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散文写作始于五四运动而终于20世纪90年代，其长达70余年的创作历程，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和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3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启蒙时代，女性主义的哲学阐释是其散文的主题。该时期散文除一部分收入小说、诗歌合集（《超人》、《往事》、《闲情》）外，大部分单独结集出版。先后出版的散文专集有《寄小读者》（1926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收入《寄小读者·通讯》29篇和《山中杂记》10篇）、《南归》（1931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冰心散文集》（1932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收入《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无限之生”的界线》、《画—诗》、《问答词》、《梦》、《笑》、《往事》（一）、《到青龙桥去》、《闲情》、《好梦》、《往事》（二））和《平绥沿线旅行纪》（1935年2月平绥铁路管理局印行），另有未结集的22篇（包括《石像》、《宇宙的爱》、《山中杂感》、《冰神》、《十字架的园里》、《二老财》、《记萨镇冰先生》、《一日的春光》等）收入后来出版的《集外》。
第二个时期是40年代。这时初经理性启蒙的知识女性，被民族救亡大潮推向艰难实践的境地，讴歌实践中的女性人格，以典型人事实证女性主义的真理性，是冰心散文的主题，特写散文集《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署名男士，1945年11月开明书店再版，署名冰心，所收9篇散文曾于1941年1—12月在《星期评论》连载）是其代表作，此外未结集的13篇散文（包括《悼沈骊英女士》、《我的童年》、《再寄小读者》、《给日本的女性》、《我的良友》等）收在后来出版的《集外》。
另外两个时期分别是50—60年代和80—90年代。前一时期的散文除部分收入《冰心小说散文选集》（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小桔灯》（小说、散文、诗歌合集，1960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外，先后出版五个散文专集：《还乡杂记》（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归来以后》（1958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我们把春天吵醒了》（1960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樱花赞》（1962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拾穗小札》（1964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期的散文一部分收入《晚晴集》（散文小说合集，1980年9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部分结集为《三寄小读者》（1981年7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们着重于前两个时期的研究与论述，而把后两个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参照。
前两个时期的散文在文体形式上包括哲理散文、游记散文、通讯、人物特写和一般记事散文等，但深刻的哲理内涵是其共性特征，即都以形象性、抒情性的语言和细腻含蓄的艺术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哲学层面上对女性主义作出阐释。若把这些阐释加以归纳，便可清晰地看到作者所主张和信仰的女性主义实由如下三个观念体系构成：其一，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观念和母性宇宙观念；其二，以心灵情感体验为基础的女性情感观念和审美观念；其三，以女性主体意识为特征的人格观念和社会改造观念。
一、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观念和母性宇宙观念
作者认为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实是生命主体意识在女性意识中的体现，所以，关于生命哲学的阐述便成为冰心散文的重要内容。以阐述生命哲学为内容的哲理散文集中论述的是生命在宇宙中的主体性和由此而来的生命主体观念与母性宇宙观念，其观点颇受泰戈尔的影响。作者说：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光明了。……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这影响在理论上的体现是上述文章都以构成泰戈尔生命...
泰戈尔不仅提出“无限之生”的理想，而且找到了实现这理想的途径：人的个体生命通过心灵感情的无限扩张，在摄取和理解外界世界的同时创造一个物我一体的“精神世界”。他称这精神世界为“通过人类感情所组成的”“人的世界”，在这里心灵感情的无限扩张，使物质的、生命短暂的个人变为精神的、与宇宙大生命一体化的“人格的人”。他认为这“人的世界”和“人格的人”都是宇宙和人的心灵感情相调和的产物，前者是心灵感情的外化，后者则是心灵感情的人格化。而这二者产生的过程揭示了如下规律性认识：
（1）心灵感情是人类生命的本质，人的“无限之生”根于心灵感情的永恒。他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家，我们的物品，我们的身心等等，一切都会被毁灭。唯有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东西将依赖于人类的智慧和感情，永远存在于生气勃勃的世界里。”（《文学的材料》，收入《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又说：“急切地想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这就是心灵的本质。如果他能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变成另外一些人的真情实感，那他就会永存。”（《美和文学》，收入《泰戈尔论文学》）
（2）心灵感情是人同外界世界结合与统一的内在机制，它使这结合与统一过程成为人的心灵感情对外在世界的同化过程，从而显示了人在宇宙的主体地位。他说：“人，作为一个认识者，并不完全是自己……他是个有机体，他有从环境选择东西为己所有的固有能力。他有吸引力与排斥力，由此他不仅在身外积聚东西，而且创造他自身。把事物化为我们的活生生的结构的主要创造力是情感力。”又说：“按照人的知觉的模式构成自己外形的世界，仍然不过是人的知觉与心灵的不完全的世界。……只有在来到我们情感的范围之内时，它才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的爱与憎、苦与乐、惧与疑不断对它发生作用，它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它随我们发展而发展，随我们变化而变化。按照这种同化的大小，按照其总和的质量，我们也或是伟大或是渺小。”他认为这同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人的世界”和“人格的人”，而且通过人格扩张把人的主体意识提高到无限意识的境界。他说：“在人身上，是什么不管死亡这一明显的事实而宣称自己不朽呢？不是他的肉体，也不是他的脑组织。……它是人的人格，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尽的丰富；它自身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即它多于它自身；它多于对它的所见、所知、所用。人格的人这一无限意识，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表现不朽，并使整个世界为己所有。”（以上引文均见《什么是艺术》，收入《泰戈尔论文学》）
（3）心灵情感与外在世界同化实包括人格的宇宙化和宇宙的人格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前一过程所产生的人格形式是“人格的人”，后一过程所产生的人格形式是“人的世界”。而这两种人格形式都以“个别与全体的结合”体现着“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一方面展现着理想人性的完美，一方面喻示着宇宙灵魂的神秘。他说：“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生属性……为了完全自觉地获得这种天然属性，人不得不同外部的、内部的抗衡和障碍作斗争。……克服这一切障碍之后，人的本质光彩照人，以完美的形式有力地表现着自己……在扩大形式里获得自己。”（《世界文学》，收入《泰戈尔论文学》）又说：“在人感到自己的无限性的地方，在人变得神圣的地方，人是真实的，神性也成了他身上的创造者。”
他认为“宇宙的灵魂”是“形式完美的观念的天”，即宇宙绝对真理，而其感悟和体现者则是具有神性的“最上的人”：“最上的人，他使得自己为人所知，并使得这个宇宙对人来说有了人格。……如果只是在这个世界的实体与规律中，我们就遇不到这个人。然而，在天空蔚蓝、草色碧青的地方，在花朵绚丽、果子香甜的地方，在不仅有种族的永存，而且有生活的欢乐与对同类的爱，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地方，无限的人就对我们显现出来。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大量事实，而且感到了将我们的心与这个世界永恒地联结在一起的人格关系的羁绊。这就是实在，这个实在已成为我们的真理——那与最上的人有着永恒关系的真理。世界的灵魂，似乎渴望在线条和色彩、音乐和运动、暗示和低语，以及一切无法表达的事物的启示所构成的无穷的韵律当中表现出来，它在人心无休无止的渴望中——让最上的人在自己的创造物中显现出来——找到了自己的和谐。”（《什么是艺术》）
上述哲学观点正是冰心哲理散文立论的基础。
首先，她在阐释“无限之生”的基础上提出“完全的结合”和“万全的爱”的理念，并作出如下诠释：
（1）“完全的结合”是指“爱”的完全结合，即“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的结合；
（2）“万全的爱”，“是不分生—死—人—物的”，即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见《“无限之生”的界线》）；
