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数：经济周期背后的思维模式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几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时的情形。一位来自挪威的远房亲戚，可以说是相当远的远亲，在家族婚礼上与阿克洛夫有过一面之缘。据说，在房价暴涨期间，这位远亲花了100多万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买了一栋房子。对于纽约、东京、伦敦、旧金山、柏林甚至奥斯陆来说，这笔钱也许都算不上大数目，但对位于挪威海岸极其偏远的、几乎称得上是世界最北城市的特隆赫姆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而且，那还不是一栋大房子。阿克洛夫并没有在意，只是把它视为斯堪的纳维亚房价高企的又一个表现。
最近，他告诉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再多考虑一下特隆赫姆市发生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阿克洛夫当时的反应有些大意，以至于把花高价买一栋小房子看成了一桩无关紧要的怪事。与之相反，阿克洛夫本应该看出这个故事非同寻常，值得对其进行积极的思考，并将其放在更大的市场背景中进行分析。
我们确信，这个小故事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前席卷全球的信心和信用双重危机背后的思维模式。
信心：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国股市崩盘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各大银行家集中资金投资股票市场。1907年他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试图恢复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时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同一演讲中随后补充道：“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严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词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谁愿意孤零零地住在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的废墟中？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会愿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对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园的预测。有信心的预测会认为前景乐观，而缺乏信心的预测则认为前景暗淡。
但一查词典我们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种预测。根据词典中的解释，“confidence”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们写作本书之时，我们所处的信心危机也被称为一场信用危机（credit crisis）。“credit”一词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虑到这些词的其他含义，经济学家以双重均衡或乐观预测vs.悲观预测为基础的观点，似乎漏掉了一些东西。[1]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义。他们认为，信心是理性的：人们利用手头信息做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做出理性决策。当然，人们经常按照这种方式自信地做决策。但信心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只这些。信任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我们会超越理性。诚然，容易轻信他人的人经常抛弃或者忽视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处理信息，也不一定会据此理性行事。他行动的依据是那些他确信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为什么随时间变化的信心在经济周期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做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
信心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涵盖的行为，它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经济史充满了这样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循环。谁不曾在徒步远足时突然发现一条荒废已久的铁路，它在某人的旧梦中曾通往华厦和财富；谁没有听说过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荷兰人一直以思想保守闻名于世，以致被揶揄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即便是牛顿这位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学之父，也在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
所有这些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错误地看待了他那位亲戚的百万住宅所反映的现象。他本应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价不仅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房价过高，而且是全球房地产泡沫的一部分。他过去一直轻信了自己的判断。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做重大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提供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结果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做出决策。
但是，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翻煎饼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后文还会讨论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信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还是动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心乘数效应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数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查德·卡恩作为一种反馈系统提出，后被凯恩斯所用，成为其经济理论的核心。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不到一年，约翰·希克斯就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定量化的诠释，该诠释强调刚性乘数以及乘数效应与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释很快就取代了《通论》原版，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权威解读。凯恩斯的著述虽然发人深省且趣味盎然，但结构松散、不连贯甚至令人费解，而希克斯的论述则有条有理、言简意赅且逻辑完整。所以，希克斯风靡一时。不过他的名气不及凯恩斯，因为在人们眼里，他只不过是凯恩斯天才思想的诠释者而已。但是，就希克斯对思想史的影响而言，“凯恩斯主义革命”同样是一场“希克斯主义革命”。
但是，我们相信，希克斯主义的凯恩斯思想过于褊狭。我们应该研究信心乘数这个关联概念，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简单乘数概念。
凯恩斯乘数概念历经数十年，被数百万在校大学生认真学习。该乘数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个项目，让人们赚到钱，然后再由他们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轮”。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终都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们就会将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这个比例就是MPC（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会带来第二轮支出，这轮支出是由人们而不是由政府花费的。这些支出又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其数额为MPC美元，这些人也花费收入的一部分，即相当于MPC2美元，这就是第三轮。不过，这个过程不会终止。随后是一轮接一轮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 MPC MPC2 MPC3 MPC4…）美元。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并不是无穷大，它实际上等于1/（1-MPC），此数值即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总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
