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骆驼祥子》这部老舍的代表作能否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曾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支持出版的是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反对者以时任副社长王任叔为主，之后冯雪峰、楼适夷都参与了意见。这个争论牵扯了如此多的人和如此多的意见，在当时应该是很罕见的。长久以来，这些争论并不为人所知。
我们详细阅读《骆驼祥子》的书稿档案后，才真切了解当时争论的激烈，也才真切了解出版社与作者老舍的沟通过程，这些呈现出了1955年版《骆驼祥子》出版的真实历程。
1952年12月，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就提出希望出版《骆驼祥子》，可以让老舍做详细修改。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支持。时任副社长王任叔得知此事，当即给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出版。经过两年多时间，1954年方白再次提出此事。1954年7月5日，方白提交了《骆驼祥子》审稿意见。7月7日，王任叔看到审稿意见后反应很激烈，他再次提出不同意出版《骆驼祥子》，即使是老舍同意修改也不行，他因此与方白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王任叔在方白的审稿意见上写下了大段不同意出版的理由。仅仅过了一天，方白于7月8日再次写了一大段他可以出版的理由，可见其反应之激烈。见到方白文字后，王任叔于7月12日全面写了自己意见，并批示“交一编室方白、牛汀、周延、陶建基四同志讨论”。7月15日，方白、牛汀等四人讨论后提出讨论结果。最后，经过冯雪峰、楼适夷、王任叔等人商量，决定还是出版，但要求老舍必须做详细的修改。
查阅他们认真撰写的审稿意见，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老舍的创作思想和《骆驼祥子》的思想倾向问题。在方白看来，“它虽然没有指出劳动人民奋斗的方向，但已显明地否定了单纯地依靠个人力量在重重迫害下的孤军作战的道路，也否定了所谓要强、上进的个人主义打算。在内容方面，它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属于市民阶层中个人劳动者在这黑暗中挣扎与被吞没的悲剧”;“老舍的初期作品缺点很多，但作者并没有向更坏的方面发展，在逐渐克服其无聊的幽默与玩世不恭态度，逐渐加强其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的过程中，这部长篇可认为作者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成就。”
王任叔认为老舍的“创作思想有浓厚的小市民的颓废思想”，老舍“没有自己的道路，连骆驼祥子——一个劳动人民也完全给以否定的”。他在给冯雪峰的信中提出，老舍“是以小市民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来描写城市贫民而博得读者的欢迎的”，“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或使人消失了是非观点，或使人消失斗志”。
二、祥子的描写问题。王任叔认为，老舍并没有把祥子这个人物写好，“写一个劳动人民，一味随着社会黑暗势力，往下堕落，一点没有振作和挣扎的勇气，这是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而在方白看来，老舍本人出身市民阶层，熟悉小市民，所以他就写“小市民中个人劳动者”，祥子“不是产业工人，也不是农民队伍中的一份子，很难走上集体行动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他们关于祥子形象的意见，最终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重点是对祥子最后堕落的结局进行删改。把最后一章半内容作了删除，方白在给老舍的信中要求:“自290页12行起，至结尾，把祥子写的堕落不堪，看了令人不舒服，不如删去。其实写到本页十一行，也能结束了。”——老舍最终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删去了祥子最终堕落的结尾。这等于是删去了一章半的内容，也认为“中止”了祥子的堕落，让祥子成为一个正面形象，这也有利于对工农形象的塑造。
三、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问题。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对曹先生和阮明的描写并非是正面的，从中这很容易让人看出老舍本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他写到曹先生时，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因为思想激烈，而被考试没有及格的学生举报“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老舍对曹先生的描写带了一些讽刺，“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声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对阮明的描写也是如此，写阮明既然被退学，就要拉个教员陪绑，而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阮明在做了革命者的“官”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而且写他做革命者是“受了津贴”的。阮明后来参加了组织洋车夫工作，与落魄后的祥子结识，祥子为了得到金钱并且可以像阮明那样享受，于是把阮明给出卖了。
