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回答：“莫若书籍。”于是，拓跋珪下令郡县大索图书，全部送往首都平城，供其阅览；
《庄子·天道篇》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工匠轮扁在堂下造木，轮扁讥笑桓公说：“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并且说，自己的造轮技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头不可传授，这是因为有“数”在其中。同样，古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言传的，因此书籍不过是前人的糟粕罢了，没必要读。
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颜元则反对道：“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
由此可知，读书有无用处的争论由来已久。我认为“作用”是相对于工具而言的，如果读书是谋求名利的工具，那它确实作用不大；但是读书在根本上不是谋求名利的工具，而是深化思想、修持自我、益人心智、穷理尽性的方法，它是“体”而不是“用”。因此问读书是否有用，这已经是把问题建立在“读书就是为了谋求名利”的价值判断之上，而读书是否就是为了谋求名利，这是一个需要先证明的问题，不能把需要证明的东西拿来当作判断的依据。
撇开谋求功名不谈，读书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又应该怎么阅读呢？叔本华在《论书籍与阅读》中给出了中肯的回答。
亚瑟·叔本华（1788-1860）
为什么富人也要读书？智慧乃是人格之王，你在运气、容貌、气质或其他方面超过别人，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见识上被碾压，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者。被说成无知，乃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对于豪门富贵更是如此。
无知对于穷人来说并无所谓，因为那是生活所迫的结果，人们往往也不会去苛责一个穷人放下谋生的工作而去读书。这说明，不管承认与否，在人们的内心之中，看似无用的读书，其实是在温饱满足以后，必不可少的需求。对于富人权贵而言，如果不读书，就会被鄙夷，被看做没有高尚的追求。
财大气粗却言语粗俗、声名显赫但粗鲁无礼的人，其形象犹如荒原上的野兽，虽然人们畏服于他们的权势，却打心底瞧不起其人格。因为，无知的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贪欲而活着，满嘴口误的权贵也只是沾了父辈的荣光而已。所以，孔子教导说要“富而好礼。”
这或许也是许多人在积累到一定的财富之后，愿意暂离商场，遁入校园读书的原因吧。如果说身价是富人最好的装饰品的话，那么补发的学历也是一块不可或缺的遮羞布。读书，会让富人看上去更加完美。
书读得越多越好吗？杜林在抨击马克思时曾经用了“中国人式博学”这个名词，有时候我们也喜欢把那些阅书无数的书呆子戏称为“两脚书橱”。
在阅读领域，有些文人喜欢弄买自己的学识，例如在《管锥编》第一卷的《系辞（六）》里，钱钟书考证《易经》中的“天下同归殊涂，一致而百虑”的意思时，进行繁琐的引证——先是引《史记·自序》，意谓不谋而合；再引班固《幽通赋》“术同原而分流”；引陆九渊“同此心，同此理也”；引《乐纬稽耀嘉》所谓：“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引《淮南子·修务训》“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最后甚至引证到西洋人斯宾若莎的思想之伦次、系连与事物之伦次、系连相符上来。对于钱钟书而言，“殊途同归”这么浅显的意思都值得废如此多的笔墨来解释，是求简而得繁，不明白“辞达而已”的精神，博学是博学，却显得空洞而无用。
叔本华说：“我们在阅读时，是别人在替我们思想，我们不过是在重复他人的思想过程而已。”读书有时候就像书法和绘画里的临摹一样，我们只是沿着前人的思路去探索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阅读乃是在酒饱饭足后不费脑力的消遣手段，他们成天手不释卷，从书籍中主动接受作者的灌输，却从不会去进行思考。
书呆子们把许多相似的观点和概念记在脑子里，能够对书的内容倒背如流，甚至就连一个字都要反复校对数十遍，引用不下于十种的解释。这种功夫为两汉经学家和满清训诂家所擅长，但是有价值的思想却往往跟这些人无缘。他们就像擅长骑马的人一样，到最后连自己的双脚都不会用了。
因此，孔子告诫说：“学而不思则罔。”
精神粮食跟真正的食物一样，能够被所消化的部分占比非常少，更多的知识还是被我们给遗忘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暴饮暴食，而是挑选那些最有营养的书来阅读。
学究们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为了显摆旁征引博的能力，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来读书而置其他一切于不顾。最后就像重复工作的印刷机一样，生产了一堆复制品，却没给自己留下一点真才实学的墨水。
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好呢？叔本华提议说——千万不要读那些畅销书！因为，“为愚人写作的书总会有大量的读者。”这点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证明，读者的人数并非检验书本好坏的标准，唯有时间才是。有价值的书才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一代又一代的流传。许多畅销书却像过期的报刊一样，时间过得越久，越无人问津。我们现在的许多作者强调要追热点，这体现了他们的肤浅和短见。
其次，要阅读具有启发性的书籍，特别是那些看上去很难读懂的书。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是一本对任何读者都很不友好的书，许多人甚至连一页内容都看不懂。如果你自恃博学多才，平常喜欢对一切作品评头道足，那么不妨读读这本书，它会教你什么是谦虚。
黑格尔（1770-1831）
我们应该怎么样读书？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读史书的精神有两种：
一是驰骋议论，广发雄辩，臧否褒贬，以为能明法戒，申于后世；
二为穿凿典籍，考较句逗，改讳补脱去衍，不以意见依附其中，一切公诸后世。
前者为史评议论，后者为考辩训诂。前者易而后者难，因为史评，乃一个人主观意见而已，人人都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不论肤浅与否。相比而言，考辩则是广采诸家以参校，博采众长的真学问。
发表主观意见，小孩子都可以做到，不足为奇，而且人们往往各不相下，最终流于无用的清谈和谩骂，大家收获的知识都很少。
而考辩功夫，对于胸无点墨、阅览不丰、意志不坚的人来说，实在是不能胜任的工作。只有内心宽和，能容纳众论，善于剖析辨别不同观点的人，才能够采纳众长以参阅，疏通而证明，学者自己的观点也在其中阐发，这才是实事求是之学。
能把这种读书方法用得最好的人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通篇都是引述他人的观点，很少见到他自己的正面议论，他把这种读书和写书方法称为“采铜于山”。往山上增加一篑很容易，自立学说亦不难，但这不过是多添一框土而已，并不宝贵。难的是能在典籍浩海的前人著作中找到真知灼见，能从粪土堆积的山里冶炼出真铜来，此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可惜，浅阅读风行，自从抄书法废后，能坚持“采铜于山”法的人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