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
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有纪年铭文的秦代兵器仅两件，它们因此成为两千多年前秦军攻打岭南的重要历史见证。
一件为秦戈，于1962年在今越秀区区庄一个叫作“螺岗”的小山丘上掘出，来自秦代木椁墓，考证为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监造。大约14年后，秦始皇派大军征岭南。
另一件亦为戈，于1983出土自象岗南越王墓，考证为惠文王后元四年（公元前231年）制造。
授课老师
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钧
1962年，在今越秀区区庄一个叫作“螺岗”的小山丘上，发现了一座秦代木椁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戈，虽然经历千年岁月，锋刃依然锋利如初。戈的一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口蕺丞□口□”二行12个字。字划的纹道很浅，细如发丝。这件铜戈，是广州地区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秦代纪年铭文的武器。
整个岭南地区，能找到的刻有秦代铭文的兵器仅有两件，且两件都为戈。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解说的主体——“螺岗”秦代铜戈，另一件则在将近20年后，发掘自广州象岗南越王墓。
它们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历史物证。
说戈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戈，是中国在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流行于商至汉代。受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或陶镰的启发而产生，原为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横击，又可用于勾*，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戈便分为长、中、短3种。商代已经有了铜戈，直到秦代作战时仍用戈。一般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戈的击法有勾挂、扎挑等。最早发现的青铜铸的戈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500年。
岭南地区也有两件秦代兵戈，发现地点都在广州，其中一件发掘于半个多世纪以前。1962年，在今越秀区区庄一个叫作“螺岗”的小山丘上，发现了一座秦代木椁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戈，戈的一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口蕺丞□口□”两行12个字。字划的纹道很浅，细如发丝。这是广州地区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秦代纪年铭文的武器。
根据什么判定这件戈是秦代的兵器呢？曾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冯永驱先生曾撰文从三个角度加以解释。一是器型：戈盛行于商、周，到汉代已是尾声，春秋时的铜戈是平援（较短）、短胡、三穿的为多，到战国中后期发展为长援、长胡、四穿的造型。二是年款：中国古代的纪年到西汉武帝即位时开始在纪年数字之前冠以年号，在这之前是没有年号的，同时，铭刻中的“属邦”是属邦工官的省称，汉避高祖刘邦讳，“属邦”改称“属国”，所以戈的铸造年代必在西汉之前。第三，监制工官的名号：这把铜戈铭刻中的“十四年属邦工”应是秦王政十四年属邦工官监造的。它与长沙出土的“四年吕不韦戈”造型相同，也可作为佐证。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中“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广州博物馆馆员吴红丽指出，“物勒工名”的制度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的质量，也就是生产岗位责任制。这种制度从春秋一直沿用到秦代，并开始广泛应用于军用武器的生产。这个词，也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最早出现的，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根据《吕氏春秋》可知，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相邦、工师、丞和工匠。相邦指监制武器生产的最高责任人丞相，工师是各兵工厂厂长，丞相当于兵工厂部门负责人，工匠就是具体制造兵器的匠人。通过这种层层负责、责任到人的管理制度，既可促使工匠们用心造出优良的兵器，也可在出现问题时便于回溯，体现了当时的“法制”精神。
这件铜戈上的“十四年”是生产时间，为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属邦”指的是当时被秦占领之地并臣服于秦；工师名叫“蕺”。但“丞”之后有三个字无法辨别，所以它到底是哪位工匠的作品，我们是弄不清楚了。
