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业大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就强调 “农为国本”、“食为民天”、“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历代统治者遵循 “得谷者昌，失谷者亡”，把农业始终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农业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
发展农业离不开天地人三者。天地人即三才，三才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孟子提出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观点。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荀子在阐述财富观时，反复论证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必要，其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才能财货如喷涌的泉源，浩浩的河海，高高的山丘。
《诗经·生民》 有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有相之道是相地之宜，就是因地制宜，视察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品种。周代已经有管理农业的官员负责巡视邦野，考察各种农作物品种，了解各品种及各宜生长的土地，安排农作物和园艺生产; 根据地势不同，安排人们的居住地和生产地。注重天时地利的和谐已经成为此时期一个重要的农业文化内容。
《荀子·天论》有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意思是天有四时变化，地有蕴藏的财富，人有利用天时和挖掘地财的办法，如果人们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与天地相配合， “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就会达到天地也能为人类尽其职守，万物也能为人类服务的目的。后魏大农学家贾思勰在 《齐民要术》 中指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即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只有适应天时的变化，度量地利的差异，才能用较少的力量，获得较大的成功，如果只凭主观愿望办事，任意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白费力气而得不到任何收获。世间事物都有运行轨迹，人们只有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取得更多自由，掌握更多主动权。
除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古人还特别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的重要性; “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意为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努力向大自然索取，只坐等自然界的恩赐，财富是不能自己增加的。
在农业生产措施上天地人充分发挥和谐能动作用，人发挥聪明才智对土地充分利用，对土地精细加工，进行作物改良栽培，让地力常新壮等，不仅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中国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重视耕读、勤俭持家的淳朴家风。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中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在变化和扩展，纯粹顺天然之时而为土地生产之利的低效时代已经过去。但天时、地宜、人力在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天地人关系的全新认识和诠释等，对当代人依然有借鉴和学习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特别重视 “时宜”、 “地宜”、 “物宜”，这三宜成为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原则。 《淮南子·泰族训》 中有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诸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意思是在天时千变万化，地利千差万别的条件下，实施各项事业，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适应各种复杂条件，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应该以变应变。强调守土求变的重要性。
古代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产量，贯彻 “三宜”原则，即在土壤耕作上因土质，定时宜、定耕法; 因地势，定深浅; 因时宜，定耕法、定深浅; 因作物，定耕法、定次数等。为了满足作物的肥水需要，产生了施肥、灌溉措施; 为了保障作物良好生长，在整地之外，创制中耕除草、消灭害虫等技术。这些都是守土求变的田间管理经验。
在长期的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中，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与自然越来越和谐，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人类尊重爱护自然，不违农时，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一套作物选种育种和施肥等综合运用的方法，使得我国农田使用了几千年而不衰敝，养育了无数生灵。
良种选育，合理搭配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多熟种植的前提，也是提高产量的必要条件。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良种观念。 《生民》 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是说种子的选择标准是色泽鲜亮，籽粒粗大饱满，当时有黍的嘉种“秬”、“秠”，粟的嘉种“穈”、“芑”。汉代选种是在作物成熟时，到田间选择大而整齐的健壮植株穗子作为种子。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技术体系，选的种子先在试验田试种，然后在大田推广种植。后来人们选育耐旱、耐涝、耐盐碱和抗虫抗倒伏方面的品种。现在的农业育种继续沿用了这种方法。选育优秀品种自古以来就是选拔培养的不二之选。
古人在选种、积极育种的同时，经常进行作物品种的交流和推广，互通有无，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早在汉代，就从西域引进了葡萄、苜蓿等。明代中后期，新作物番薯、玉米、烟草等引进到中国，传播并大量种植，如 《农政全书》 作者徐光启进行引种试验，其注意抓技术关键和品种原产地的生产条件，接近原栽培地条件进行择种，取得了很好的栽培推广经验。
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多积肥和多施肥可以促进作物的生长和改良土壤，对耕作的土壤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其肥力，积累了可贵的、丰富的施肥经验。农谚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指施肥能让庄稼丰收。 “村前村后走一围，随手拈来都是肥” 就是指以前人们常常用的积肥方法。
我们的祖先，把一切能充作肥料的废弃物都收到土壤里，参与物质的再循环和资源的再利用，使其变废为宝，化无用物为有用的肥料。播种前上底肥，播种时下种肥，中耕时追肥。在春天播种前，把粪肥均匀撒在田里，盖严耕土，既能增加土壤肥力，又能起到保墒作用，还能较长时间供给作物养分。同时，根据时宜、土质、作物品性，随土分别用粪、施肥。“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 《诗经·周颂·良耜》) ，提到先民已经认识到使用绿肥与作物茁壮生长的必然关系，其栽培绿肥，将绿肥作物耕翻入地，沤烂作为肥料，以田养田，或者进行谷豆轮作，利用豆类作物的根瘤菌，从空气中固定游离氮素，利用生物固氮作用养地。
这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总结出的经验。善于发现，善于总结，善于举一反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在长达千年的农耕时期一直延续，我国直到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量使用化肥，改变了这一传统。而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诸多问题。
2000年前，农人已经有了 “防重于治” 的思想，体现在除草、病虫害防治、储种等方面。《周礼》说，古代农人根据四季来除草，春天杂草刚萌芽，将其耕翻于土中; 夏天齐地面割掉杂草; 秋天杂草种子未成熟时将其刈割; 冬天将杂草根翻出曝晒而死，运用这4种方法消灭农田杂草。 《汜胜之书》 说，贮藏种子的器皿放干艾，可以不生虫。用附子浸谷种，谷子长起后也不生虫。《论衡》也说，冬麦种子，烈日曝晒，再存放于干燥容器，也不生虫。古人用火来诱*向光性害虫。现代人使用的熏烟法及除霜冻法，就来自于古人的发明。
以上种种，均反映了精耕细作农业田间管理中守土、惜土、用土、养土的智慧。农民发明轮作、间作、混作、套作等种养技术，将充分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达到了 “共生互利”的种养效果。 “铺沙又换土，一亩顶两亩。” 甘肃人发明的石子田就是针对甘肃中部黄土高原干旱、盐碱重的土地性状，进行抗旱、保温、压碱、稳产的方法，经铺砂而达到减少蒸发量，增加降水有效性，从而获得粮食收成的措施。对今天的农业依然有借鉴作用。
除了以上的优秀农业传统文化，古人还特别重视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如，使用畜力来助农益民，来耕种，来牵引翻车、筒车、磨、碾等，功效高于人力;利用水力作为灌溉工具; 利用碓、磨、砻、碾等加工农具; 利用风力制成风车去除粮食中的糠皮; 用风力驱动水车浇灌田地等。当代运用风力来发电，都是人们对自然能源的利用，是 “善假于物” 和发挥 “机械之利”的典型例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发展的根脉，又是未来发展的源泉。农业生产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衣食物品等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更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