（3）人的生命的主体性不仅在于它的永恒性，更在于它肩负着“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使命，即将爱的信仰变为自觉行动，或以爱与同情抚慰世人的灵魂，或以无言的劳动“勤勤恳恳的为世人造福”（《问答词》）。
从这诠释可以看到冰心借鉴泰戈尔的生命哲学所创建的“爱的哲学”，其核心内容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泰戈尔生命哲学中的“心灵情感主体”论和“个别与全体结合”论，而提出爱的主体论。在哲理散文中这爱的主体论是被作为女性主义哲学基础加以阐述的，其内容包括爱的构成论、本质论和实践论。
在关于爱的构成和本质的阐述中，作者特别突出了母爱的地位与意义，认为母爱是万爱之宗、万有之灵、信仰和光明之源，是生命走向“万全的爱”在心灵中建设“天国和极乐世界”的契机和桥梁。这些哲理性认识蕴涵在作者皈依母爱的神圣情感里，凝成一串串爱的精辟颂词：
“母亲的爱”打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万物种种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
（《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花鸟虫鱼的爱是暂时的，母亲的爱是永远的！……因着母亲，使我承认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又冷淡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
（《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
（《给日本的女性》，收入《集外》）
在爱的实践论里，作者所表述的是人在爱的实践中的主体性，认为这主体性是由生命的如下三个属性所决定的：
（1）母爱和母爱情结。认为母爱是母亲和一切母性的本能，它通过家庭中的母亲在每个幼稚心灵中播下爱和同情的种子，深深刻下终生不泯的母爱情结；“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有这母爱和母爱情结对每个人都“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寄小读者·通讯十》）。这爱的起点也就是爱和生命结合的开端，作者深情地描述了这结合对人生的意义：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2）信仰的虔诚和对美的皈依。认为宇宙万物都沐浴着爱，但只有人是爱的自觉实践者，因为只有人能够凭借思想将爱抽象升华为信仰和美，并从而虔诚地皈依，自觉地实践。她说：“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在地面上。”（《山中杂感》，刊于《晨报》1921年6月25日，收入《集外》）美是一种境界，把爱升华为美，也就是将爱提升到美的境界。从作者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爱有两个至高境界：
其一，是“至情”。她以“泪”的意象表现这境界所具有的美的品格，说：“从至情中流出的眼泪，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晶莹的含泪的眼，是最庄严尊贵的画图！每次看见处女或儿童，悲哀或义愤的泪眼，妇人或老人，慈祥和怜悯的泪眼，两颗莹莹欲坠的泪珠之后，竟要射出凛然的神圣的光！……我最敬畏这个，见此时往往使我不敢抬头！”（《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刊于《晨报副镌》1926年8月7日）
其二，是“大千平等”。这是博爱的极境，它蕴涵着作为审美主体的生命对于大千世界“万物相衬托”之理的了悟。作者以自己爱花卉的感受对这境界的内涵作出如下阐释：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
（《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3）心灵情感体验。自在生命的爱是本能，自觉生命的爱是爱与美的观念和人格的自觉实践，而这观念和人格则必须通过心灵情感体验才能逐步形成。因此，作者总是以她的心灵情感体验对爱的理念作出阐释，《寄小读者》便是以真切的心灵体验阐释爱与同情的经典哲理散文。作者在序中说：“母亲付予了我以灵魂和肉体，我就以我的灵肉来探索人生。”所谓以灵肉来探索人生，也就是通过心灵情感体验来认识和探索包括爱在内的人类精神情感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她认为：“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和伟大。”（《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寄小读者》写于1923—1926年作者在美国留学期间，第一次离开慈母匡护和家庭温馨而只身羁留于异国他乡的作者，正经受着出生以来最大的别离和疾病忧苦的考验，而书中爱的哲学便是她心灵情感深切体验的结晶。在《往事（二）》（《小说月报》1924年7月第15卷第7号）中又对这段刻骨铭心的心灵情感体验在她人生观形成上的意义作了深情回顾，说：“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既承认了‘我’，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无量数的‘他’，更不能不承认了包罗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贽，推开了生命的宫门。”
其次，在泰戈尔“宇宙人格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宇宙大生命”的理念，并赋予它母性人格。她认为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关系，既是个别与全体的关系，又是生命与宇宙之母的关系。她说：“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她把宇宙之母喻为“大海”和“大地”，说“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大海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的流入她的怀抱里”；“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大地庄严的伸出手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的落在它的怀里”（《再寄小读者·通讯四》）。作者在这里不仅写出了“宇宙的爱”的鲜明母爱特征，而且揭示了宇宙大生命爱化众生的母性人格。这说明作者已发展了泰戈尔“宇宙人格化”理论，形成以母性为主体的母性宇宙观念。
总之，生命主体观念和母性宇宙观念，在冰心散文中是被作为爱的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而阐述的，既阐明了这两个观念的深刻内涵，又清晰地界定了它们的外延——与泰戈尔生命哲学的关系。
二、以心灵情感体验为基础的女性情感观念和审美观念
泰戈尔说：“女人的活动是心灵活动。她们要取悦于别人的心，也要索取别人的悦服之心。为此，完全单纯、直率和明朗的态度，就无济于事。男人应该精明，女人则应该漂亮。一般说来，男人的举止越是干净利落越好，但女人的举止应该含蓄和带有暗示性。”（《文学的本质》，收入《泰戈尔论文学》）这段话对女性在情感世界的地位，情感的本质和情感的表现方式等女性情感论的三个相关联的命题作出如下回答：其一，女性是情感世界的主体，因为女人的活动是心灵活动；其二，女性情感活动的本质是心灵美的表现与扩张，即以心灵美取悦于别人的心和索取别人的悦服之心；其三，女性情感表现方式是含蓄和带有暗示性。这些论断在冰心身上得以印证，也体现在她的情感观念中。但冰心的情感观念却具有独特的内涵，这独特内涵源于爱的哲学和她自己心灵情感的深切体验。
冰心的情感观念属于爱的哲学观念体系，以爱为情感之本，深刻体现着女性主体意识。它把母性爱视为宇宙间一切爱与情感的根源和主体，认为人类的结合是以母爱为契机和起点的心灵情感的沟通与融合，其极致是情感向美的升华，即达到“万全的爱”的理想境界。这观念体现在情感价值判断上，便是以爱与美相统一的标准判断情感的意义。作者在她的情感论中着力论述的是如下三类情感：
（一）母爱和爱母之情
关于母爱在人类情感中地位与意义的阐述，已大致包含在上文所援引的爱的颂词中。但在那里母爱是被作为美的人格和神圣的信仰加以颂扬的，而在情感论中对母爱的阐释内容则是它的本质内涵，以及其外化为情绪时在接受者心灵上的真实感应。作者认为母爱情感的本质内涵是“本真”——在本能的情感形式里蕴涵着自然人性的本真。她以母亲对自己的爱为例说明这本真的含义，说：“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总之，她的爱，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的麾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寄小读者·通讯十》）这源于生命本真的情感外化为情绪，在接受者心灵上所引起的感应是生命的归宿感——不单是获得慈爱的幸福感，更是生命拂去层层心灵屏蔽，回归本真和童心的超然感。作者将这归宿感喻为江水入海、落叶回归大地的安然和超然：“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再寄小读者·通讯四》）
她又以对自然美的感受来区别母爱之情与友情在接受者心灵上感应的不同，说：“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寄小读者·通讯七》）
爱母之情根于童心，是童心映照出的心灵的本真。童稚的爱母之情是生活本能，成人的爱母之情则是发自对生命本真的思念，这种思念像乱丝一样永远存活在思乡的梦里和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里。作者所阐释的是以思念为其情感形式的成人爱母之情。她认为成人的爱母之情是母爱在童心中刻下的永恒记忆，既包含着至爱的甜蜜，而又带有生命的神秘。前一种情感体验使她发现了母爱的本真，从而把爱母之情升华为终生皈依的人格美和信仰；后一种情感体验使她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从而在爱母之情中注入了终极关怀的生命意识。她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对母爱之情作出了哲学阐释。
