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先生，我只见过一次。
那是30多年前，我进复旦读书不久，陈先生来开讲座，当时我对园林和古建筑不甚了了。陈先生名气大，便和同学陈颂清一起去听了。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颂清比我知道得多。陈先生讲了些什么，自然是不记得了。记得的，有二：一是陈先生喜欢讲笑话；二是陈先生的《说园》刚刚出版，现场签售。陈先生笑着说，因为书中英文门同刊，也为大家用中文和英文签两个名。书的定价为四·九五圆（版权页如此印），我嫌贵，没买。当时，父母给我的一个月生活费，才30元，花六分之一买一本书，太奢侈了。但这一次错失，让我后悔许久。《说园》，是陈先生的传世之作，无论再过多久，要研究或了解中国园林，这本书是绕不开的。《说园》后来出了很多版本，长销不衰，但我觉得，1984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的这第一个版本，最好。工作以后，我在书店寻觅多年，终于买到了这本书，但陈先生的签名，却得不到了。
对陈从周先生的了解、崇拜，是随着读他的书，日积月累的。陈先生的那五本自编文集，我是出一本追着买一本，《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五本书，从书名到开本，从封面到装帧，都是那么可喜。当然，最好看的，是陈先生的文章。我以为，陈先生作为园林大家，名气太响了，他在文章上的造诣，被忽视被低估了。何以见得呢？陈先生的书，几十年来出了不少，可是，这五本集子，除《书带集》外，都未再版过，实在是可惜。
一晃，就是30年。2018年秋，纪念陈从周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因石建邦兄之介，我有幸登名堂入梓室，走进陈先生在同济新村的故居。陈先生的长女陈胜吾女士热情接待，给我们看先生的藏书和遗物，真是大饱眼福。出书，是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我提了将五本书成套出版的建议。胜吾女士同意。同座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兄当即表示由他来出。当年一本一本追着买陈先生集子的我，万想不到，30多年后，可以由自己来促成这五本书的成套再版。
在校读书稿时，我猛然发现，陈从周先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杂文家，于是，生出了编一本《梓室杂文》的念头来。
陈从周先生，自号“梓人”“梓翁”，也就是木匠的意思，写文章戏谑，称自己为“大饼教授”。洒脱如此，是不会在乎头上多一顶还是少一顶冠冕的。他被称为园林大师、古建筑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散文家，皆当之无愧。称陈先生为杂文家的，其实不是我的发明，有两位比陈先生更老的老先生说过这个意思。
一位，是俞平伯先生。他在《书带集》的序里，说过这样的话：“兹集多载杂文，名以‘书带’者，盖取义于书带草云。”
如果说，关乎此，俞先生是一笔带过的话，另一位老先生，则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就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在《世缘集》的序里，甚至论说了中国杂文的源流：“夫杂文，杂家言也。杂家者流，《汉书·艺文志》中列为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学派之专称，非庞杂无纪者可伦比，所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自序里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沪上著名杂文家吴兴人先生著有《中国杂文史》，据他考证，最早为“杂文”列名者，是南朝刘宋时人范晔。他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列有“杂文”一项。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写了《杂文第十四一章》，曰：“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指出杂文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体。当然，严格来说，刘勰说的杂文，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杂文，不是一回事。吴兴人先生的著作将先秦至当今的中国杂文之流变，作了详尽的梳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先按下不表，再来看钱先生是如何评说陈从周先生的杂文的。钱先生先是“检讨”说：“君顷乃以所著《帘青集》、《随宜集》诸杂文集寄示，并以《世缘》一集，诿命序。余反复洛诵，乃大叹服，从周盖杂文家之雄杰，而余但品其为词人，隘矣。”在论述了杂文的源流之后，便大加称赞陈从周先生的杂文：“今从周之杂文集，得先秦杂家之髓，而非荡者之所为也。其翘然特异之处，不徒文笔之潇洒冷隽，兼典午《语林》、明人小品之长，尤可贵者，其内涵乃至博无涯，自哲理、美学旁及顾曲、园林、掌故、书画、琴棋、盆景甚至世态百状无不该。余至是而益叹从周为学之邃且广，备众长而渗透沟通，融为一冶。”“从周杂文，深通其邮。不宁唯是，即于形而下者之器，亦恒发明其与上层建筑间关联之理，此岂小言戋戋者所能措手哉！至于从周杂文之主旨，更在于育人淑世，语重心长，时亦皮里阳秋，振聋发聩，非仅供人茶香酒熟时作麈谈之资而已。”
