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芦庄村，李仲娥创办的养老院。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但有个事儿让她始终意难平，多苦多累都能承受，但是他们这家养老院能为老人做的实在太有限了。她告诉记者，现在养老院床位只剩下两张了，但有五六个周边村民打电话说，希望把家里老人接过来住，她实在帮不上忙。
上午九点多，一辆轿车停在养老院门口，一位脸色苍白、颊窝深陷、皮包骨头的老人，被人用担架抬了出来。护理员王桃花将众人引进屋里，铺上被褥，让老人躺下。
李仲娥一溜小跑过来，从办公室里取出来血压测量仪和温度计，“低压80，高压110，还算正常。体温37.5，有些微烧。”
老人平时由妹妹一家照料，妹妹今年56岁了，一脸憔悴地问道，“能签入住合同不？”
“先喂饭再说吧。”李仲娥让护理员王桃花从厨房里端来一碗蔬菜羹。饭菜刚进嘴里，老人就咳嗽不止，把嘴里食物全喷出来了。他身体蜷缩在一起，不停抽搐。王桃花抱起老人，拍拍他的背，过了一刻钟，才渐渐平复下来。
李仲娥对老人的妹妹说，合同别签了，去别的养老院看看吧。然而家属说，老人身体每况愈下，之前住的一个农村养老院不让住了。双方沉默半晌，李仲娥建议先把老人送进医院做个体检，“连饭都喂不进去，我们这种养老机构没办法收留。”
她说，规模小的乡村养老机构缺乏医疗人才，照顾不了太多重度失能的老人，很多老人在养老院就没有“落脚点”；但是这类老人又是最需要进机构养老的群体，如果没有人收，老人只能被动选择居家养老，成为家庭养老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李仲娥看来，农村地区养老机构提升医疗能力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因为每个失能老人身上都有好几种基础病，他们的身体一旦出现明显状况，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到很重的程度，这时需要的是专业紧急医疗救助，而乡村养老院普遍不具备这种医疗条件。
李仲娥在给养老院里一位失能老人喂饭，她的两鬓也有了花白的痕迹。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李仲娥介绍，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养老院护理员每年会接受医院培训。目前每个护理员都可胜任清理褥疮、打鼻饲等护理工作。但对于更为专业的给病人更换气管套管的工作，目前只有一名护理员能操作。
实际上，护理员们常年在一线护理中也积累了一些医疗知识。李仲娥有个习惯，等老人排便后，不急着冲马桶，而是用手电筒看一下粪便。她能通过粪便颜色、形状判断出老人的身体状况。有一次，她看到一个老人的粪便是灰色的，立即安排人将其送到市区医院。经医院检查，发现老人患了直肠癌，所幸及早发现，得以恢复健康。
外地护理员，五年没能回家看看
养老院外几百米就是著名的红螺寺景区，尽管外面秋色烂漫，但护理员们一年到头很少走出过院子。
作为护理员们年纪最长的人，郑宝平服务老人的态度最有耐性。在喂一个老人喝水时，对方神志不清挥拳就打，他会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从地上捡起水瓶继续伺候对方喝水。
今年58岁的郑宝平，是养老院里年龄最大的护理员。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在养老院这五年，郑宝平只回过一次老家。在今年国庆节假期，郑宝平向养老院请了十天假，回老家看望快80岁的父母。父母一直由家里姊妹照顾，他负责每年给家里寄不少于一万元的养老费，“我在这里挺好的，能挣到钱，能把钱寄给父母和孩子们，就知足了。”
其他护理员的家庭情况，也都和郑宝平类似。他们在北京挣钱，三五年回一次家，将一部分钱寄给家里的兄弟姐妹，作为帮忙照料父母的补偿。其余的钱，留给孩子上学、结婚、生子。他们没空想或不太敢想，自己将来要面对的养老问题。
养老院里的护理员都来自甘肃庆阳，原先并不互相认识，但彼此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乡缘关系。“我先招了一个甘肃庆阳的大姐，她回老家看孙子去了，介绍来一个远房亲戚，然后亲戚再引荐亲戚。就这样，我这里的护理员都变成庆阳人了。”李仲娥笑着说道。其实她也招过本地人，但都陆续辞职了。
郑宝平在喂老人喝水。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李仲娥解释说：第一，怀柔本地人职业选择多，比如去给民宿做管家，或者进城做餐馆服务员，这些工作都比做养老院护理员轻松；第二，甘肃人能吃苦。她给护理员开的工资有5000多块钱，这个月薪水平在京郊不上不下。
李仲娥介绍，她的养老院收费大致有三个档：能生活自理的老人每月收2500元；半自理的是每月3000元；完全不能自理的，每月普遍在4000元以上，如果身体条件特别差，也可能在5000元以上。
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2021年提到，全市养老机构月均收费约5500元，重度失能失智老人入住机构收费普遍在7000元以上，而多数老年人月均可支配收入在5000元左右。据2023年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发布的《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报告》显示，79.8%的老年人期望床位费控制在每月5000元以下，5000元-7000元的占16.7%，只有不到4%的老人愿意为养老床位每月支付8000元以上。
“农村养老院面向的都是农村老人，收费不能高，所以员工薪酬也不会太高。工资不高，就很难招到懂医疗又懂服务的人才。”李仲娥说，目前养老院的人手是刚刚够，但是要有一个护理员请假，那多出来的护理任务，只能靠今年61岁的她来顶上。
借助利好政策，继续养老事业
初办养老院时，李仲娥快50岁了，她放弃了已经承包十多年的百亩菜地，劝说大她两岁的老伴儿做了护工，随后，“80后”的儿子儿媳妇也辞掉工作加入进来。她想，乡村里老人多，他们的子女很多时候无暇或无力照顾，要是能给大家办一个养老院，就能让村里的很多长辈尤其是不能自理的老人们晚年不那么孤独，“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等我们老了，也住进自家的托老所里。”
养老院被李仲娥称为“二亩半地”。因为小院原先是个酒店，当时酒店老板说，连屋带院，总共面积有两亩半。在李仲娥看来，养老院不是纯粹的营利机构它是许多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她说，不管这些老人过去经历过什么，来到这里了，她都是老人的大妹子。李仲娥左膝盖的半月板破裂过，站时间长了就腿疼。初办养老院之时，她自己能轻松将一位老人抱起来放在轮椅上，今年她也有些抱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