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许多人，随后，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这一思想并用其解释大萧条之谜。大萧条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因为人们找不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数理论说明，支出的小幅下降会产生放大效应。如果人们由于担心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股市崩盘而反应过度，导致消费支出产生实质性的小幅下降，那么，这就像是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政府刺激。人们的消费每削减1美元，就会有另一轮削减支出，然后，一轮接着一轮。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下降会远大于初始的冲击。因为遭受多轮负的支出冲击，经济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所以大萧条会持续多年。该理论获得了广泛赞誉（只不过没有立刻付诸政策实施），因为它形象地再现了大萧条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场景。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非常受计量经济学家欢迎，因为它可以量化并建模。在《通论》出版和希克斯对它的诠释发表前后，有关国民收入和消费的权威统计数据已经出现，这就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最早的国民消费估算数据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在1934年发布的。米尔顿·吉尔伯特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并将其纳入一个适合用凯恩斯-希克斯理论进行分析的框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同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编制国民收入和消费数据的。尽管经济学文献瀚如烟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后，似乎还没有哪个宏观经济模型有如此权威，可以引起国民数据收集方式的重大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是正式建模的基础，也是数据收集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的数据都是从同一套理论中产生的。
数据集的创建，促进了各国创建大规模计算机仿真经济模型的大发展。简·丁伯根在1936年为荷兰经济创建的计量模型和1938年创建的包含48个方程的美国经济模型，拉开了这种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劳伦斯·克莱因为美国经济创建了另外一个模型，在其后几十年里，它发展成了庞大的联合国世界计量经济连接模型系统，连接着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的计量经济模型，总共包括几千个方程。在这些模型中，动物精神的作用很少体现，因而凯恩斯对这些模型持怀疑态度。[2]
不过，设想信心在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易于度量的传统变量有关。但是，乘数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表示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怎样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1个单位信心的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
像消费乘数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列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人们对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数。部分统计学家已经研究出了模型，并使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信心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反馈。这种可衡量的信心是未来支出的预测器，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大异议。对几个国家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当前衡量的“信心”的确会引起未来GDP的变动，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信心乘数中隐含的反馈机制。其他统计学家利用信贷利差（高风险债券的利率和低风险债券的利率之间的差距）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将利差解释为信心的衡量指标，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GDP，或是否有助于预测GDP。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检验实际上价值不大。即使检验结果可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动物精神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信心指标可能并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收入的预期。
当然，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很困难，因为在不同的时候，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当经济开始下行时，信心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就特别大，而且具有决定性，但在另一些时候就不那么重要。奥利弗·布兰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数来描述美国1990～1991年的衰退（有时被称为“科威特衰退”，因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引发了这场危机）。布兰查德相信，信心指数恰恰反映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发现，在经济衰退之前，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曾出现不可预测的巨大波动。他认为，这归因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出现的悲观潮。紧随信心丧失的是消费的大幅下降。
信心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信心水平。当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有消费意愿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所需的信贷；那些供货商发现，他们难以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的乘数都会减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八章，我们建议政府设定两个目标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第一个目标，也是在正常衰退当中唯一需要的目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由于（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贷紧缩极其严重，这样的刺激是不够的。的确，在信贷紧缩时期，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第二个目标或中间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信贷流量控制在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美联储如何制订灵活的计划，以便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恢复因信心骤降而消失的信贷流量。
[1] 拉塞尔·库珀和约翰·安德鲁特别强调双重均衡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本章对信心的看法超越了这种解释。我们所描述的信心对应于罗兰·伯拉布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伯拉布认为，信心概念对应一种心理状态，在该状态下，人们并不充分利用他们可以得到的信息。他们过分信任经济，这种心态导致了过度投资。奥利弗·布兰查德对动物精神的本质也持类似观点。他对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所预测的未来收入变动到底是反映了消费者的信心还是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测，进行了区分。布兰查德把这种消费者信心看作是“动物精神”。
[2] 在评论简·丁伯根和他的建模努力时，凯恩斯写道：“在现阶段我不相信任何摆弄模型的人，这种像炼金术一样的统计学也许会成为一个科学分支，但我还未被说服。牛顿、波尔和洛克都玩过炼金术。因此，他就继续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