她说爱的本真的发现，不仅使她“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而且使她的爱母之情升华为对母亲人格美的无限信仰和为其献身的*。她说：“十三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激荡的悲怀，渐归平靖，十几年来涉世较深，阅人更众，我深深的觉得我敬爱她，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格。”（《再寄小读者·通讯三》，收入《集外》））又说：“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过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是：‘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一个使者，却是带着奥秘的爱的锁链的！小朋友，请你们监察我，催我自强不息的来奔赴这理想的最高的人格！”（《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她从生命角度审视爱母之情，认为这童心对生命母体的爱，是体现生命“个别与全体结合”的“万全的爱”，其深层内涵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既爱了生命母体，也就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她说：“这是如何可惊喜的事，从母亲口中，逐渐的发现了，完成了我自己！她从最初已知道我，认识我，喜爱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认世界上有个我的时候，她已爱了我了。……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百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寄小读者·通讯十》）又说：“当她说这些事的时候（指母亲述说往事——引者注）……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寄小读者·通讯十》）
爱母之情往往因终极关怀的生命意识的渗透而带有悲悯色彩，而这悲悯则是与母亲生离死别所触发的。在散文中作者通过自己的心灵体验真切地写出这种情感美的境界。她认为由与母亲别离而触发和郁积的情感是发自生命本真的至情，它是无言的“愁”。她称此情感境界为情感的“尽头”处，说：“我深确的信不论是人情，是景物，到了‘尽头’处，是万万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纵然几番提笔，几番欲说，而语言文字之间，只是搜寻不出配得上形容这些情绪景物的字眼，结果只是搁笔，只是无言。”她援引辛幼安的词《罗敷媚》印证对这情感境界的共同感受，说：“他虽只说‘愁’字，然已盖尽了其他种种一切！——真不知文字情绪不能互相表现的苦处，受者只有我一个人，或是人人都如此？”（以上引文均见《寄小读者·通讯十六》）
《南归》写与母亲死别的感情，悲伤里透着对生命和爱的了悟。她说：“因着母亲之死，我始惊觉于人生之极短。生前如不把温柔尝尽，死后就无从追讨了。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又说：“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南归》）作者深深体味了这爱母之情中的悲悯，认为它是“带着酸汁的快乐之果”，“伟大的人生中，是需要这种成分的”（《寄小读者·通讯十五》）。
（二）同情和友情
在作者看来，构成人类情感世界的是如下三类伟大情感：母爱和爱母之情，同情和友情，皈依之情。这三种情感虽都根于生命的本真，但前两种情感内涵属于人性范畴，而后一种情感内涵则带有神性色彩。就前两者而论，所反映的人性范畴也不相同：前者是人性的自然属性（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后者则是人性的社会属性（以社会人际关系为其基础）。她基于上述观点，对同情和友情作出深刻阐释：
（1）同情是对弱者痛苦心灵的怜悯和爱，它因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的本真而具有圣洁、庄严的品格。
她说：“人生不止欢乐滑稽一方面，病患与别离，只是带着酸汁的快乐之果。沉静的悲哀里，含有无限的庄严。”这所谓病患与别离者的快乐，便源于同情者的扶持慰藉。所以，她把同情心的养成视为人格修养的必需目标，要求从小朋友做起，以“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向世间那些“痛苦的心灵”奉献自己所能做到的“同情与怜念”。她说：“莫道万里外的怜悯牵萦，没有用处，‘以伟大思想养汝精神’！日后帮助你们建立大事业的同情心，便是从这零碎的怜念中练达出来的。”（以上引文均见《寄小读者·通讯十五》）
（2）根于生命本真的同情心，存活在童心里，往往伴随童心的丧失而泯灭；属于人格美的同情心，则是心灵情感体验的结晶。
她称后者为“‘施于人’之道”，说病患和痛苦的体验使她获得了这“‘施于人’之道”：“病中看到人所施于我，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她呼唤童心的回归，为丧失童贞时代的同情心而悲哀，说：“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但如今堕落了……”（《寄小读者·通讯二》）
（3）同情的极致是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互动互助的情谊，它虽以同情心为其基础，但却不再是单纯施于弱者的怜悯，而是志同道合者的相互关怀。
她认为友情凝成的友谊在心灵上的感应是“快乐”、“慰安”、“奋兴”、“联结”。所谓快乐，是指它可以填补心灵寂寞，而“‘寂寞’——心灵上的孤独，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所谓慰安，是指它对心灵的匡护——“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的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当你的心灵“走失于空山荒野之中，风吹雨打，四顾茫茫，忽然有你的朋友，开启了‘同情’的柴扉，延请你进入他‘爱’的茅庐，卸去你劳苦的蓑衣，拭去你脸上的泪雨，而把你推坐在‘友情’的温暖炉火之前”；所谓奋兴，是指它所蕴涵的道义性原则——“友谊是宁神药，是兴奋剂”，“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所谓联结，是指它的凝聚力和弥合力，它可以“不分国籍，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的”将“理想相同，兴趣相近，意气相投的人”，“很坚固的联结在一起”，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艰巨事业的创立，伟大艺术的产生”，而“共同努力，相互切磋”，还能使各种不同性格弥合无间，“如同琴瑟上不同的弦子，和谐合奏”，“发出天乐般悦耳的共鸣”（以上引文均见《再寄小读者·通讯二》）。
（三）皈依之情
皈依之情也基于爱，但这爱已脱出世俗而升华为抽象爱。所谓抽象爱就是把爱抽象为美——人格美、自然美和神性美——加以皈依和膜拜。所谓皈依之情便是“人格的人”面对人格美、自然美和神性美所触发的心灵感应。作者在诗中将这类心灵感应化为蕴涵丰厚的意境和意象，而在散文中则侧重于对这类心灵情感内涵的阐释。她认为崇高、庄严和无限是使心灵皈依的抽象美的内涵，分别蕴涵在人格美、神性美和自然美里。她对皈依之情的阐释便是透过心灵感应揭示上述抽象美的内涵。
首先，是对人格美内涵的阐释。
她把由母爱升华而来的母性人格视为人格美的极致，认为它在心灵上的感应不是源于亲情的温馨和慰安，而是由美的净化与同化而生的对崇高人格的膜拜与皈依。这膜拜与皈依正是信仰的发端，因为人格美的追求者在对美的人格产生膜拜之情的同时，也就把对方变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在膜拜者眼里母性人格已不再是亲情的实体，而是爱的哲学符号和信仰的化身，因此，对人格膜拜的实质是对信仰的皈依。皈依情感外在形态是心灵的剧烈震撼，而这震撼则源于信仰的发现。所以作者说：“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寄小读者·通讯十》）又说：“经过了别离，我反复思寻印证，心潮几番动荡起落，自我和我的母亲，她的母亲，以及他的母亲接触之间，我深深的证实了我年来的信仰绝不是无意识的！”（《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心灵一旦皈依信仰，就必然产生为信仰献身的情绪和*。这便是作者把殉道者圣保罗奉为“理想的最高人格”，并加以效法的原因。
哲人人格也是作者倍加崇拜的。《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以哲理诗的语言表达了对印度伟大哲人泰戈尔“美丽庄严”的人格美的皈依之情。这是两颗心灵在“无限之生”的崇高精神境界里的结合。作者称这种结合为“‘梵’中合一”，说它在心灵上的感应是“澄澈”和“凄美”；而这感应则源于对泰戈尔“无限之生”信仰的顿悟。可见，对哲人人格的皈依，其实质也是对信仰的皈依。
其次，是对神性美内涵的阐释。
作者认为生命具有有限和无限双重属性：前者是人性，后者是神性。泰戈尔称神性的人为具有“无限意识”的“上人”，作者却将神性赋予人类心灵世界的一切神圣偶像（如象征宇宙无限之爱的“女神”，象征造化智慧无限的“上帝”和“造物者”），而把“上人”仅仅视为上述神圣偶像意志的传达者。因此，在散文中便出现了神性偶像及其意志的传达者两种形象。散文《画—诗》（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笑》（1921年1月《小说月报》第12卷1号）、《石像》（《晨报》1921年5月13日）、《宇宙的爱》（《晨报》1921年6月23日）和《冰神》（《晨报》1921年8月26日）通过展示前一种形象的神性美表现了心灵对神性的皈依，而《“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和《十字架的园里》则以神性的信仰者与传达者的神会，显示了心灵皈依过程。
象征性和暗示性是神性偶像显现神性美的特征，它使这类形象涂上超凡的神秘色彩。所谓心灵对神性美的皈依，便源于这神秘的象征和暗示在心灵上所引发的感悟。《画—诗》中的神性偶像是圣画里拯救羔羊的牧人基督，作者的皈依之情便源于在这画意暗示下对《圣经》诗情的感悟。她对圣画所引发的心灵感应作了如下描述：“我素来虽然极爱图画……然而我对于它们的态度，却好像是它们来娱悦我，来求我的品鉴赏玩；因此从我这里发出来的，也只有赞叹的话语，和愉快的感情。这幅画却不同了！它是暗示我，教训我，安慰我。它不容我说出一句话，只让我静穆沉肃……我注目不动，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涌。一会儿忽然要下泪，这泪，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慰安呢？它不容我说，我也说不出来——”无语的暗示所触发的心灵感悟虽也是无语的，但这对神性皈依的心声，却与万有心心相通，正如《圣经》所言：“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苍穹传扬他手所创造的……无言无语……声音却流通地极！”《石像》中的石像是宇宙之爱的象征，她那“凝寂的面庞，消沉的目光”所显露的“伤心”和“孤傲”，暗示着宇宙之母对人类心灵情感世界的无限关怀。对她“深深地低头崇拜”的作者正是为这宇宙的无限爱力所震撼，她说：“倘若你容我说破，石像呵！你是伤心，因为无量沙数的世人，心里只满着贪嗔。你是孤傲，因为无量沙数的世人，口里只唱着悲歌。”《冰神》中的冰神是象征和指示宇宙光明的女神，她“一只手举着风筝，一只手指着天上”，是在暗示：心灵的风筝飞向“繁星错落如蛛网”的太空，实现与宇宙大生命的完全结合，是有限生命走向“无限之生”的光明之路。那使作者心神为之一惊的“清辉千缕”，便是“无限之生”的光明境界在心灵上的感应。这是心灵对宇宙女神及其冰雪般高洁的世界所构成的神性美的皈依：“是真？是梦？我只深深地记着：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
