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英】彼得·沃森/著 高礼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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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彼得·沃森围绕着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这一主题进行了思想史的梳理。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揭露了西方长期以来所依仗的核心价值的崩塌。自那之后，现代人不得不为自己找寻生活的方向和道德的准则。而失去所谓的道德律令，又成为了许多人做出难以想象的极端行为的理由。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越来越相信技术，同时将信仰视作愚昧，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受众与信徒。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神圣化宗教带来的影响，宗教带来的战争与引发的酷刑同样令人感到恐惧与绝望。另一方面，当人们放弃追寻形而上的意义，投身于完全世俗化的世界，并渴望获得幸福时，他们却又发现单纯的物质满足不了自己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而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他们同样需要面对资本、权威以及多方的压力。或许，留给现代人的问题是，缺少了唯一之后，人类看似拥有了巨大的自由，但也开始陷入虚无与孤独，被迫独自找寻人生的意义。
《一切吸引点击的新闻：数据指标如何改变记者工作》
【美】凯特琳·彼得/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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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和传媒学助理教授凯特琳·彼得的民族志新作，考察了西方新闻行业的危机：点击、点赞、评论、转发数量的指标，日益左右了新闻报道的写作，记者们沉迷在数据分析中，为了吸引点击而“优化”自己的内容，最终却反受其害，导致工作条件不断恶化。在彼得看来，数据绩效评价（metrics）是一种规训新闻工作的管理策略，一种新型泰勒制，目的是鞭策新闻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榨取更多他们生产的内容的商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以及创意和知识工作的从业者，即便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仍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文化工人。而泰勒制的要害正在于，它不仅把工人降格为管理手段，还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对自我的剥削中，比如对数据上瘾且工作不稳定的西方媒体人，就热衷炮制能够挑起矛盾的怂人标题，以获得更多广告收入。曾经有人天真地以为，数据绩效有助于记者更加迅速地回应读者声音，从而促进新闻民主化，但现实告诉我们，新闻劳动的数据绩效化（metrification）对民主政制很可能弊大于利，因为这样的新闻业仅仅把读者当作无心政治的消费者，而非公共议题的参与者。当然，彼得还观察到，一些时候，数据绩效也能为记者们所用，管理方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毋宁是辩证的。此外，共同的对于数据指标的不满，可能会让知识工人形成集体认同，在美国新生的若干媒体工会就是新闻从业者们团结一致的结果。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2021年11月版
最近很火的一本书，作者之一是沈阳人，书中两位主角是他的初中同学，通过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经历，描绘出沈阳过去四十年的民间社会史。书中罗伯特·E.帕克的一条理论显得尤为刺目：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两位医生的原生家庭几十年的奋斗都在围绕这句话，而他们不懈地奋斗只是为了“不要成为废物”而已。
于我而言，最吸引的是那种来自家乡的亲切感。看到张医生穿着始祖鸟羽绒服接受采访，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爸前两年非得买一件始祖鸟不可——书中的诸多细节以及人物的所思所想，就是我的父母、同学的真实呈现。目前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似乎已经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雅克·勒高夫/著，高建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勒高夫此书在1996年有一个中译本，此次重译的情况，译者在最后有说明。作者在书的开始就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的是一个范围明确的阶层：学校教师阶层。该阶层出现于中世纪早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中得到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大学中兴盛。它指的是那些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这种把个人思考及其在教学中的传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成为知识分子的特征。”（第1-2页）所以，这本书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中世纪的大学教师。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类型上，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学校是在10-13世纪的城市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学校培养未来的僧侣，城市学校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包括那些将来会继续保持在俗教徒身份的学生，这二者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序言第4页）城市学校不同于修道院，作者介绍了城市的行会制度，大学教师也自认为是行会中的一员，因此，“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感觉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相似，像是一个手工工匠和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能就是研究和讲授自由技艺……技艺，是任何理性而又合理的精神运动，用于制造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它是一种理性的制造技术”。（102页）在这种追求技艺、教授技艺的过程中，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逐渐凸显，不再仅仅为论证神学而存在，虽然并不是截然对立。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将理性与信仰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从上帝出发，而是从自然、精神和星辰出发，来解释世界上第一个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80页）作者在第一章中讨论了知识分子诞生的各种背景与环境，其中谈到社会风潮的变化，比如：“在12世纪，一股反对婚姻的强大思潮出现了。”（64页）“今天被人们贬低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是一项基本的思维活动，不仅传播思想，也创造思想。”（序言第9页）“贵族-战士与新型知识分子之间的敌意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在两性关系上。教士与骑士之间的斗争激发了无数的诗歌创作，而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两个社会群体对女人的争夺。歌利亚德相信，吹嘘自己获得了女人们的青睐，可以更好地证明他们比封建主技高一筹。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士比骑士更会做爱。从这种断言中，社会学家想必能看到社会阶层斗争更看重哪种表述。”（54页）
在第二章，作者讨论了多方势力在大学的角力，大学成员是教士，所以地方教会要管辖他们，另一方面，世俗王权也试图染指大学，“因为大学能给王国带来财富和声望，造就一个培养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人才基地”。（109页）但是大学“时而反对教会势力，时而反对世俗势力”，在经过惨烈的斗争之后，“为了获得教廷这一决定性的支持，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依附教会，从而与推动他们走向世俗化的强大潮流背道而驰”。（114页）大学很可能赢得了独立，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扩大了影响和范围，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皇的代理人。在作者看来：“对于其他所有人，它（大学）似乎注定要进行接二连三的背叛。对教会、对国家、对城市来说，它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117页）
依附于罗马教廷的大学，迅速成为特权阶层。作者在书中介绍，教师成为富有的业主，博士学位实行世袭制，“在帕多瓦，任何博士，只要其父系祖上是博士，即使世系中有人不是博士，也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193页）教师成为世袭贵族，必然鄙视手工劳动，“在12和13世纪的城市里，把自由技艺和机械技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共同推力的那种冲动从此离人们远去。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分离”。（199页）大学的贵族化和寡头化，导致知识水平大为下降，其整体的操守也就可想而知。最臭名昭著的插曲就是巴黎大学对圣女贞德的迫害。“巴黎大学主持了对圣女贞德的审判，并且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自得向英国国王通报了判决结果。”（235页）
与大学的贵族化相对，人文主义者开始兴起，他们认为：一个神学家无法提供某种可以让人信仰的理解和理性，将是可耻的。一些大学成员转向了诗歌、神秘主义、反智主义，以对抗僵化、枯燥的经院哲学，为14世纪的文艺复兴埋下了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