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隋统一中国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大小三十余个王朝交替兴灭的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在东晋时期，由于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越名教而任自然。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因此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书法艺术作品，形成独特的玄妙、简约、清淡、平和的文人书风。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著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著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对后世的影响比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这种历史性的分野与融合，充分体现了“晋唐传统”的主流地位和普世的审美价值取向。
一、魏楷晋韵
东汉后期极为盛行的刻碑风气，至曹魏遭到大力禁断。除政府有必要刊石立碑之外，私人严禁为之。虽亦有违禁而私立碑者，但为极少数，故刻碑数量较东汉后期大为减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著名的碑迹有《上尊号奏》、《受禅表》、《三体石经》、《毌丘俭纪功残碑》、《曹真残碑》、《王墓残碑》、《范式碑》、《郛休碑》、《孔羡碑》、《太公吕望表》、《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爨宝子碑》、《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等等。
魏建立之后，就书法史来说，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留下了许多著名碑迹，出现了卫觊、韦诞、邯郸淳、钟繇等等许多书法家，这当然与曹操、曹丕父子对书法的重视有关。《三国志》中记载，曹操倾慕梁鹄书法，以至宫殿中有题署，皆为梁鹄所书，而且曹操还将梁鹄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唐张怀瓘评：“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
有人认为曹氏父子对书法的垂青异于汉灵帝时用琢磨书法把知识分子引向脱离政治的道路不同。一方面，出身宦官之家的曹操利用书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抵制一些名士对他出身的鄙薄与轻视。另一方面，也是曹氏父子用来招徕名士文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将大量受压抑、排斥的志士名流吸收到自己的周围，用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虽然三国纷争，战乱不断，但书法艺术却一直成为官僚、世族子弟、知识分子竞相标榜的一种风尚。竞讲书法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曹氏父子对书法的重视，对于推动书法的发展与进步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吴、蜀在书法上不能与魏抗衡的原因。
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碑刻看，质朴凝重、雄浑奇纵，依然是东汉后期碑刻的延续，足证魏初于庄重的碑石上，仍用汉隶书体。其中《上尊号碑》、《孔羡碑》、《曹真残碑》、《黄初残碑》等等，毫不逊色于汉碑。
《上尊号碑》，也称《上尊号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百官劝进表》。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考为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隶书体。碑额阳文篆书。为三国魏时著名碑刻。书体雄强奇伟、严整端凝，整饬中透出灵秀的韵致，极具特色，不同凡响。
《孔羡碑》，也称《鲁孔子庙碑》。三国魏黄初年（公元220年）立。隶书体。碑额《鲁孔子庙碑》为篆书体。书风淳古，沉稳劲健，笔画多用方笔，雄强利落，碑末有宋嘉佑七年张稚圭题记。为魏隶中之名品。
《黄初残碑》也称《郃阳十三字》。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隶书体，残石四块，共35字，乾隆初年出土后即归私人所有，有摹刻本、影印本行世。碑字秀整多姿，法度井然而又潇洒适意，似为天成。书风与《曹全碑》相类似，而劲健过之。
《曹真残碑》，全称《魏镇西将军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并阴》。曹真于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卒，碑当在其后立。现仅存残碑中部。隶书体，布局严整、端凝庄重。用笔方、圆并掺。但却显流动多姿、点画生动、精能之至，当属魏时隶书碑中之上佳者。
东吴所遗留下来的碑迹较曹魏要少得多，但却不乏精品，如《九真太守谷朗碑》、《葛府君碑》和《天发神谶碑》等。
《天发神谶碑》也称《天玺纪功颂》、《吴孙皓纪功碑》等。宋代时，碑已断为三块，故又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公元276）七月立。碑为幢形，置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遭受火灾而被焚毁。《天发神谶碑》相传为吴国皇象所书，书风独特。碑文为篆书体，但多用隶书笔势，是以古篆与隶书笔法杂用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风貌。起笔处如刀削斧截，转折处方锐刺目，收笔多露尖锋，字体结构紧密，保持小篆上紧下松、上收下散的基本格局。似篆似隶、厚重雄浑、锋棱威利、瑰玮奇异。古奥特立的体态，在中国书法史是一件史无先例的特立独行的艺术珍品。
《天发神谶碑》对后世书法尤其是对清代的篆书、篆刻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后人评价极高。清张叔未有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吴碑有四，其《天发神谶碑》奇伟惊世。”
从书体上看，魏初的碑迹如《受禅碑》、《孔羡碑》、《上尊号碑》等都是汉隶的遗韵。到了吴之《谷郎碑》则似楷似隶，康有为说它“上为汉分之别字，下为真书之鼻祖”，以作为“由隶变楷”的证据。而《吴衡阳郡太守葛福君碑》的出现，才算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楷书作品。康有为说它：“高秀苍浑，殆中郎正脉，为真书第一古石。”其后，中国书法开始了楷书、行书、草书并行的时代，而隶书已不如东汉那样兴盛，篆书则几乎无人问津。
