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进宝】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通和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即凡是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称为“丝绸之路”。
一、“丝绸之路”的提出及使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简称“《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1915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
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罗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国的丝绸就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赫尔曼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范围，到达罗马。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３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可能已经传到大夏（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当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前126），丝绸不断运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之时，罗马人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丝绸。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越来越大，有人尝试探索通往中国寻找丝绸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曾派人到东方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利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赛里斯国的消息。
楼兰古国遗址
“丝绸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赫尔曼关于“丝绸之路”的主张，得到以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为代表的东方学家的支持。格鲁塞在1948年出版的《从希腊到中国》中描述和赞扬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罗马与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该书主要记录了斯文赫定作为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领导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进行的“汽车考察”，全书共23节，其中第18节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贸易。“赫定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人”，但“他在书中对导师所说的‘丝绸之路’的涵义几乎只字未提”。
法国学者吕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于1963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与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其“汽车考察”的记述和见闻，那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论述的时间从公元前200多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界对于汉文中国典籍的学习和掌握具有悠久传统，其熟悉程度优于西方汉学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勃兴‘脱亚入欧’思潮，学术研究亦极力追踪西方研究之法”，但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
20世纪中后期，“丝绸之路”受到日本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热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又翻译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并筹划中日双方合作拍摄同名电影。中日两国形成了一股“丝绸之路热”。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虽然由学界发起，但认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却主要是社会大众，“丝绸之路”也成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重要题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家到丝绸之路沿线旅行，有关新闻社还举办丝绸之路的报告会和讲座。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大众化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通俗性的称呼，学术性不强，所以学者较少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是用“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的名称。
二、我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演变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称其为“绸缎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发表了葮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写道：
土耳其斯坦，是欧亚两洲往来的最大通衢。有所谓“绸缎之路”的，是汉朝张骞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罗布泊）的附近一带，这时尚可看见当日从中国运绸缎到巴比仑，Tyr，Alexandrie罗玛诸城的车马辙迹。而希腊的地理学家ptolémée氏，曾描写过这条路径，计从中国洛阳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贸易专权的，是波斯人；后来是土耳其人。
从其内容可见，“绸缎之路”显然是指今天的“丝绸之路”。该词出现不到两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先声“丝路”。
由于当时国内已有“丝路”的称呼，在转引海外报道和翻译海外论著时也使用“丝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导报》以《新疆欧亚“丝路”》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外部据驻挪威使馆电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顷在挪京澳斯麓，应文化团体之敦请，讲演在中国新疆一带考古经过……谓彼在新疆时，曾探得中欧“丝路”为历史上极有价值之发现，此项“丝路”负有欧亚交通商务之重要使命，乃为欧亚航海途程未开辟以前，中国丝商运丝赴欧所经之途径，现在虽多已破坏，或湮没，但仍可寻觅其蜿蜒之遗迹，可见中欧交通商务远在数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来，文化之沟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
总之，1935年，我国学者已使用“丝路”称谓。1936年，在报道和翻译欧洲的相关信息和论著时，也使用这一名称。
1939年1月，苏联乌兹别克斯坦至我国新疆惠远的公路开通，苏联在报道中也出现了“丝路”一词。《申报》以“苏联赶工，修筑公路，通至新疆惠远”为题转载了来自莫斯科的报道：
“古昔所谓‘丝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国与中国通商必由之路。其时之骆驼队，均自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苏联乌慈贝吉斯坦邦境内）通至库尔嘉城（在新疆省即惠远城）。”
由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和我国新疆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而“丝路”一名已为中欧学者所使用，苏联方面也使用了“丝路”的名称。
1943年，《申报》在南洋各地特辑之四《马来亚纵横谈》中，讲述了16世纪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占领：
“当时还没有橡胶，也没有石油与锡，欧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产的香料，所以，当时北循陆路越天山以至中国以取丝的道路，叫做‘丝绸之路’，而南线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称为‘香料之路’”。
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报道，同时还出现了“香料之路”。从其内容可知，“丝绸之路”就是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则是指海上丝绸之路。
政府层面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已开始使用“丝路”和“丝绸之路”，其指代明确，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使用频率很低。“丝绸之路”较多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层面的对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在《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中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
1959年9月6日，*总理在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纳伊姆亲王宴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
“中国和阿富汗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标志。”
1963年11月20日，陈毅副总理在欢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我们的祖先共同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4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到：
“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的祖先很早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但张骞出使西域显然是中西交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界一般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张骞派副使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国经过巴克特里亚到西方的道路。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通西域
古代的阿富汗被誉为“文明间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枢纽，它将中国、印度与其西部的希腊、罗马连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内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证明在阿姆河地区确实存在希腊—大夏王国遗存。
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数量庞大的古代黄金制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
20世纪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中，有两个房间内藏有大量宝藏，其中有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精致工艺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罗马的玻璃器皿、叙利亚的青铜制品、希腊的石膏圆盘等，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
丝绸之路经过亚洲中西部和欧洲部分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中亚五国），这一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丝绸之路”成为中阿交流的纽带与媒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间的友好关系时使用。
此后，“丝绸之路”一词开始在国内频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报道中，就有“我国历史上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西汉开始，已经开辟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４集中，也出现相关记述：
“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后来也被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了。”
由于政府层面在对外友好交往中的频繁使用，“丝绸之路”为社会大众和学界所熟知，并逐渐广泛传播开来。
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在政府层面以外，与丝绸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界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1959年，孙和清在《欣欣向荣的丝绸工业》中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历史上丝绸是从黄河上游经过新疆运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的，因此这条路曾被誉为‘丝绸之路’。”
1977年，《丝绸》杂志第３期发表了周应惠以《丝绸之路赞歌》为名的诗歌。
相关行业性刊物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也很高，如《蚕业科技》1979年第１期发表了彭铮的《丝绸之路的由来》、《蚕桑通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杨宗万的《丝绸之路杂谈》。
史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早期的“丝绸之路”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即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学领域。
