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面对霸权国家的霸道、霸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对声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三霸”的挑战与压力之下，严峻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适当地进行战略调整。
一定程度上，中国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认同海权战略、跟随着西方霸权国家的发展路径融入全球化。但随着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矛盾不断演化，西方霸权国家已经在海权战略上完成了对中国全面围堵的布局:中国重要的海上通道随时有被西方霸权国家封锁中断的风险；中国生产所需的重要工业原料、农产品以及能源供给对于外部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依赖，特别是铁矿石、大豆、石油等重要基本类别的产品依赖更是严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得考虑如何调整战略通道。
1994年，我与西方学者拉鲁什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此文对于西方金融资本的野蛮发展将造成全球化危机已经有了基本描述。紧随而来的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虽然我们通过举国体制有效地应对了这场危机，但这只是一系列危机的开始，我们将面对一次比一次更为严峻的局面。于是，我重提当年的思考：要调整中国的面向。从过去面向海洋、积极加入海权战略竞争，转变为面向陆权、转向陆权战略竞争，转向亚非大陆桥的建设。
亚欧大陆桥时移世变。第一大陆桥始于俄帝国时代，向西连接欧洲，向东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通向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是俄国向东扩展殖民主义战略的体现。第二大陆桥西起荷兰鹿特丹港，东至中国连云港，它服务于产业资本阶段的贸易需要。进入21世纪，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世界格局的剧烈演变，大陆桥具有了不同的内涵，中国的目光应转向后发国家，在后发国家之间形成第三大陆桥——亚非大陆桥。
这条陆上通道从中国香港开始上至湖南株洲，向西进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继续向北进入西宁后一路到达新疆喀什。自喀什仅需170余公里可进入亚洲腹地乌兹别克斯坦，约500公里便可接入伊朗。跨过阿拉伯半岛后进入北非，最终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一条线路联结了国内的重要经济枢纽，连通了中亚五国、阿拉伯半岛，甚至可以继续到达南非，形成泛非大陆桥。亚非大陆桥和泛非大陆桥将能连结全世界40%左右的GDP、70%左右的人口、70%的资源。以此来看，“一带一路”战略远见卓绝。假如它能够结合亚非大陆桥的建设，我们就可能改变海权战略竞争中遭遇的严重挑战的局面。
同时，亚非大陆桥的建设能够使得重要战略资源的供给转向相对比较安全的陆上运输通道，这对于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可以逐步减弱中国的产业体系过度依赖海外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供给的问题；另一方面，沿泛非大陆桥我们能够带动一系列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传统劳动力三大过剩压力。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过去实现发展的朴实口号，帮助后发国家进行基本建设、资源开发、发展生产等，将使得沿线的人民逐步提高生活水平，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将为中国的继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而这个发展空间也是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