曹魏时期，在曹操的倡导下，书法艺术空前普及，特别是官僚及文人学士，都把书法视为表现自身修养方式，许多人都成为书家为时人景仰。钟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钟繇，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为曹魏重臣。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东武亭侯。魏初，为延尉，进封嵩高乡侯、太尉、平阳乡侯。明帝时封定陵侯，加授太傅，故世称钟太傅。他以东汉曹喜、刘德升、蔡邕为师，取各家之长为己用，擅隶、真、行、草诸体，尤以楷书成绩为巨大。他以真书的横、捺取代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参以篆、行、草书笔画的使转，完成了楷书的形体，并使之定型化。虽然不能说楷书为钟繇一人所创，但楷书是由钟繇通过努力，使之定型、完善，并得以广泛应用，是功不可没的。能够确立一种新的书体，须有超常的才能和巨大的劳动创造力。史*载他学习书法，十六年不出门户，精研书法。“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至于忘归，见万类皆画像之。”（李贽《初潭集》）
详查文献资料，三国之前未见正规的楷*载，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钟繇的书作多为楷书。单就他整理、创立楷书体这一杰出的贡献，便足以彪炳千秋。书史上称他为“楷书之鼻祖”，足以说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钟繇的书法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传世的《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刀命表》、《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白骑帖》等等，均属楷书，且为小楷。清丽典雅、朴拙端凝。其中以《贺捷表》与《宣示表》最能代表钟繇书法风貌。《贺捷表》书风自然古朴、茂密幽深，字型方扁，略有隶意。《宣示表》写得端庄古雅、质朴浑厚、雍容华贵、天趣盎然。萧衍评其书法：“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张怀瓘评其书法：“真书绝妙，乃过于师”，“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钟繇以外，曹魏的著名书家尚有胡昭、韦诞、邯郸淳、卫觊、卫瓘、卫恒、索靖等。其中以卫觊最能与钟繇一争高下。卫觊好文辞，篆、隶、草书无所不能，著名的《受禅表》即为卫觊所书。其草书瘦劲精妙。曹魏以后的书家都是师承钟、卫两家，逐渐形成两派，代代传承。至永嘉之乱，名门世家皆离故土，有的避居北方，有的流离江南。卫觊的弟子江琼、江统，再传弟子崔悦、崔潜，父子相继传承卫觊书法，置根于北方。而王导携《宣示表》过江，故江南赖钟书得以传承书法。
钟、卫两家书派对后世影响不同，南北书风相异自是由魏开始。北方雄浑自然，多丰碑大字；南方闲适淡泊，多纸素手札。至清代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指明书法“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间。”此后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由此可以看出，南派书法，亦即自东晋开始，中国的书法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曹魏时期还有一位书法家索靖不能不提。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姊孙。官至征南司马。善隶书，尤精章草。师从张芝、卫诞，骨势峻迈，笔力劲健。《宣和书谱》云：“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末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以上这段话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代大书家欧阳询，路见索靖碑刻，“初过而不问”直至“至卧其下，不忍去”。由初见不以为然，再看觉得不错，三看竟然接连几日住在碑侧，仔细研习，“不忍离去”。这三过索靖碑的记载，说明索靖书法的高度内涵，能征服欧阳询这位大书家，自是高妙之极，不同凡响。二是书法家王廙得到索靖的书迹，如获至宝，动乱之际，与其兄王导怀藏《宣示表》渡江一样，王廙也将索靖的书迹“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于是江南士子也赖以传承。
索靖的书法，流传于后世的作品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的《淳化阁帖》收集有索靖的书迹。
《月仪帖》是其代表作。刻本，11章，104行。是类似于今天的书信集的内容形式。《月仪帖》的每月分为两部分，上段多为叙景寒暄，下段畅叙友情。由于流传久远，缺四、五、六月的内容。章草书体，书法淳古峭拔、行笔简便，笔姿动荡妙曼、字势斜正自然，极具韵律，字虽独立而气脉畅达，浑然适意，实为学习章草的绝佳范本。
西晋书法名家的尺牍墨迹流传下来的极为少见，且均以刻本传世，刻本难免失真，且不见笔墨痕迹，终为憾事，因此墨迹的流传就显得弥足珍贵。西晋书法名家陆机的草书《平复帖》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最为可靠的墨迹真品。这足以说明《平复帖》的价值连城的身份，是名至实归的国宝。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与其弟陆云，并有异才，时称“二陆”。官祭酒、平原内史等职，后为谗言所陷，死于司马颖之手。
陆机在历史上以文学著称，他能诗、善赋，好为骈文体，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著声名的文学家。他注重文辞形式技巧，典雅宏丽，讲究声律、对偶，然内容多空泛、模拟，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他20岁就写有《文赋》，对后世文学创作、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艺术学上也多有著述，惜多亡佚，有宋人辑《陆士衡集》传世。
由于《平复帖》的留传，使陆机得以在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平复帖》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9行84字。用秃笔写在麻纸上，外表上看，只是一纸普通信札，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字格高雅、神采飞扬，字形偏长，上窄下宽，左低右高，欹侧取势，但斜而能正，颇具奇趣。用笔斑驳古拙，风格平淡质朴。由于是信札，故尽显率意挥洒而无半点矜持之态。与汉、晋简牍书颇为近似，当属由章草向今草嬗变过程中过渡的典范书体。
客观地看，陆机在书法上的影响很难与同时的索靖、卫瓘相比，且他的草书有明显的东吴风气，与吴简也极为相近。成就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平复帖》这一难得真迹的归属。
