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下午，“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大厅举行。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应邀作题为《古籍是如何保存下来的》的精彩报告。
讲座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主办，复旦大学古籍保护学社、家谱学社、书画保护学社承办，四川成都联图、复旦大学出版社协办，上海文旅网络直播。复旦大学图书馆党委*兼常务副馆长侯力强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葛剑雄教授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谈到书写在竹简、木牍、缣帛上的典籍，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古籍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历代的天灾人祸，常使其遭受损毁和流散，所幸有一代代人的守护，依靠无数民间能人志士的勇气与智慧，以及官方政府机构的担当，大多数典籍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一
个人保护。“伏生传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迹。秦始皇焚书时，有一位秦朝的博士伏生，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把《尚书》藏在自己家的墙壁中。战乱平息后，他回到家发现墙壁毁了，《尚书》大部分失散了，只留下29篇，幸好他已经背下来。到他90岁时，朝廷得知他能背《尚书》，就派晁错去接受传授，尽管由于他年岁已高，口齿不清，只能由女儿翻译，再加上晁错是河南人，并不能完全听懂伏生的山东话，但是《尚书》主要的内容，就是有伏生这样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人，才得以传承下来。
孔壁古书是从前人留下来的建筑物或者墙壁中发现古籍的例子。鲁恭王想要扩大自己的宫殿，拆掉孔子的住宅时在墙壁中间发现和当时版本不同的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几十篇，孔子后代孔安国整理考订了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将其献给朝廷。
二
葛教授讲述了西汉藏书和东汉书籍聚散的历史。西汉时，几位帝王颇为重视收藏保存古籍。汉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鼓励民间献书。汉成帝时，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哀帝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刘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统计收藏量约三万三千九十余卷。
王莽末期，皇宫中的书籍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十分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经典。各地鸿生巨儒，纷纷献出自己的收藏，皇家的石室、兰台藏书又开始丰富。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之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三
为什么东汉以后那些经典还是保存下来了？葛剑雄教授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通过把重要的典籍刻在了石碑上，使得古籍幸免于战火，得以流传。汉灵帝采纳蔡邕等人建议，校正儒家书籍，以七经（《鲁诗》《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刻石，自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历时8年刻成，立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故又称太学石经。共成46石，石皆高3米多，宽1米多。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8800多字，共46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4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外国。
四
古籍得以延续流传的另一种方式是古人将古籍作为陪葬品带入墓葬，后来通过发掘使得古籍重见天日。如晋咸宁五年 (279)，一作太康元年(280)或二年，汲郡人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书数十车，全是蝌蚪文书写，称“汲冢古文”。经过整理，有《竹书纪年》12篇，因为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与传统记载不同，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之失。
五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和战乱频繁，中国古代典籍历经一次次浩劫，又一次次幸存下来。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四部，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之后的惠、怀之乱，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书籍，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零一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431）约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473) 时，约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齐永明(483-493)中，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朝初年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梁元帝克平侯景之乱后，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毁于一旦，损失不可估量。
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充实。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六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经籍逐渐完备。朝廷组织编次，保存了古本。于是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秘书内、外之阁，万三千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分为三类，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朝将收集到的书分为四部，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但对其中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七