传达者形象分为三类：一类是人的形象，如《“无限之生”的界线》和《问答词》里的宛因；一类是物的形象，如《十字架的园里》中的“十字架”；一类是具特定情感蕴涵的意象，如《笑》中的三个“笑容”。这三类形象都是象征宇宙大生命的神性世界通向个体生命的心灵情感世界的桥梁，向个体生命传达着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意识——“无限之生”的意识和“万全之爱”的意识。所谓传达就是通过对无限意识的阐释和实证，促使心灵的皈依。
宛因是永存于作者心灵情感世界里的亡友。她的音容、友谊和心灵情感常浮现在作者思念的梦里——这就是生命因情感的永恒而获得“无限之生”的实证。她对“无限之生”的阐释便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这阐释是如下一段哲理性心灵对话：
她摇头说：“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瘢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心灵对神性美的皈依是一个情、智交融的心理变化过程：先是由困惑的痛苦进入解困的朗澈，而后又因彻悟而身心快乐。
立在墓地的十字架，在散文中是作为“无限之生”的界线的标志物而出现的。它在生命的情感世界里，不再表示生命终结的恐怖，而是“生前的友”，“死后永久的伴侣”，生命因情感永恒而获“无限之生”的实证；以无言的阐释，触发心灵对“无限之生”的皈依之情。作者笔下的“十字架的园里”，所显现的正是具有神性美的“无限之生”的心灵情感世界：“在这里，我只有静止不流的心泉，幽深缥缈的思想，和那微带着觉悟欢喜的‘惆怅’。……寂静极了！幽深极了！沉思的石像旁边，长眠的异国异乡的人，在这里，什么界限都消灭了，我们只隔着一个神秘的十字架呵！”（《十字架的园里》）
《笑》的意象，是由画中安琪儿、古道旁赤脚抱花的孩子和茅屋外倚门而立的老妇人，三个爱的天使的笑容构成。它既是心灵中爱与美的显现，又是对宇宙母性爱无言的阐释，所触发的心灵感应，是灵魂消融于“万全之爱”的超然和明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再次，是对自然美内涵的阐释。
作者曾倾慕和赞赏泰戈尔存蓄“天然美感”，发挥“天然美感”的诗词；而她自己的散文也同样以存蓄和发挥“天然美感”为其特征，并且在“天然美感”中蕴藏着更具现代内涵的“快美的诗情”和“超卓的哲理”。从散文中可以看到，“快美的诗情”的至高境界是对自然美的皈依，而“超卓的哲理”则是对自然美内涵的阐释。
喜爱和崇尚自然美是生命的普遍属性，但有玩赏和皈依两种不同境界：前者把自然作为玩赏的客体来愉悦身心，后者则将自然视为庄严神秘的宇宙美来膜拜和皈依。显然，作者属于后者。她从小生活在美丽的大海边，海的“空阔高远”使她认识了大自然的伟大和庄严，“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怔忡”。自然已不再是她玩赏的客体，而是她膜拜和皈依的无限庄严神秘的人格美，浸润她的心灵，影响她的性格，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作者的童年完成了生命与自然的同化，形成了她皈依自然的性格。她在童年回忆里最为珍视这一性格遗留及其意义，说：“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欢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又说：“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上述引文均见《我的童年》，刊于1942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4期）
从作者对自然美生动真切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美的形式的多样性和审美观念的统一性。这恰恰是母性宇宙观念在审美领域的反映。因为母性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宇宙是多样性的统一，即无以计数的生命形式在无限宇宙爱力推动下，通过完全的结合形成统一和谐的生存境界。自然是宇宙庄严的外相，其美的构成也必然是多样性的统一。美的形式的多样性，在散文中表现为恪守“万物相衬托”之理，尽现各类美的形态：既写海的无限，又写山的幽深；既写大地的空阔高远，又写云影天光的微妙变幻；既写玫瑰的艳丽，又写海棠的浅淡；既写奇绝的人文景观，又写全美的血肉之躯……审美观念的统一性，实是宇宙本质的统一性。它不是要求具体审美标准的统一，而是要求各类自然美的形式都要反映宇宙的本质；而审美的使命就是从美的形式中发现宇宙的本质；所谓对自然美的皈依之情，便是宇宙本质的发现在心灵上的感应。
母性宇宙观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生命在无限爱力推动下完全的结合，其结果便是宇宙大生命的诞生；宇宙大生命以其无限性体现着自然美的本质，这便是无限之爱、无限之生、无限之智慧和无限之和谐。作者对自然美的皈依之情，无不根于上述无限性的发现。
无限之爱是伟大的宇宙情怀，蕴藏在庄严的自然美景中，往往使无爱而痛苦的懦弱心灵获得强大精神支柱。作者在“中国北方蔚蓝的天”和异国的“云影天光”中，都发现了这无限之爱的伟大情怀，并为之皈依。故乡的天空是乡情的结晶，从异国归来的作者，深切地写下它在心灵上的感应：“你若是不曾离开中国北方，不曾离开到三年之久，你不会赞叹欣赏北方蔚蓝的天！清晨起来，揭帘外望，这一片海波似的青空，有一两堆洁白的云，疏疏的来往着，柳叶儿在晓风中摇曳，整个的送给你一丝丝凉意。你觉得这一种‘冷处浓’的幽幽的乡情，是异国他乡所万尝不到的！假若你是一个情感较重的人，你会兴起一种似欢喜非欢喜，似怅惘非怅惘的情绪。站着痴望了一会子，你也许会流下无主、皈依之泪！”（《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刊于《晨报副镌》1926年9月6日）接着她又对异国云影天光之美，在孤立无依的弱小心灵中所触发的无限皈依之情，作了如下生动的描写：
碧海似的天！四围山色之中，这油然一碧的天空，充满了一切。漫天匝地的斜阳，酿出西边天际一两抹的绛红深紫。这颜色须臾万变，而银灰，而鱼肚白，倏然间又转成灿然的黄金。万山沉寂，因着这奇丽的天末的变幻，似乎太空有声！如波涌，如鸟鸣，如风啸，我似乎听到了那夕阳下落的声音。这时我骤然间觉得弱小的心灵被这伟大的印象，升举到高空，又倏然间被压落在海底！我觉出了造化的庄严，一身之幼稚，病后的我，在这四周艳射的景象中，竟伏于纤草之上，呜咽不止！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
宇宙的庄严不仅使心灵皈依，而且浸染和提升心灵情感境界，转移性情和人格。作者正以此观点描写了塞北平地泉的动人黄昏：
四顾茫茫远山如线，中间一片平坦浩荡的平原。牛马千百成群，远远的走来，如绿海上的沙鸥万点。依杖当风，心旷神爽！这种无边高朗的天空，无限平阔的草原，无尽清爽的空气，是只有西北高原才能具备的，我愿个个南方孩子，都能到此一游，一洗南天细腻娇柔之气！
她进而写出平地泉黄昏之美移人的魅力：
晚霞艳极，四山青紫，起伏如线，萋萋芳草，平坦的直铺到天边。而四天的晚霞，由紫而绯红，而浅绿……抬头时却远远的看见白光万点，缓缓流来，原来是羊群罢牧。羊群过尽，有两三牧童悠暇的拄着鞭竿，低头行走。落日的金光中，完成了这幅伟大静穆的黄昏图画。大家心上的黄昏，也有几十百个，却谁亦忘不了这最深刻，最移人的“平地泉的黄昏”。
（《平绥沿线旅行纪·平地泉》）
她又说：“我自己生平的癖爱，是山水，尤其是北方的黄沙茫茫的高山大水。虽不尽瑰奇神秀，而雄伟坦荡，洗涤了我的胸襟。”（《平绥沿线旅行纪·序》）作者认为自然美移人性情的力量正源于宇宙的无限爱力：万物因“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浩浩太空由于它的推动才“阻不了阳光照临，也阻不了风儿来去”，心灵也将因对它的皈依而升华到“万全之爱”的极境（《宇宙的爱》）。
作者不但在庄严的自然美中发现了无限之爱，而且在凝静的自然美里获得了生命哲学的感悟。她散文中那些沁人心脾的凝静美境的描写，总是把人带入生命哲学的沉思。作者称这凝静美境中的沉思是心灵与自然对语，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在心灵上的感应，所触发的是心灵对宇宙“无限之生”的皈依之情。因此，在这类自然美的阐释中，对“无限之生”皈依之情的描写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散文《往事（二）》中，关于“林中月下的青山”的描写，就颇具代表性：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万籁俱绝，万缘俱断，有如水的客愁，有如丝的乡梦，有幽感，有彻悟，有祈祷，有忏悔，有万千种话……
这一切，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此时此地的，宇宙中流动的光辉，是幽忧，是彻悟，都已宛宛氤氲，超凡入圣——
可见，作者笔下的凝静美境，是一个物我一体、生灭无间、时空无限的境界。它以“无限之生一刹那顷”的凝静，显现了宇宙生命之光的无限流动，使心灵为之皈依。在散文中有多处写到这种美的境界，并对其美的品格作出精确描述，说它“美处在幽深”，“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它“是哲学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观的”（《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宇宙无限之智慧，是通过两种不同美的创造表现的：其一是自然的美，其二是人文的美。作者认为，前者是自然的造化，直接表现了造物主天工的完美；后者则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结晶，间接表现了宇宙的无穷创造力。散文《平绥沿线旅行纪》对大同云冈石窟的描写，就饱含着由人文美的创造所达到的神异境界而产生的皈依与膜拜之情：“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只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记亦如梦入天宫，醒后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平绥沿线旅行记·七月十二日云冈》）
