少卿与迟衡山最早结缘，即是在谈礼乐之时）。就我看来，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一回中记载的祭祀之礼过于繁琐，读来令人生厌。吴敬梓为此，似有深意。从全书对士林的描写来看，吴敬梓大致是在哀悼一种礼乐文化的式微甚至衰落，典型表现为对明清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揭露。在这种制度下，不仅遗才遍野，而且在位不学无术者更是不胜枚举。士人因不举寒心，将领因罚失度而见黜，百姓因政失和而怨愤。吴敬梓动用大量篇幅来描写名士群体立泰伯庙、行祭祀之礼，可能是在表达对上古三代那样的贤者在位、礼清乐正社会的向往。
由此观之，吴敬梓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负能量的描写，应该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无声控诉。
从小的层面来讲，吴敬梓在着意描写人情世故时，同样采用了消极的写法。不论是描写居心叵测的管家、小厮，还是奸诈的市侩，哪怕是虚伪的假名士，作者都或多或少地予以嘲讽。吴敬梓本人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面对过手足之间的家产纷争，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和人情淡薄，因而在小说中，就会出现那么多以怨报德、始乱终弃、言而无信和见利忘义的人，小说开始时的胡屠夫，牛浦郎，小说中段的王胡子、杜慎卿，等等都体现了类似的经历。
吴敬梓对未来也是悲观的，所以他的笔下有很多的不肖子弟，他们的父辈大都是正直或者有才学武勇之人，到了下一代手里却不成器了。典型代表有蘧公孙、鲍文卿之子鲍廷玺、汤家的两位公子。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主——萧云仙，还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总之，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
《儒林外史》这部书，大场面描写较少，即便碰上，也描写得一般；但细节场面描写却能以真实性、生动性见长，如家长里短，尤其是名士清谈的描写，更像是有感而发、亲力而为。整部书来看，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写得要好，语言更犀利、情节更曲折，后半部的描写略显平铺直叙。小说中诗词不多，大抵吴公诗才不外现，或不屑于此吧。
读过全书，依然觉得范进中举、莺脰湖诗会那几段，是最好的文字。
（三）
《儒林外史》读到最后，还是涌现了一些好的文字。
第五十三回《国公府雪夜留宾，来宾楼灯花敬梦》末，叙述了聘娘惊梦一段文字：
睡了一时，只听得门外锣响，聘娘心里疑惑：“这三更半夜，那里有锣到我门上来？”看看锣声更近，房门外一个人道：“请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绣袄，倒弓鞋，走出房门外。只见四个管家婆娘齐双双跪下，说道：“陈四老爷已经升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们来请太太到任，同享荣华。”聘娘听了，忙走到房里梳了头，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凤冠霞帔，穿茁起来。出到厅前，一乘大轿。聘娘上了轿，抬出大门。只见前面锣、旗、伞、吹手、夜役，一队队摆着。又听的说：“先要抬到国公府里去。”正走得兴头，路旁边走过一个黄脸秃头师姑来，一把从轿子里揪着聘娘，骂那些人道：“这是我的徒弟。你们抬他到那里去？”聘娘说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这秃师姑，怎敢来揪我！”正要叫夜役锁他，举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见了。急得大叫一声，一交撞在四老爷怀里，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先不说这一段文字叙述之妙，但从整部小说来看，这是一段带有谶语性质的文字，类似于《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的安排，带有某种预兆性质。从小说结尾来看，小说并未说明聘娘的归宿，连陈木南的下落也未提及。故，此回中此段文字，以及五十四回《病佳人青楼算命，呆名士妓馆献诗》中本慧师姑的出现和盲人算命先生的话，实际上是为聘娘伏线，此种“无疾而终”的小说叙事特色，可算上是此小说故事的一种特色结局了。
我每每读到这里，总会想到《红楼梦》。究其原因，除了梦境描写外，还有方外人士的出现，以及一种“万事到头终成空”的、类似于《好了歌》及其解注的那种意味。
另一段好的文字，是《添四客述往思来，谈一曲高山流水》一回。此回开头说道：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这种开题便显示出一种末世景象，以虞博士一班名士祭祀泰伯庙为名士风流为高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有真知灼见、真才实学者渐近凋零。这当头，才讲到四大奇人。