葛剑雄教授指出，古籍保存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事件，是冯道刻印《九经》。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与同僚李愚等上奏朝廷,请皇帝批准按照《开成石经》校刻儒家经典《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至后周广顺三年(953)五月，历时23年才全部完成。这是有人类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印刷经典。有了印刷，古籍的保存条件要好得多，承载的信息也大得多，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
八
如果说伏生是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经典，那么清末民初的黎庶昌、杨守敬，便是促成中国古籍珍本“回流”的典型代表。
当时一部分古籍流落海外，日本就保存着许多在国内散逸或残缺的古籍。黎庶昌于光绪七年 (1881) 担任驻日公使，得知我国散逸日本经籍，不惜重金搜求，又以钦差大臣身份，入皇室秘阁尽搜借阅。随员杨守敬日日物色于坊市民间。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一度不重视汉学，把大量中文书籍当做废纸处理。杨守敬、黎庶昌就大量收购这些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珍本，因为钱不够，杨守敬还拿中国的碑帖，甚至拿自己的书法跟日本人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善本，还搜集了大量日本人当时抛弃的汉文文书。将得到的二十六种，凡二百卷，编为《古逸丛书》，由杨守敬监刻，费银一万八千两，督印百部，悉运回国，大多为国内所无、所缺。此外，还搜集了大量日本人当时抛弃的汉文文书，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其中一件是日本光明皇后手抄佛经，由杨守敬带到中国，现在完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葛剑雄教授谈起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来沪，他介绍他们到上海图书馆欣赏这一件珍贵文物，他们叹为国宝神品。我说“要是没有杨守敬的守护，这件‘国宝’早就消失了。”
以黎庶昌、杨守敬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开始注意到流失到海外的古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有意识地派人到海外寻访流失海外的古籍，使得不少古籍得以取回。尽管目前仍有不少典籍散落在海外，不无遗憾，但是无数珍视、热爱中国文化的先辈，都为我们的古籍保存、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九
当年乾隆下令编撰抄写《四库全书》，分别保存在几个地方，其中一部保存在杭州的文澜阁。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杭州几次被占，造成这部典籍大量失散。战后通过当地人丁氏兄弟的努力，基本把它补抄齐全。抗战时期，当时的浙江当局和图书馆为了使这部典籍不被再次毁坏，把它转移到了内地山区，到过贵阳的地母洞，战后又回到杭州，至今保存完好。又如有一部佛教重要典籍《赵城金藏》，原来放在山西霍山广胜寺，日本侵略者欲蓄意抢劫这部典籍，当时八路军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转移到一个煤矿里，现完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十
葛剑雄教授谈到，除了官方机构对古籍的贮藏，古籍的收藏保存还有一种途径就是私家藏书，一些有财力有学问的专家、学者或官员在家中收藏书籍，对古籍的保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私家藏书因所有者的不同，所藏书籍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一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天一阁是私家藏书的代表。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兵部右侍郎范钦建造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卷。修《四库全书》时，曾献书638部，《总目提要》采入473部，足以显示其“家藏”之丰富。得益于其保管制度严密，建筑设施安全完善，天一阁藏书延续至当代。
二是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完全或部分毁损。如钱谦益(1582-1664) 建于故乡常熟的绛云楼，多宋元珍本，清顺治七年(1650) 焚毁。不少私家藏书楼属于此类，因为火灾或战乱等原因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三是因为缺少保存古籍的意识或其他原因，被国外买走。如清末陆心源建于湖州的皕宋楼，藏宋版书200种。光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
最后，葛剑雄教授指出，由于各种原因，有一部分古籍已被毁损或遗失。但是历代的天灾人祸，一次次地使中国典籍濒临毁灭，但又一次次地依靠我们先民的智慧和勇气，依靠知识分子的担当，依靠广大民众的守护，典籍得以保存到今天。我们不仅要珍惜保存至今的古籍，还要了解古籍流传的历史，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视、敬畏和珍惜。
在互动提问环节，听众们就图书版权等踊跃发问，葛剑雄教授都做了耐心细致的回答，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葛剑雄教授从藏书、护书的人物和案例入手，生动系统地讲述了古籍保存的历史，用一场旁征博引、信息量极大的演讲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在场师生都被古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所浸润，被历代护书人的精神所感染，深感古籍保护之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最终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本次讲座是“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系列讲座第三讲。“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是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部署、落实《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关于“创新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壮大古籍人才队伍要求的全国性活动。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导，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高校结合本地区专家资源，开展嵌入式古籍保护课程和专题讲座。
专家介绍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文化旅游部专家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来源：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