作者曾说，她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美感中得来，而这自然的美感不单指山水，也包括美人：看见全美的血肉之躯也往往使她肃然赞叹造物的无限智慧，并为之皈依。她在《寄小读者·二十五》中的附诗《赞美所见》中所表现的，便是对这类全美血肉之躯的皈依之情。她把在湖畔所见的美人，誉为上帝手造的“全美的体模”和无限智慧的结晶：“樱唇上含蕴着天下的温柔，眼波中凝聚着人间的智慧”。她面对这“万千形质中”的全美，对宇宙无限智慧的皈依之情油然而生，只有“合掌低头”，赞美“万能的上帝”。
母性宇宙观视无限和谐为宇宙万有存在的法则。这种观念体现在审美领域，便是以“和谐”为美的至境。从散文中可以看到，作者所追求的便正是和谐的美。
色彩的和谐，是“浅淡”，是“参差”，与之相对的是“浓艳”，是“对比”。她在有香的花中“只爱兰花，桂花，豆香花和玫瑰”，因为它们香得“清淡”；在无香的花中“深爱”海棠，是因为它色彩“参差”，构成海棠花的基本颜色是红和白，但不是红和白的对比，而是红和白的“参差”。她说：“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一日的春光》，刊于《宇宙风》1936年6月第18期）她酷爱大自然的山和海，但尤爱大海，因为“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前者“参差”，“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后者是“对比”，尽显其单调划一。
光影的和谐是“流动不居”，与之相对的是“呆板”和“凝滞”。光影的流动使作者笔下的一切“凝静”之境，都显现为“活静”：在“万山沉寂”中，有“颜色须臾万变”的落霞，“因着这奇丽的天末的变幻，似乎太空有声”；在塞北伟大静穆的黄昏图画里，流动着罢牧归来的羊群，“如绿海上的沙鸥万点”；形色不同的景物，总是浸染在月夜的流动光辉中。生命的和谐是“衬托”，而非“对比”，它所体现的是“万物相衬托”的宇宙造化规律。万物相衬托的观念不仅表现在作者的审美中，形成美是相衬托而存在的观念，而且体现在她的生命哲学中，形成生命是相衬托而存在的生存价值观。她认为，生命不以对比分尊卑，不因爱憎而生灭，而是像“百千万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从而反射出宇宙间“许多璀璨辉煌”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总之，作者的情感观念和审美观念，在散文中主要是通过对母爱和爱母之情、同情和友情、皈依之情三个情感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的阐释表述的。这阐释所展示的情感观念和审美观念都具有鲜明的母性特征，是母性宇宙观念在心灵和审美领域的体现。其基本观点是：母爱是生命情感的本源和主体，同情和友情是它的延伸，皈依之情则是它美的升华；对美的皈依实质上是对宇宙母性无限之爱、无限之生、无限之智慧和无限之和谐的皈依。
三、以女性主体意识为特征的人格观念和社会改造观念
关于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及其所规定的人格观念和社会改造观念的阐释，已在女性宇宙观部分作了介绍。但那是关于概念内涵的阐释，较为概括抽象，没有创作的实证。在这里的阐释则是以作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人物特写和人物通讯为依据的实证性阐释。这些作品包括：《二老财》（《青年界》1936年1月第9卷1号）、《悼沈骊英女士》（《妇女新运》1942年第4卷第1期）、《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写于1945年8月9日）等人物特写散文和人物特写散文集《关于女人》等。这些作品写于女性主义理性启蒙后的民族救亡时期，包含着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是上述人格观念和社会改造观念真理性的实证和形象阐释。
从作品中的17个真实女性看，作者理想的女性人格是智情意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与和谐统一。智是生存智慧，其最高体现是主体意识的自觉；情是心灵情感，其最高境界是为了爱的牺牲；意是行为意志，其极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三个方面是仅就理想人格共性特征而言，就每个具体性格而言则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性格是贤妻良母型、贤妻良母型兼事业型和“精爽英豪”型。在散文中上述理想人格内涵主要是通过这三类性格内涵及其阐释表述的。
（一）贤妻良母型性格内涵阐释
贤妻良母型性格的内涵，是母性爱。这类性格的主体意识和行为意志都是通过母性爱这一情感个性体现的。她们在家庭中的主体性表现为对丈夫和子女的匡护与无私奉献，在社会中的主体性表现为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些则都是为了爱的牺牲。作者称这类性格为“有情的一类”。她说：
我把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趣的，这类朋友，多半是很渊博，很隽永，纵谈起来乐而忘倦。月夕花晨，山巅水畔，他们常常是最赏心的伴侣。第二类是有才的，这类朋友，多半是才气纵横，或有奇癖，或不修边幅，尽管有许多地方，你的意见不能和他一致，而对于他精警的见解，迅疾的才具，常常有不能自已的心折。第三类是有情的，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
（《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她把亡友王世瑛视为“有情”性格的代表。世瑛是作者的挚友，她与作者之间与日俱增的亲密友谊长达三十余年，在北京女子高师就读时，世瑛就是一个特别注重友情的人，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有特别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英（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这三人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她们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写得很详细。她毕业后当教师，做了著名学者张君劢的妻子，成为匡护丈夫和三个孩子的贤妻良母。抗战后期，举家流亡四川，在丈夫去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期间，她不幸因难产而死。作者在悼念世瑛的文章中对其性格内涵作出如下阐释：
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属于有情的一类！这并不是说世瑛是个无趣无才的人，世瑛趣有余而才非浅，不过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盖过了，淹没了。
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二）贤妻良母型兼事业型性格内涵阐释
这类性格的内涵是主体意识的自觉。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使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成为家庭与事业的双重主体。作者认为在她的朋友中，沈骊英女士便是这贤妻良母型与事业型兼于一身的性格。沈骊英是作者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就读时的同学和朋友，后来成为农业科学家。与著名科学家沈宗翰结婚后，她便自觉地肩起科研和匡护家庭的双重责任，愿以这两方面的成绩来证明女子的能力，争得妇女的地位。她积劳成疾，不幸于40年代初，病死于重庆。在妇女界追悼这位极不平常的女性的日子里，作者写了《悼沈骊英女士》，纪念和评价她的人格，“愿今日的妇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为法”。
作者认为，女性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是骊英性格中最可贵的人格内涵，也是她“最不平常之处”；而这主体意识的自觉，则是通过她人生理想与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以及自强不息、埋头苦*实践精神和情感力量体现的。
首先，她在大学时代就有了在家庭和事业两方面都获得成功的理想：“她常常说到她一定要在科学界替女子争一席地位，用功业来表现女子的能力。她又说希望职业和家庭并行不悖，她愿意有个快乐的家庭，也有个称心的职业。”为实现上述人生理想，她在生活道路的设计中提出处理辅助丈夫、教育子女和自身事业三者关系的原则：“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作者为她居科学家之地位而仍以“助夫”为重的人格境界所感动，说：“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育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必说这种话了。”
其次，是她的为理想而自强不息、埋头苦*实践精神。“她相信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议去争来，而是要用工作成绩来获取的”；“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而主张“女界同志一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自问己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收获之多少”。这认识的高度自觉，正是她自强不息、埋头苦*意志力的根源。
再次，是她心灵情感境界的高洁。它使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获得爱的情感形式，表现为融化环境的情感力量，显示了母性人格所特有的无敌魅力。作者认为这是她能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难关的精神方面的原因，说：“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抗战期间，普通‘公务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对于下属和工友，并不责望躁急，并不吹毛求疵，她处处表示‘钦慰’，表示‘这工友不可多得’，她处处感谢，处处高兴，这是她平日精神修养的独到处，使她能够以‘自信力与奋斗力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的难关’。”（以上引文均见《悼沈骊英女士》）
（三）“精爽英豪”型性格阐释