说史
始皇帝五路大军征岭南
约公元前219年，始皇帝派军五十万，五路征岭南，“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带），一军守九疑之塞（今九嶷山一带），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部），一军结馀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一带）”。
历来史家对这一岭南史上头等大事的诸多环节都争论不休，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秦发兵攻越的真正目的；二是何年发兵；三是发兵的真实人数。
历史上曾有学者提出秦平岭南是因为垂涎这里的奇珍异宝，不过当今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其主要目的是统一岭南。
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也很可存疑。因为灭六国时王翦攻国土浩荡、人口众多的楚国，只不过带六十万大军，已经是“空举国甲士”。用差不多的力量攻击发展水平大大落后的南越，照说不太合理。不过当时南征军队三年不弛弓解甲，同时专门开凿灵渠供给粮饷，说明秦决策层对这场战争的持久性和艰巨性还是有充分准备的。其中西路兵团命运比较惨，据称是在土著居民的游击战术下，被彻底消耗殆尽，虽然斩*了西瓯国君，但主将屠雎也在一次夜袭中被*。所以才有了后来任嚣、赵佗的上位。
西路秦军入粤境前伏尸数万
依当时生产力差距看，凭土著居民的战斗力，要让西路秦军伏尸数万，似乎不大可能。而且从秦五军分置在相距甚远的五个战略要地来看，这次战役是有计划有规模的经略性质的征服，类似一种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驻屯。但西瓯领地，土著居民们对外来者的反抗相当大。有可能远离故乡的西路兵团是在漫长的水土迥异、风俗不同的丛林据点攻防和守备中，被严酷的大自然和部落军事联盟形态的土著居民共同吞噬。
广西平乐银山岭，位于五岭之一的都庞岭之南，湘桂走廊的东侧，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81年）时，鱼地已归属楚国。银山岭的战国墓遗址，是岭南大地迄今仅见的戍卒墓地。当中部分女性墓，或与史载赵佗上书秦皇帝求女无夫家者为士卒衣补有关。
还有一件“廿二年临汾守”戈于1974年出土于江西遂川，形制与“十四年属邦戈”相同。临汾守即秦的河东郡守，廿二年为秦王嬴政的纪年。冯永驱认为，这把铜戈无疑是当年秦五军攻越中的“一军守南野之界”（即今大庾、南康等县域）的遗留，出土地遂川往南过南野境，越过大庾岭梅关，就进入粤境了。
秦军迁移民修城郭开新局
任嚣、赵佗负责的“番禺之都”就顺利许多。从《史记》我们能发现，其他四军主要是驻屯或游弋在南越地区的边缘地带，唯独任嚣军深入珠三角腹地，似乎有悖军事常识。但一些专家认为，秦军南下之前，古番禺城一带很有可能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城市或大型聚落发展过程，番禺与内地原来已有较便利往来的商路，同时又是最具开化条件的聚居点，存在着秦军从一开战就将其作为战略要地并顺利占领的可能性。这也恰恰可以说明，秦军平南越，是对南越的族群结构、聚落分布、综合实力等有着相当程度的掌握的。看秦平南越之后所设之博罗、四会、龙川、揭阳等县，都是史前遗物出土较为丰富的地方，有古城或古国的基础。至于广州，历史上对此前的记录有楚庭、南武城的说法。虽然其中任何一个今人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但也无法否认它们存在的可能性。
秦平定南越之后，实施郡县制，继续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新开或整补水陆交通的道路网络，修筑城郭。其时岭南的闭塞局面被打破，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沟通往来大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出自《诗经》中的《秦风·无衣》，乃是先秦的一首战歌。
戈上刻有铭文“十四年属邦工口蕺丞□口□”，提示这件兵器乃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由属邦工师“蕺”监造。大约14年后，秦军五路出征岭南。
象岗铜戈
1983年发掘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也出土一件铜戈。这把戈是长援、短胡、三穿，内的后部较长。内上刻凿有“王四年相邦［张］义……”共20字，字迹潦草，有的不易释读。广州铭刻中的张义，即张仪。他和苏秦是战国时的名相。张仪为惠文王相，此戈铸制于惠文王后元四年（前231），比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间还早。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有铭文的秦代兵器，也就这两件了。之所以它会在南越王墓中出现，应当与古人看重前朝的古物有关。如公元前117年夏，有山西临汾农民挖地时挖出一个大铜鼎，把它献给汉武帝，武帝认为是吉祥之兆，把铜鼎迎奉在他避暑的甘泉宫中，还改元“元鼎”。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博物馆陈鸿钧提供（署名除外）
统筹/广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