如是，杂文家陈从周，如假包换了。
那么，陈从周先生会如何看待这个称呼的呢？我想，他一定是喜欢的。有文字为证。有时，他说别人叫他“杂家”；有时，他也自称“杂家”。且看陈先生的夫子之道：
“我欢喜听说旧书，看京昆戏，与民间老人们促膝长谈，我在这些不同的场合中，我学到很丰富的民俗文化，人家叫我做‘杂家’。”
“余陋学，学无所成，唯涉猎较多耳。”
“我原是文科出身，四十多年来做了大学建筑系教师，要我说我读的书，我仅仅是一个读杂书的杂家而已。我不是靠一本书吃一辈子的人，也无法说哪一本书是我的秘本，我只能说我喜欢，有兴趣。”
“我为什么写作？回答很简单，为情造文而已。我思想很杂，敏感不强，凭一点本能与没有埋没了的良心，在情难自已时，不免就要写作了，不论学术文也好，记景文也好，抒情文也好，决不无病*，故作姿态，因为我不以作家自居，赏心只有自家知，那种自我陶醉，
算是一乐！”
陈先生说“不以作家自居”，当然也不会以“杂文家”自居，这是自谦。但是，对于自己“涉猎较多”“思想很杂”，是自得的。说自己写文章“决不无病*，故作姿态”，则是自傲了。
对于杂文，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即“似匕首，如投抢”，就是说，要刺痛某些人。那就不是拍马屁、说好话，而是要说一些逆耳的忠言。陈从周先生的杂文，正是如此。陈先生并不是书呆子，挑毛病、提意见，大家不爱听，先生是深知的。因此，他的文章，常常是这样结尾的：
“这些谬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落后’或不明现状人的痴语而已，请读者原谅，我开始了这不切时务的呼吁，望恕浅见。”
“想要说的话很多，往往欲说还休，写了又怎么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行其素而已，多余的话，自己常悔恨着，何必多事。”
“恕我坦直，发此谬论。”
“我宁愿大家骂我不识时务，但是忠言逆耳，或许还有几分可参考之处。”
尽管总是说自己的意见是“谬论”“痴语”“浅见”“多余的话”，总是说自己“不识时务”“多管闲事”，并且清醒地明白“写了又怎么样”，但还是一直在说，一直在写，这就是陈从周先生的可贵之处，这就是陈从周杂文了不起的地方。
陈先生为人为文，姿态是很低的，从他这几个集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唐代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千古绝唱，他那两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句子，我分别用以名我的三本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书带是草名，因为长长的叶子，过去人为之取名叫书带草，从这意境中，可以想象到我的书斋也不会富丽与现代化到何等程度了。”以阶边的小草自比，足见先生品性。
陈先生的文章，格调是很高的。对此，我一个后生小子，说了不算。为他的五个集子作序的，分别是俞平伯、陈植、冯其庸、王西野、钱仲联、邓云乡诸先生，他们与陈先生，亦师亦友，相知至深，他们又都是大学者、大写家，他们对陈先生的评价，自然是我们阅读陈先生文章的上佳导引。这些序都不长，我把它们收在书里，诸君读来，定能寻到会心之处。这也是这六篇文章首次集于一册，我以为，是别有意义的。
如前所述，陈从周先生是不会在乎“作家”“杂文家”之类的头衔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志、编这样一本书呢？陈从周先生固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卓然成家成就卓著，固然情趣高雅涉猎广泛，我们泱泱大国，如此内外兼修的高人，还是颇有一些的。然而，能像陈从周先生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写了大量杂文，关注民瘼，为民立言，大声疾呼的大学者、大教授，就寥若晨星了。这，就是“大饼教授”陈从周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也是陈从周杂文的意义所在。（李天扬）
（本文为陈从周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梓室杂文》编后，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