这类性格的内涵是自然人性的本真和刚强。作者认为崇尚刚强是人性的本真，由于男性法权道德的扭曲，才使多数女性丧失了这一天性，但在特殊环境里仍有这类性格的遗存，三四十年代被誉为“河套穆桂英”的女英雄“二老财”，便属这类性格。她是河套民族英雄王同春的独女，没有名字，“二老财”是河套人民和她的部下封赠给她的。作者在塞北考察时无意发现了她，不仅为她本真刚强的性格深深感动，而且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散文《二老财》中深情地描绘了她的形象：
一个蓝衣皮帽，佩枪跃马，顾盼如神，指挥风生的女人。……
她天真，她坦白，她任性，她没有沾染上半点矫揉忸怩之气。她像“野地里的百合花”……不，她不是一朵花，就是本地风光，她像一根长在河套腴田里的麦穗。一阵河水涌来，淹没了这一片土地，河水又渐渐的退去，在细沙烂泥之中，西北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下，有一粒天然的种子，不借着人力，欣欣的在这处女地上，萌芽怒茁，她结着丰盛的谷实。
散文以简约的文字介绍了“二老财”富有传奇性的经历：“骑着无鞍马，打着快枪，追随着父亲，约束着工人，过了她的童年”；“到了二十多岁”便出嫁了，但不久丈夫死去，父亲因“和人家争夺械斗”而下狱，从此她担当起管理王家一切的重任，“打手，工人，田庐，牲畜”都归她一人分配管理，“她的身边，常有三四十个携枪带刀的侍从，部下有不受命的，立被处决”；“她号令明，恩光威力，布满了河套一带，人民对她，和对她父亲一样，又惊慑，又爱戴”——“就在这时二老财得了她的尊号：她父亲王同春是大财主，大老财；她是二财主，二老财”。
冰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贤妻良母型，二老财这类本真刚强者并不多见。但这却是她从幼年时期就倾慕的理想人格。她说：“因着幼年环境的关系，我的性质很‘野’，对于同性的人，也总是偏爱‘精爽英豪’一路。小时看《红楼梦》，觉得一切人物，都使我腻烦，其中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个尤三姐，所谓之‘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者……野史，有云‘郭汾阳爱女晨妆，执栉捧巾，尽是偏裨牙将。’使我觉得以她的家世，她的时代，可纪者必不止‘晨妆’而已。可惜以后翻了些史书，这郭公爱女，竟无可稽考，不禁惘然！”又说：“二十年来，野性消磨都尽，连幻想中同性的人物，也都变样了。‘女人’，这抽象的名词，到我心上来时，总被一丛乱扑的火星围绕着，这一星星是：衣，饰，脂，粉，娇，弱；充其量是：美丽，聪明，有才藻，善言辞……无论我的幻拟引到多远，像二老财这样的人格，竟不曾在我的想象中出现过。”（《二老财》）
可见，女性人格的内涵，在作者观念中有一个转换过程，转换原因则是男性中心道德对作者童年性格的扭曲。但这扭曲虽使她“野性消磨都尽”，却没有摧毁她的主体意识，因此，她所崇尚的野性美仍然活在童年的梦里，潜藏在她的性格中，成为她揪心的回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笳。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梦》，刊于《小说月报》1923年4月第14卷4号）
《关于女人》是作者人格观念的形象阐释。其中所写的14个女性，个性、职业各不相同，但从人格内涵看，大都分别属于上述三种性格类型。所不同的是作者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时代性特征，这便是女性主体意识与民族意识在救亡实践中的融合。
《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兼事业型女性。她在大学时代是学生心悦诚服的师姐和领袖，具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自尊，自立，自强。她漂亮又干练，“说话作事，敏捷了当”，“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没有一般女同学的羞怯和隐藏”。她对女同学也不偏袒，认为：“偏袒女生，就是重男轻女；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让人家特别容让呢？”毕业后她成为著名产科大夫，不甘心沉溺在沦陷的都市里，而勇敢地带领同事，到大后方从军，这时她在作者眼中已是一个巍然屹立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的，不断的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的学生》中的S女士是贤妻良母型性格。她是驻澳外交官的女儿，“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研究地质学的专家。抗战爆发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温馨小家庭的主妇。是战争破坏了她的幸福，使她不得不负载着家庭和生活重累辗转于云南山区。但她总是以乐观主义精神来战胜艰难困苦，以无限爱心在窘境中为丈夫和孩子营造一个美丽欢爱的家庭环境。“真好玩”三个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地应付了过去。她操劳不息，努力不懈，终于营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在家里不仅有“安详静默的丈夫”和“聪明活泼的孩子”，而且房子、家具和鸡棚、羊圈、蜂房、厕所等都是自己亲手建造的。然而，她却为抢救同事的太太，献血后死去，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她早已得了结核症，病因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是一个伟大女性，在她的性格中体现了母性、妻性和民族精神的融合。
《我的奶娘》中的奶娘和《张嫂》中的张嫂，都是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很强的劳动妇女。她们虽不是二老财似的英雄，但性格中却蕴涵着同样的本真和刚强，奶娘尤为典型。奶娘原有一个以种地和兼营杂货店为生的小康之家，但日本人强占了她的土地和杂货店，并逼死她的丈夫；婆婆又嫌她生的是女孩，无法为死去的儿子报仇，就迁怒于她，经常咒骂她。于是，她便怀抱复仇目的赌气出来当奶娘，“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这是国难时代中华民族的母亲，她那本真刚强的性格深刻着中华母亲共同的苦难和悲愤，在她母性中融合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作者以万分钦敬而深沉的心情，对这“善良的灵魂”表达了哀思，说：“能执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
上述人物性格，不仅形象地阐释了作者女性人格观念的内涵，而且证明投身于社会实践是女性人格建设的必然途径。因为正是救亡时代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铸就和展现了她们人格的理想境界，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正如作者所说：“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关于女人·我最尊敬体贴她们》）作者的女性社会改造观念便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作者认为女性社会改造观念的确立，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也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重要内容。她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就撰文系统论述她的女性社会改造观，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参加社会改造是妇女解放的必然途径和归宿，而其前提和基础则是由现代女学生群体所构成的社会改造队伍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她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中，以女学生群体对社会改造的态度及其社会效应为尺度，把初期妇女运动分为三个时期。说前两个时期是宣传时期，止于“女子参政”、“男女开放”等名词介绍，目标、思想和行为“都是完全的模仿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而第三个时期才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建设时期。她认为这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妇女解放的两个必然性：一是群体觉悟从认知效仿到自觉了悟的必然性，二是改造过程从舆论宣传到具体实践的必然性。她呼吁第三时期的女学生，必须认识和把握这必然规律，自觉而勇敢地肩负起社会改造事业的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要知道她们所担负的“是二万万女子万世千秋的大幸福”，“这幸福可以被她们捧上九霄”，“也或者被她们推落地下”，“这是艰苦卓绝的事业”，“很有希望的事业”，这事业的意义是连威廉大帝和拿破仑的功业也不能匹比的。她说：“闭居小村的威廉帝，放流荒岛的拿破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打击，他们的深悲极恸，还不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因为他们所图谋的是数十百年一己的功业，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
第二，女性要取得社会改造事业的成功，必须通过修养的功夫提高自身素质。
她认为妇女运动的前两个时期，所以产生厌恶女学生的社会心理，其主观原因便是女学生自身素养较差，表现为空谈、放纵和浮嚣，因此，要完成改造事业，就要得社会的信仰，而要得社会的信仰，“就不能没有我们自己修养的工夫”。为帮助她们加强自身修养，她提出如下要求：
（1）生活素养。一是要以服饰体现人格的庄重：“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颜色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至于首饰……以不用或少用为好。”二是要以高尚趣味营养心灵和人格：“‘剧场’、‘游艺园’这等地方，都含着有‘喧嚣华靡’、‘光怪陆离’的意味，最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扰乱我们的思想。……要以‘学术演讲会’、‘音乐会’、‘古物陈列所’和‘隔绝尘世的园林’这种的地方去替换这‘剧场’、‘游艺园’。因为这一类的地方，是‘正当的’、‘趣味的’、‘高尚的’，能以清洁疏散我们的脑筋，活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学问知识有‘课本’以外的增益辅助”。三是善于结交有素养的朋友。因为“‘朋友’也有左右我们‘意志’、‘思想’的能力”。