这一回里，写盖宽、荆元的两段文字，我读到此处时，颇有悲戚之感。吴敬梓此前的文风，大多借名士之百态而婉讽，戚而能谐。其或有悲，然深寓于讽语、戏谑之中，我还未感到吴公悲情外露有如是者。书至尾声，吴公亦感叹书濒竟、而希望一如既往之渺茫。写盖宽与邻居老爹到南门外散步，思及世情不胜感慨：
盖宽道：“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不知见过多少事，而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那邻居道：“你不说我也忘了。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好不热闹！我才二十多岁，挤了来看，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房子都倒掉了。我们吃完了茶，同你到那里看看。”
当他们走进当年盛极一时的泰伯祠时，有目睹了萧索倾圮的景象：
望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两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隔子都没了。又到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邻居老爹道：“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都是古老样范的，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而今连柜也不见了。”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
物是人非，如今世道，连当年即便是假名士附庸风雅都不可见了，更谈不上真名士之清谈、真学问了。与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中描写的盛况相比，此中之景能给人更大的落差，在憧憬礼乐的士人看来，这种反差可以说是痛彻骨髓的。盖宽此前的经历，与杜少卿颇为相似，也可称豪杰，堪称“杜影”、“卿副”。
写荆元为老友于老爹抚琴，开始“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后来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荆元虽是裁缝，但喜好弹琴写字、作诗。此时他弹琴，开始时音声郎丽，应该是抒情性质的表达；及至后来作变徵之声，当是抚琴时感情自然流露，忽感于现世之萧索、文道之式微，而悲情无法抑制、播之管弦。
鲁迅言吴敬梓此小说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全书看，是非常精当的。然此五十五回文字，却迥异于别回，是吴敬梓“破例”直写自己悲戚之情。非独作者及描写之人悲戚，读者亦悲戚不已。仿佛读《红楼梦》抒发的那种意味深长的语言：迟早是要散了的，最终是要散的，散了吧。
我说过，我从吴敬梓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正能量。现在，我仍旧这么觉得。
《儒林外史》中，距离吴公所期盼的那种礼乐并行、文道昌盛的景象最近的，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以虞博士、迟衡山、杜少卿为首的名士名流相互结社、清谈的时候，那段文字书写了好几个章回，其高潮在泰伯庙祭祀大典。当然，我是说“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实际上，小说中难说有称得上符合作者希冀的场景，即便我勉为其难挑出的这一处，至少在我读到的时候，也觉得“好假”，好无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座礼乐文章的大厦，甚至连“虚假繁荣”都谈不上。而小说渐进尾声，情况更加糟糕。在我看来，作者写出的“四大奇人”，并非表达真名士尚存之意，即便有，也非积极心态。从此前描写的士人，到此时的皆成怀才不遇的“奇人”，表现的是真才实学、做真学问者反被目为离经叛道的奇葩的现象，这本身就是给予了作者的哀叹。如果说是“四大奇人”是尚存的“希望”，就好比向绝望之中增添微乎其微的希望，结果只能让人更加绝望！
小说末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做了个看起来“大团圆”的结尾。如果你因为这个就说吴公落入俗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认为吴公仍旧是隐喻褒贬于其中的。首先，这些当时的名士在死后才得到赐封，暗喻才士生不逢时，死封又有何用？其次，封赐对象良莠不分，有真名士，也有假名士；有奇人，也有俗人；有和尚、道士；还有女人。这一定程度上使得真名士打了折扣，而假名士担了虚名。可见，朝廷还是一如既往地是非不分、清浊不辨啊！
如果非说有什么积极力量的话，那就是吴敬梓如此安排末回，还是表露了一些美好的幻想。这些名士遗贤毕生所追求的，不就是一个出身及第么？其实，这也是作者思想的一部分，侧面也体现了吴敬梓思想的矛盾之处：既满怀士人修身治国之志，又奈何不得其时，不屑与现世同流合污；然而最终仍需要得偿所愿以慰生平之憾，故设此回以遂其愿。此亦吴公不得已之处。
另外，吴敬梓将沈琼枝亦列入榜中，可能有“为封建知识女性发声”之意吧，也未可知。
由此可见，吴敬梓之负能量，乃全篇一以贯之之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