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岔口——一个退学博士的自我进化之路》
刘怡/著，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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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电子书，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博士历险记”中，作者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美国攻读历史学博士时遇到的人和事，包括她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学业和人事关系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作者最后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终止在读的博士项目。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美国学院体系的冷酷无情，相较之下，国内大部分老师还是对学生呵护有加的。在第二部分“反思的力量”中，作者总结了求学过程中遇到的中美文化差异。比如作者借助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对于“高情境文化”和“低情境文化”的区分，结合自己的经验，反思了中国学生在美国遇到的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属于“低情境文化”，“事事要讲，还要讲清楚”，而对于来自多在不言之中的“高情境文化”的中国学生来说，在讨论课和社交中都会吃亏——“中国学生最好欺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美国教师告诉作者的。作者在退学之后，在豆瓣创建了“博士，退学了嘛？”小组，现有两万多位成员。读博过程原本艰辛，博士作为学生也算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作为学术研究道路上不得不通过的一个关卡，做了选择就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作者的经验对于将要或者正在留洋的博士在读生会有一定的帮助。
《红运》
【越南】武重奉/著 夏露/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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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作家武重奉（1912-1939）的讽刺小说《红运》起初在《河内报》上连载，1938年正式出版，成为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小说名“红运”是越南语直译的结果，其实就是“鸿运”“撞大运”的意思。主人公“红毛春”出身底层，9岁成为孤儿，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在街上卖烤花生，在电车上卖万金油，在剧院跑腿……因为成天在外面跑，“热带的阳光把他的头发晒成了西方人的那种红色”，这也成为他最具标志性的人物特征。
故事开场时，“红毛春”正在网球场当捡球员，路边的算命先生说他鸿运当头，随后“红毛春”的命运果真如算命先生预见的那样因祸得福、步步高升，得到贵妇人和大小姐的青睐，最后还当上了万众瞩目的“救国英雄”，其中充满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情节与对话。
越南诗人刘重庐曾指出：“武重奉之于他的时代，正如巴尔扎克之于他的时代。”巴尔扎克的小说以描绘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画著称，而武重奉的这本《红运》意在呈现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的西化/现代化图景。譬如小说里通过两名警官的对话反映出越南社会文明程度的变化：
“现在我们的人民文明了。真是该死的耻辱！您要知道以前社会上到处是流氓和讨债的，到处是不懂礼貌的人，处处有人随地大小便，有扯皮打架的。有时候出去抓人，一辆警车能坐满四个人！他们总是互相谩骂，打架斗殴，他们的房子也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他们的狗也在街上乱窜。到处都是没有前灯的自行车。”
“您看！现在连人力车夫都懂法律。他们不会忘记前灯，也很少停在路中间。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三五成群高声叫骂。从前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了。现在的小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说下流话了，个个都穿戴整齐，都很文明，他们不爬树，也不在路上踢足球，不规矩的事情都不见了。”
警官不仅觉察出这种变化，而且还点出了变化发生的原因——法国人带来了报纸，越南老百姓因为读报而变得文明起来。
除了读报、打网球、说话夹杂法语词等外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还有人的观念，比如女性主义在越南的觉醒。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突破传统婚姻束缚、大胆追求性解放的描写，这也导致《红运》在发表后不久即招致了“淫秽文学”的指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夏露不仅完成了《红运》的高难度翻译，还对武重奉本人以及《红运》与越南文学传统、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译后记”中，对于读者理解这部作品大有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
【美】约瑟夫·弗兰克/著 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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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这样的大日子，正好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共有五卷，而在已经出版的四卷中译本里，第四卷《非凡的年代》的部头是最大的，足足有七百九十四页。何以如此？正是因为它记述的是“非凡的年代”：在1865年到1871年这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罪与罚》《白痴》与《群魔》这三部长篇小说，此外，还写了《赌徒》与《永远的丈夫》这两个中篇小说。
令人感叹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时正在欧洲与新婚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特尼金娜一起躲避追索无厌的债主和吸血鬼一般贪婪的亲戚，而他自己不仅沉迷轮盘赌，而且自幼便潜伏在他身上的癫痫还会不时发作……对这一切，伟大的安娜选择了默默地忍受，她对丈夫的文学天赋与创作热忱有着无人可及的理解与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起初，她就是作为速记员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帮助他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赌徒》的创作。
不同于其他传记，弗兰克的陀传作为文学传记，一大特色便是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作家创作过程与心态的还原。第四卷中对《罪与罚》与《群魔》的解读就尤为出彩，特别是《罪与罚》，用去三个章节：第五章“《罪与罚》的由来”、第六章“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与第七章“解读《罪与罚》”，解读长达三万字，读罢只能用“过瘾”来形容。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的转型》
王东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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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颜元的思想定性为“实践实用主义”，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引用他人的话评价颜元说：“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
如此高的评价，在本书作者看来，却是出于近代学人的连续误读，“颜元大概至多不过博野、蠡县一带闻名的‘乡里’级别的‘圣人’而已。”（21页）作为基层乡贤，颜元思想的最大特色是极端，他“终身热衷于与朱熹缠斗，随时不忘对之加以缺席审判，甚至带有几分刻毒”。（15页）作者对颜元的研究，是“希望通过重建颜元的生活遭遇，寻索他面临的切己问题，进而展示那些‘陈词滥调’对他的独特意义”。（23页）
第一章讨论人伦困境与颜元学术思想的关系，作者运用心理史学的理论，从颜元的生活世界切入，颜元一生犹如中了魔咒一般，反复遭遇各种人伦困境：自己的身世、父亲的逃亡、母亲的改嫁、儿子的夭折，乃至连养子也无法生育。（87页）特别是身世之变和延嗣之憾对其学术转向的影响尤大。他一生的思想、行动，都是围绕“孝”这一观念的框架，所以，作者指出：“观念就不仅是社会的，也是私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的首要价值并不体现为原创性，而在于其是否切己……也只有这样，那些原创度不高的‘老生常谈’，才会呈现处另一种光泽。”（90页）
第二章则“通过颜元这个例证，具体展示肉身经验是怎样和抽象思考联结到一起的”。（97页）颜元因为求道过程中身心的痛楚而反对朱子学，造成学术转向，作者举了王阳明、罗汝芳等哲学家的例子，而颜元的转向独特之处在于把对身体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不过从颜元的经历来看，他对科举仕途的主动或被动拒斥，始终居于乡里，身体力行，与知识精英的接触交流并不多，可能也是造成他的转向与王阳明等大为不同的原因。我想到的例子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这大约与他在科考上一直不得志有关。同样是著名的志怪笔记小说，两位仕途顺利的纪昀和袁枚，在《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中对科举就没有那样切齿的痛恨。
第三章讨论的是颜元对乡里的教化与乡里百姓对他的“反向教化”。（205页）颜元在五十岁时出关到东北寻父，“周折困苦，艰辛备尝，终于找到父亲遗骨，奉主还乡”。（71页）此事使他在乡里声名大震，这是“各方在颜元那里找到的最大公约数”。之后，“颜圣人”的形象逐渐树立，民间围绕颜元的论说更开始向神异方向转变。（194页）一个“平庸的思想者”开始变得光辉且富于神通，甚至连带他的弟子李塨也被称为“圣人”，有各种民间故事加持。在作者看来，“颜圣人”既是民众对颜元的“神化”，又何尝不是对他的“驯化”？（199页）
我不知道这本书算不算微观史学，不过，作者显然有很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以拓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别具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