王任叔在抗战期间第一次读《骆驼祥子》时就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老舍“一方面鞭打旧社会恶势力(可是并没击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讥笑新生的、和旧社会相对抗的思想和势力”。即使他看到了删节本，他个人意见仍然是反对的，“现在的版本，似乎都删去了。但也可以看出当时老舍对革命的态度”。
方白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他跟老舍沟通修改《骆驼祥子》，老舍是以1951年出版的改订本《骆驼祥子》为底本又加以修改的。老舍亲自将稿子交来，并当面说明他修改的两个重点:第一是“把祥子被阮明收买，而又出卖阮明的一段删去，同时，在143页也删了些不适当的说明。第二处修改是“把某些关于女人的议论删去，让这文字更干净些”。老舍还向方白提出，如果出版社还有修改意见，“他愿意考虑”。
出版社收到修改稿后，1954年8月31日，出版社再次向老舍提出需要对曹先生、阮明的形象进行修改。根据出版社的意见，老舍最终把讽刺意味全部删掉，对曹先生并不彻底的革命思想的讽刺也全部删掉。而且，老舍再次把涉及阮明的地方全部删除，包括他举报曹先生的部分;最后祥子出卖他，他最终被处死的段落全部删除。做了这样的删除之后，阮明这个人物从《骆驼祥子》里已经彻底消失。删除之后的文本，政治态度明显温和很多。
四、《骆驼祥子》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方白看来，《骆驼祥子》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其意义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正相似，艺术价值也较之并不逊色”，在第二次审稿意见中他再次强调，“在我党作家中，他的地位并不低于巴金、曹禺，在统战工作这一角度上看，党对他是很重视的”;而且对于老舍而言，方白认为这是老舍1949年前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善于运用口语，在文学语言的创造上是有相当贡献的。这是他的作品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最为显著的特色，这部长篇也表现了这一特色，而有更为成熟的表现”。在审稿意见中，方白将《骆驼祥子》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相提并论的问题，王任叔并不认同，他认为“《家》与《雷雨》对旧社会的抗议和控诉是有力的，巴金鼓励青年追求光明的热情是高的，《雷雨》就是像繁漪那样人物，也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挣扎，而‘骆驼祥子’这个与世沉浮的人物，却是很少有这种东西”。王任叔同时指出《骆驼祥子》的艺术缺陷，“老舍的语言熟练，完全应该肯定，可是也因为老舍有这个优点，在写人物时，很少用描写和刻画的方法，更多用说明和叙述的方法。显然，后一种方法，对人物形象性的塑造是有欠缺的。”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问题。王任叔一开始是反对出版《骆驼祥子》，但鉴于方白已向老舍约稿，所以他与副总编辑楼适夷商量，如果要出就用作家出版社名义，“使它在读者群众中去受考验”。而编辑方白则坚持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来出版。在出版社内部经历了艰难的内部争论之后，《骆驼祥子》能够最终出版，而且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方面要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舍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方白在审稿意见中专门提到，“作者政治倾向还是好的，从抗日的开始，作者逐渐向进步力量靠近，坚持以职业作家生活下来，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欣然回国，热心创作，不计一切，其一贯的正派作风与努力劳动，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这一点，也是王任叔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除了上述地方做了重要修改之外，老舍还对很多其他地方进行修改，如删去涉及性方面的描写。祥子与虎妞第一次苟合时的文字，删去了整整一段。此外，祥子对夏太太的性幻想白面口袋的描写也予以删去。同时，删去小福子被蹂躏部分的描写。在初版本中，老舍在涉性方面的描写很多，而且在他看来，过度的性生活让车夫身体虚弱甚至垮掉，祥子的垮掉与虎妞的勾引和过度的性欲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新的话语规范下，这样的理解对底层人民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方面的处理，让整个文本变得“洁净”，“这种洁化的修改同50、60年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修改一样，共同助成了新中国文学的洁化叙事规范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