以史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开始使用的称谓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如朱杰勤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中，就使用了“丝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与“丝路”：
至于华丝传入欧洲之路线，即里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丝路”名词，在中国境内，必沿斯坦因发现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发，经沙漠而至罗布诺尔湖。
1957年，陈竺同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丝路”一词：“因为运去的货物主要为丝织物，所以大家就称这条道路为‘丝路’。”
1963年，夏鼐在《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丝织品遗物。
这两处都位于新疆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汉代的“丝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今日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七千来公里。
在政府和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后，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丝绸之路”，并与政府层面的使用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即为了说明历史上中外之间的友好关系。
史学界较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新疆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历史文物的学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中谈道：
“我国自古被誉为‘丝绸之国’，穿过我国新疆，通往西亚、欧洲的交通大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从出土的精美丝织物看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些丝织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丝织工艺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同西亚、欧、非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历史悠久的友谊。”
此后不久，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了《新疆历史论文集》（征求意见稿），其中许多论文如章左声《论张骞的历史功绩》、王炳华《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的政治、经济》、王仁康《汉唐时期新疆和内地的交通》都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尤其是赵永复的《丝绸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丝绸之路》题名的史学研究论文。1979年5月编辑完成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也有“丝绸之路”相关表述。
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一词在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出现，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新疆大学、新疆民族研究所在内的西北相关学术单位组织编写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与此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也从学术上声讨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专门研究了新疆发现的两件古代写本，写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和《〈坎曼尔诗签〉试探》两文，以卜天寿和坎曼尔之口声讨了沙皇俄国。
学界一方面研究中俄关系史，揭露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新疆历史、文物，强调中国与亚非拉各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从而出现了较多关于“丝绸之路”的论述。如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一文结尾部分写道：
“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78年开始，各学科学术研究开始勃兴。在前一阶段的良好基础上，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同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开始较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出现“丝绸之路”，即“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1979年出版的冯惠民《张骞通西域》、1980年出版的王治来《中亚史》中也使用了“丝绸之路”。同时在高校教材中也频繁使用“丝绸之路”。
1990年9月，我国陇海—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为了与传统的贯通亚洲北部的大陆桥相区别，将其称为新亚欧大陆桥，或第二亚欧大陆桥。由于其所经路线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现代“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就是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
伴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丝绸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视，尤其是与中亚联系密切，又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更为积极。西北五省（自治区）联合出版《丝路文化丛书》；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协会，创办《丝绸之路》杂志，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漫画丝绸之路》丛书；新疆、陕西、甘肃学者筹划编辑了三本丝绸之路辞典。
史学界从“丝路”到“丝绸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个演进过程，不论是学术论著、高校教材，还是通俗读物，主要限定在学术层面。但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丝绸之路”研究上也有体现，它既与政府、行业界的使用有所联系，又与时代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使“丝绸之路”扩展到整个文化界，成为社会大众熟知的词语。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充实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到中亚、印度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其延伸到罗马。但他们最初的定义仅仅限定在贸易或交通方面。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就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
“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这里的“滇、缅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丝绸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因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中亚陆路到罗马的交通线，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所以被称为“沙漠路”，同样，这条路线还经过中间的绿洲地带，又被称为“绿洲路”，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亚称为“草原路”，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经海上航路与对外交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些大的支线外，还有一些临时的小支线，如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居地到敦煌的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青海道”。
刘迎胜撰著的“丝路文化丛书”《草原卷》中，首次出现了“丝路网络”一词。
隋、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草原丝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
这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将“丝路”作为网络探讨，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也有“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丝绸之路大辞典》的表述更为宽泛：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被名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之“海上丝绸之路”；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路”）等等。
不论是支线说，还是各条道路的单独存在，都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或充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网络。我们知道，李希霍芬、赫尔曼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东西方交通路线。后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由于气候、政治、战争、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中西交通路线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偏离原来的路线或规划，甚至废弃某一段道路，也会不断开辟新的支线或道路，这些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从长安到敦煌就有几条通道，从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到帕米尔又有几条通道。在这些通道上，还有许多小支线，在史籍文献记载中，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现的就有“灵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龙堆路”、“回鹘道”、“大碛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
这些支线通道，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现，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较固定的通道还有如草原道、印缅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网络系统。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出现变故，导致某一条或某几条线路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线，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结语
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含义的充实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地质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之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因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想象成一条直线，所以在《中国》第一卷的《中亚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这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
虽然赫尔曼也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将“丝绸之路”一词引入国际学术界，但他并不认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直线说。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国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汽车探险后，专门写了《丝绸之路》一书，详述了此次考察的收获、见闻等，该书第18章标题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虽然全篇不到一万字，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几条道路、走向、性质作了全面的阐述，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才使“丝绸之路”一词为大众熟知，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国学者才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绸缎之路”以指称“丝绸之路”。1935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的简称“丝路”。此后不久，欧洲和苏联也使用了“丝路”一词。1941年使用“丝绸路”。同时，还使用“贩丝之道”代称“丝绸之路”。1943年，我国正式出现“丝绸之路”一词。
第三，“丝绸之路”虽然称呼众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多种称谓，但都仅仅是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物品的概括或总结，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这条通道开创的原动力，它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影响最大，它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和使用，中国因此被称为“Seres”。正因为如此，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命名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都是以“丝绸之路”命名。
当然，“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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