（2）思想文化素养。要养成三种好习惯：一是读书的习惯。读书要有选择，要“将各种有价值的‘新闻’、‘杂志’，放在接近的地方……随手翻阅”，“更要时时注意到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识’、‘新发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和‘欧亚近代女子教育的趋势’、‘我国妇女界今日的必需’”。二是欣赏和研究“天然之美”的习惯。天然之美“华妙庄严”，最合于女子的心理，欣赏时会“生出一种拔俗出尘的‘感想’和‘理解’”，用文字写出来便是“没有一毫刻划造作极其可爱的‘天籁’、‘人籁’”；这种高尚欣赏习惯，不但能练成“随时随地注意研究宇宙万物的惯性”，而且能以引导“思想”、“文字”，“渐渐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三是了解和接近社会的习惯。应当以适当形式接触和了解社会，校内的“恳亲会”、“毕业会”、“音乐会”是最好的形式，“因为这是‘秩序的’、‘精神的’，也是‘庄严优美的感情’”。
第三，社会改造要坚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实践方略，从根本上做起。
这一方略是针对前两个时期妇女运动“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偏颇而提出的。作者认为这种偏颇已使新女性及其言论失信于民，所以纠正方法就不能单靠言论，而应以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及其切实成效，取信于民。她说：“要避开那些‘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言论。因为这种的言论，社会已经从‘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口中，听得厌烦了，并且也觉得没有价值了。不但不能改换社会的眼光，反要惹社会的轻藐讥笑。因此我们要挑那‘实用的’、‘稳健的’如‘家庭卫生’、‘人生常识’、‘妇女职业’这种的题目，去开导那些未得着知识的社会妇女。不但可以收实效，并且也是积极的治本办法。”
依据这一方略，“普及教育”、“改良家庭”便成为女性最适宜的社会改造事业。为此，作者特别强调女学生要努力于“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和“妇女职业”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说：“我们建设事业的‘目的’，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从根本上作起，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等等。因此我们要常常注意到‘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等。因为事前若没有预备，当事便莫知所措，我们所学习的也就等于虚文不能运用了。其余的职业如‘美术’、‘音乐’等等也不是不可学习。不过以中国的现势看起来，我们不得不从那最需要的着手进行了。”
上述社会改造观念，在后来写作的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释，特别是在40年代创作的人物特写里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经过“五四”理性启蒙的知识女性，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已融入社会实践的主流，以艰苦卓绝的业绩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她们已不再是“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而是和国难中普通人民同甘共苦的劳动者，在艰难困苦的内地从事于“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社会改造，“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在这里，以女性主体意识为特征的社会改造观念的真理性不仅得以实证，而且其内涵在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冰心是“最最属于自己”的作家。早在“五四”新文学倡导时期，她就提出文学要表现自己的主张，说：“‘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文艺丛谈》，刊于1921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这主张体现在她的创作中，便形成她“真”的鲜明艺术个性。这“真”的个性特征体现在她所有的作品里，在散文中尤其突出。她的散文所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就是“真”——“真”到“文如其人”。
从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个性中的思想内涵是女性主义，而性格外在特征则是“自然”、“真情”、“沉思”：“自然”，不仅表现为她喜爱自然美和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而且体现为她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真情”，不仅表现为她对童心的喜爱，而且体现为她注重心灵情感真切体验，以“真”为善的情感价值观；“沉思”，不仅表现为她对哲学的爱好和善于深思的习惯，而且体现为对人类和宇宙终极关怀的哲人情怀。若说女性主义是散文阐释的内容，那么“自然”、“真情”、“沉思”的性格气质则是阐释的中介，它使阐释个性化。这阐释的个性化表现为如下文体特征：
（1）语言的哲理性。这些哲理性语言都是作者思想、情感、审美深刻体验的结晶，像一串串灿烂的珍珠，散布在每篇散文中。它是自然美的阐释，触发心灵对自然的皈依；她是发自生命本真的心灵絮语，唤起童心复归；它是人生箴言，启迪灵魂了悟。简约凝练是这哲理性语言独特的美，它既保有中国文言词语精练、音韵和谐和语意蕴涵丰厚的长处，又融合了西语语法科学、概念明确和逻辑严密的优点，体现了“中文西文化”和“白话文言化”的语文观念。
（2）材料的自然化。自然景物、宇宙万象及由此生发的“自然之美感”，成为作者惯用的、最得心应手的材料，在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这些材料的运用，把散文语境拓展到宇宙本体的无限之中，形成旷达自如、情深意远的文体风格，不仅使散文的哲学阐释变得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宇宙无限意识往往由此油然而生。
（3）情感刻画的深刻性。散文中没有激烈的煽情描写，而随处可以看到深到人性本真的情感刻画。这情感刻画的深刻之处，是把母爱、童心等一切美好情感都升华抽象为美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从而使灵魂因之净化、心灵为之皈依。正是这对情感美的皈依之情，显示了散文情感的深刻性和独到之处。
这些特征所融合而成的文体风格是质朴而高雅。胡适曾赞赏这创新风格对“五四”白话文体建设的意义，说：“（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又说：“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冰心：《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作者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散文，虽仍保持着上述文体风格，但时代主题已不再是女性主义的启蒙，而是女性主义的伟大实践，所以对女性世界的关照也由观念的阐释转为实践的回顾。这些回顾性散文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悼念和纪念伟大女性的文章。《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一代崇高的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收入《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悼丁玲》（《文艺报》1986年第11期）、《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和《悼念林巧稚大夫》（《人民日报》1983年5月19日）等，堪称这类文章的代表。这些文章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对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一代伟大女性在政治、文化、科学和妇女运动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崇高人格作出评价，说她们“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崇高的人格与影响”，将永远是妇女学习的楷模。这些伟大女性大都是作者的同代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批女性主义先觉者和实践者，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所提出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理想人格等理念，正是通过她们的实践才真正变为现实。所以对她们的赞颂，也就是对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历史实践的赞颂和肯定。
第二类是评介和弘扬女性文学作家的文章。这方面的文章颇多，可以《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和《入世才人粲若花》两篇为例。
前者是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硕士学位论文（汉文译稿（陈恕译）收入90年代出版的《冰心文集》第五卷，第一次在国内发表）。在这篇研究性文章中，作者以散文笔法从女性文学角度满怀崇敬地介绍了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和创作，极为可贵的是以批判男性中心道德观念的鲜明立场，阐明了这位女词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独特意义。她说：
