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改良后，西周封建制在汉王朝的体制内逐渐渗透，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后汉士族阶层的崛起，并形成士族阶层与皇帝中央集权相互共生的状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制约王权的同时，又与中央集权制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较秦王朝更稳定一些的政体。
在汉武帝改良之前，秦、汉的统治管理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皇权与基层民众的脱离，任命的官吏并不是来自于基层，不具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自然不能很好的与基层民众相融合。秦汉之前的周王朝，通过分封和礼制，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士大夫，最后到民众，一级一级形成了契约合作关系，上一级都是下一级比较认可的，相互之间彼此信任。秦、汉初的基层管理，可以说有一点脱离了实际的民意，而汉武帝的改良，正好弥补了这块短板。
在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基层草根儒士参政议政的制度，开通了从儒学教育、人才举荐和选拔、到官员任用等一条龙的儒生晋升通道，尤其是察举制度和孝廉制度，使得基层选出的儒士大多数都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儒士的参政议政、儒学的兴盛以及它对社会的改良，反过来又促进和巩固了儒家思想在汉王朝的主导和正统地位，形成了庞大的士族阶层，一改秦朝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东汉、魏晋时期会出现文化繁荣的缘故，儒士兴盛使然。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士族阶层在东汉逐渐壮大起来，并在朝野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耳熟能详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汉末年的袁氏家族，到袁绍已历四世五公。士族从最初的教育和辅导，到成为体制内的官吏，再发展为累世高官的名门望族，这个阶层已经成为国家不可或缺，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汉以及后来的魏晋的基层管理基本都仰仗士族阶层，这对王权独裁专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制约。司马氏取代曹魏，包括后来的晋室南迁，士族的力量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士族的成长和壮大，不仅改良了社会治理结构，还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兴盛，东汉和魏晋时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