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德怀彭老总，当时的国防部长，写了一封信，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意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会议的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也多次延长。当时，反对彭老总的人比支持他的人多。支持彭老总的人大多受到了牵连，像黄克诚、邓华、洪学智、钟伟等人都是著名的例子。据公开的文件资料显示，彭老总在担任第一*军司令员时，很少有人支持他，这与贺龙有关，贺龙是一野的主要*。特例是甘泗淇，他不愿意批评彭总，反而为他辩护，结果自己也受到了批评。 那么，甘泗淇和彭老总的关系如何？他为什么选择不同于大多数一野将领呢？甘泗淇从小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会盲目跟风的。他1904年生于湖南宁乡，从小受教育，1924年考入长沙政法专业学校。在学校期间，他接触了进步思想，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被认为是可造之才，于是在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并在1927年被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革命初期，留苏经历的人回国后都能得到重用，甘泗淇也不例外。1930年回到上海后，他开始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次年又去湘赣苏区任职。在那里，甘泗淇表现出了不盲从的性格！当时，很多留苏派都是按照苏联模式行事，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甘泗淇虽然也在苏联留学了三年，但他清楚知道苏联的做法在中国行不通。因此，他多次与王明的“左”倾思想进行斗争。1932年，湘赣军区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上级命令甘泗淇逮捕其他几位军区干部，但甘泗淇拒绝执行。1933年，王首道、张启龙被上级定为“右倾错误”，要求甘泗淇揭发他们，甘泗淇再次拒绝，因此受到强烈批评，职务也被降为湘赣省委财政部部长。直到下半年，他因为能力突出而得到任弼时的赏识，被提拔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甘泗淇负责党的重建工作，并帮助红二军团恢复元气。
他的工作能力得到贺龙的赏识，开始在贺龙的领导下工作。从甘泗淇早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却不是那种空喊口号、不顾现实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在苏联留学了三年，但没有盲目追随苏联的做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1936年初，甘泗淇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当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领导张某试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人，但甘泗淇坚决抵制这一行为。他积极与干部们对话，让大家坚守立场，他没收并销毁了张某发放的小册子。他还积极向红四方面军干部们进行思想工作，让他们看清了张某的真面目。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甘泗淇担任120师政治部副主任，与贺龙一起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甘泗淇与贺龙并肩作战，即使是解放战争初期也是如此。直到1947年国军胡宗南部重点进攻陕北，甘泗淇才转入*部队，成为西北*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西北*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经济、物资等方面都很差，而且要以几万人对抗胡宗南的20多万精锐部队，一线战士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满。甘泗淇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并总结了一些经验，推广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很好地解决了部队士气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老总非常欣赏甘泗淇，任命他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从1934年开始跟随贺龙战斗，到1947年有13年的时间，与彭老总一起战斗的时间是1947年到1953年，总共6年。甘泗淇与两位*的关系都很好，但如果要说亲疏，他与贺龙的关系更亲近一些。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和贺老总的意见恰好相反。会议还处于小范围讨论阶段时，贺老总就说过目前只是“干劲不足”，并不存在彭老总认为的“头脑发热”。
等到会议规模扩大后，贺老总在诸多将领面前再次强调了这个意见，并直言“彭总信上认为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贺老总的话影响了很多一野的将领，一野本来就是贺老总的老部队，所以将领们不好意思为彭老总说话。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彭老总明明是司令员，一野却没有几个人出来为他辩护。原因就在这里。甘泗淇是一个坚持真理、不盲从的人。他长期负责政治工作，从更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他的判断没有被感情因素影响。在那个群情激愤的环境下，甘泗淇站出来支持彭老总，认为彭老总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是甘泗淇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可惜的是，他的表态受到了批评，被指责为“右倾”。虽然他没有像其他几人那样被撤职，但他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即使遭受不公正，甘泗淇仍然任劳任怨，对工作依然非常尽心尽力。由于过度努力，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个世界上，敢于坚定一时的人不少，坚定一段时间的人也不少，但一生都能坚定不移的人却非常少见。甘泗淇从红军时期就能经受住压力，几十年的革命后依然敢于逆流而上，这真是非常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