对一位女诗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具有四千年历史的诗歌王国，中国就好像布满闪烁星星的仲夏的夜空，一颗孤单的星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东方的文学家们十分厌恶赞美一位妇女文学家！他们即使赞扬，也要带着一种宽容和讥讽的语言。我们的女词人，李清照是第一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以她无比的诗的天才得到她同代人，甚至后代人的喜爱。她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自认不如，给她戴上宇宙绝代的才智的化身的桂冠。她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不但像一颗在四千年诗歌史天空上明亮的星星，而且也是以词著称的宋代的一颗明星。
又说：
易安的词仍具有中国艺术的崇高内涵。她的感情总是甜蜜和微妙，平静而自由。她词的整个气氛充满着高度的认真和审慎，这反映了她性格的高贵，情操的高雅，思想的深度。她具一个词人，一个女词人所有的好品质。正如布朗宁女士所说，“她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女诗人。”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间也很难找到另一个能和她媲美。
另外，从作者对李清照审美倾向和文体个性的倾注与精辟分析中，可以感到这位宋代女词人在她心灵中所产生的深切共鸣及对其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李清照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是感情的高尚和细腻，善于描写分离的悲伤，以及对自然敏锐而深邃的观察力，而这些也恰恰作为文学精华传承在作者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应视为女性文学的历史探源，它揭示了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创造主体（作家）及其文体与历史的内在联系。
后者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的评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散文，发表于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以古人诗句“入世才人粲若花”为题热诚地赞颂了群星灿烂百花竞艳的现代女性文坛的美好春天。以史为序从朋友角度系统介绍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她所交往和心仪的女作家，不仅历史地肯定了她们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对女性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提出期望：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的“才”，并不在男作家之下，她们也是淋漓尽致地写出对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独到的感想和见解。遗憾的是她们的作品大多数没有译成外国文字，应该让中国的女作家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更为可贵的是，文章在展现女性作家群体的同时，为我们构建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把从五四运动至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按作家群体划分为四个时期。她用花的颜色形容这四个时期的递进关系，说：“‘五四’时代，算是现代女作家的早春吧，山桃先开，颜色还是淡红的，以后就是深黄的迎春，浓紫的丁香，接下去春色愈浓，可以说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了。”
冰心恰恰是贯穿这四个时期的轴心作家。她不仅熟悉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名字，而且与她们中大多数保持着亲密友谊和交往，在创作上是同辈作家的诤友，后辈作家的导师。她满怀深情写下的与她直接交往的和没有见过而心仪已久的女性作家的名字及其印象，将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她说：“从‘五四’以来，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我所认识或知道的女作家，如同齐放的百花，争妍斗艳：梅、兰、荷、菊、月季、牡丹、合欢，含笑……从我的心幕上掠过一幅接着一幅的人面和文字，十分生动，十分鲜明。这些花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芬芳，各有各的风韵、风度和风骨！”这些女性作家所形成的四个群体分别成为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四个时期的标志。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女性作家群体的赞颂，而且在于对女性主义文学历史实践的总结。它以女性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前进的事实，展示了中国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的成果和从弱小走向主流的历史必然趋势。
若说这篇散文只着重于作家群体的勾画，那么作为补充的则是那些为女性作家所写的书评、序跋和关于她们的回忆。这些文章中包括对国内外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介和论述，国内的有《悼丁玲》、《“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196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张洁小说剧本选·序》（1980年）、《葛翠琳童话集·序》（1981年）、《我注意看安忆的作品》（1985年10月5日《文艺报》）等；国外的有《忆日本的女作家们》（1961年5月20日《世界文学》第5号）、《桦美智子和东京大学学生》（1960年7月2日《北京晚报》）等。这些文章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现代女性立场和女性主义观点审视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和作品，而在方法上则多运用与男性作家的比较。
例如在评介茹志鹃的文章里，她首先表明的就是“一个女性读者”的鲜明立场，说“在年轻作家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悦和感激是很大的”。她进而以女性主义立场和观点审视茹的创作，指出其可贵之处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深刻而细腻的妇女心理描写；擅长于现代女性人格的塑造。她把茹的小说与男性作家的作品加以对比，认为男性小说里的妇女形象虽也能感动人教育人，但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不是那么眉宇清扬，容光焕发”；而茹志鹃笔下的妇女，则“老老少少，都是那么鲜明，那么可爱”，因为在妇女人格塑造中她不仅“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而且“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
第三类是重新阐述女性主义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作者的观念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论婚姻与家庭》（《婚姻与家庭》1986年第5期）可为此类文章的代表。在文章中作者发展了她启蒙时代的婚姻家庭观，不再单纯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主体性和家庭中母爱的意义，而是强调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以及理想的婚恋与夫妻关系对家庭的意义。她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一个健康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又说：
家庭首先是由夫妻两个人组成。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显然，这新的理念中包含着作者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实践者的深切体验。这标志着女性主义理念在实践中的发展。
冰心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内涵，而且表现为那个时代女性作家所独具的视野和心理情感特征。她以童心、母爱、自然为其创作母体，恰恰表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生活领域的局限和由此而形成的心理情感特征。五四运动虽唤起了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部分妇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并未动摇男性中心的社会法权，男性仍是社会实践主体，而女性的生活领域则囿于家庭与学校之中，其精神只能在无形的情感世界和有形的自然世界里驰骋。生活领域的局限虽使她们无法获取主流社会经验，但也避免了来自主流社会的精神污染与人性扭曲，从而保留了一颗纯洁的童心。
童心是冰心观察和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心灵的纯洁无邪映照出社会人生的虚伪与险恶。在冰心作品中，童心又是一种自然生命形式，以体现人性的本真而成为信仰的基础，母爱的信仰正是在童心这块心灵土壤中建立起来的，作者描写童心的动机不仅是赞美这生命形式的纯真，而且是呼唤信仰的确立和阐明童心对于信仰的意义：童心一旦消失，信仰便因失去基础而泯灭，社会文明与进步也便因此而终止。这动机包含着对社会的殷切关照和深刻批判与反思。生活领域的局限虽使女性作家无法直接正面描写和表现重大社会性题材，但却把她们的创造力和思维方向逼向对心灵情感世界的发掘和对自然世界的思索。冰心便是最善于使自己的思想在情感世界和自然世界里驰骋的作家。她是心灵世界的营造者，构成她心灵境界的是童心的真、自然的美和母爱的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