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学数十年，我从未见过有哪位经济学家否认货币的作用。当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关于“货币作用”的名言，我至今能背得出原文。马克思说：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货币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并指出，对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来说，货币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
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五大职能。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商品交换皆离不开货币，在经济生活中，货币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大概也是西方国家为何遇到每次经济衰退时，皆要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原因。
往前追溯。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所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干预经济，即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投资公共工程，扩大内需。此一主张，一度成为欧美国家的国策，凯恩斯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却普遍陷入了滞胀。于是凯恩斯的理论遭到众多批评，千夫所指，四面楚歌。
2007年，美国又发生了次贷危机。面对大规模失业，奥巴马政府再次采用凯恩斯的理论，一方面推行赤字预算（发国债）；另一方面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遗憾的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并无明显起色；特朗普上台后，改用供给学派的主张，大刀阔斧地减税，并将公司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最近几年，美国经济才逐步有所恢复。
再看中国，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国内不少中小企业停产歇业，当时有近2000万农民工提前下岗返乡。为了稳企业保就业，同年11月，国务院推出了4万亿扩需计划，重点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现在回过头看，4万亿扩需计划对缓解次贷危机冲击，效果的确立竿见影，但同时也让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前期政策消化期”。
从上面的例子可见，货币既能推动经济发展，但也有负作用，甚至可能闯祸。若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样讲似乎不太好理解。对单个企业来说，货币作为商品的固定等价物，手里的货币越多，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货币当然越多越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货币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
但若从宏观角度看，货币并非多多益善。何以见得？对此需要我们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区别。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价值，其“实物形态”是各种生产要素（商品）；“价值形态”则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就是说，货币本身并非资本，特别是当金银货币退出流通后，货币只是资本的纸制副本。
是的，货币与资本不是一回事。若读者不信，可以去读《资本论》，你会发现马克思说“货币是第一推动力”，那里的“货币”其实是指“货币资本”，而不是指纸币（钱）。当一国发行的货币等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货币是资本。若货币超发，不仅不会增加资本，反而会导致货币贬值、引发通胀。
让我举个例子解释。根据货币流通公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定时期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流通速度。假定商品价格总额为50万亿元，货币流通速度5次/年，则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10万亿元。假定央行发行了12万亿元的货币，那么这多发的2万亿元没有对应的商品，就只是钱，而不是资本。
读者看明白没有？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价值，而纸币发多了会贬值，所以我们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我在前面说过，作为经济第一推动力的货币，指的是货币资本；而且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货币要发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少应具备以下三大前提。
前提一：货币供求要保持总量平衡。在金银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货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纸币替代金银货币流通后，若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必然导致通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弊大于利，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后果。
前提二：商品供求要同时保持总量与结构平衡。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史皆表明，货币是中性的，货币调节属于总量调节，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当供给短缺时，增加货币投放只会拉动价格上涨；而当供给过剩时，多发货币也只会火上浇油，加剧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
前提三：货币资源的分配应由市场起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是要尊重市场“等价交换”规则，政府不能管价格；二是要放开市场利率。对某些需要扶持的企业，政府可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予以支持，不可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率。只有让市场化利率引导资金流动，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提三点建议：第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靠前发力，重点减税，但货币政策则应继续保持稳健，绝不能搞大水漫灌；第二，为了保就业与民生，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扩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坚持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第三，应重视GDP增速，但不必纠结5.5%的速度指标，要保持定力，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