历代书论，涉及《平复帖》者甚多。《大观录》中说《平复帖》：“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董其昌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想来陆机在世时，绝想不到他的这件平常书信，竟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早期书作中的扛鼎之作。
“永嘉之乱”结束了西晋的一统天下，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法以中原为核心的格局，将书法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晋时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成就这辉煌的时期，大致包括如下原因：一是书法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优劣直接表现其风度的高下，故士人学子于书艺一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是晋人研习书法蔚成风气，且有许多卓有成绩的书家，受到时人的推重。唐孙过庭《书谱》开篇即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则钟繇，羲、献父子都为魏晋人物，时人将钟繇、王羲之并称“钟王”，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是书坛的领军人物，受到士人的拥戴。三是两晋时期对诗、文、书、画的研究颇为重视，且成绩卓著，而书法的研究有过于诗、文，更为深邃、精妙，涌现出卫恒、索靖、成公绥、卫铄、王羲之、王珉等等众多的书论家，他们书、论具佳，理论的视角各具特色，精深的书学理论，自然推进了两晋的书法创作。
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不仅用来书写碑文、表章记事、歌功颂德，更发展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从书法的欣赏、研究和创作中，人们可以获取美的享受，丰富精神生活。比如东晋的桓玄就“雅爱羲之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玩之。”他还“每请长康（顾恺之）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可见书法已经同诗、画、音乐一样，跻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之列了。这时期，有的书法作品，就是写在绢或纸上的亲朋之间日常生活的书札。作者一时兴会所至，随意挥毫，略无拘束，所以字里行间往往有一种纵逸潇洒之气，因而书札在完成它通讯问候的使命之余，还能给人们以别有一番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的享受。这种书札在所谓“帖”的中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写帖又给了书法以比写碑更大的用武之地。从写碑转入以写帖为主，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以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美的要求就更加自觉、强烈，锐意地讲究使笔用墨，追求笔墨气韵。因为书法艺术越是精美，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就表现得愈加充分，反转来，也就使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愈加丰富和提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全面审视，清楚地展现出中国书法艺术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独立发展的、藉以表现个人思想、情怀、意念、品质的新的时期了。
晋时的书法，主要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而且这三种书体至东晋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经过晋人的整理、完善，几乎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为后世学书者的不二法门。比如王羲之学习钟繇的楷书之后，将楷书进一步完善，尽消钟楷之隶意，笔法上进行梳理，使晋楷不同于魏楷，与钟楷相较，一为古韵，一为新姿，晋人楷书更显秀整清逸，更易于为后人所接受。而王羲之的贡献，主要的还是在行书、草书上。
门阀士族，多以书法世代相传，是东晋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东晋众多的书家中，以王、谢、郗、庾四家族为最盛。王家当然以羲、献父子为最有名声。父子之外，羲之父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廙，堂兄弟王怡、王洽、王劭、王荟，子献之，侄王珣、王珉等都擅长书法。
谢家能书的有谢奕、谢安、谢万、谢藻、谢敷。
郗家能书者有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俭、郗恢。
庾家能书者为庾亮、庾翼等。
四家之外，尚有著名书家陶侃、刘超、顾荣、任靖、卞壶、应詹、范宁、范汪、丁潭、孔愉、葛洪、张澄、刘、张彭祖、康昕、荀舆、刘劭、张翼、韦昶、沈嘉、刘璞、桓温、刘怀之、卢谌、虞安吉、袁松山、顾恺之、桓玄、陈畅、诸葛长民、女书家卫夫人，王羲之妻、王凝之妻、郗惜妻等等。
王羲之便是生活在讲究门阀的时代，而且是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的贵公子。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生，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56）。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世称他为“王右军”。他幼时讷于言语，长大后却能言善辩。他是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幼时即有骨鲠之称。我们能见到的羲之遗迹只有小楷、行书、草书，章草极少，以小楷《黄庭经》、行书《兰亭序》最为著名。对于古代书家，不能以未见到的书体，就说他不能书，如果涉猎不深，取材不博，是不会有大成就的。他自己说他渡江后见到李斯、曹喜、钟繇、梁鹄的书迹，以及蔡邕的《石经》、张昶的《华岳碑》于是“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遂成书耳。”他渡江所见到的书迹，李斯、曹喜是篆书，钟繇、梁鹄是楷书、隶书，《石经》、《华岳碑》是隶书。他讲这番话时，已经53岁了，此时他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见识极具广博，回顾往事，才讲出这样中肯的话来，他的成功，赖于他的苦学隶书，与他争胜的是钟繇和张芝，两人的正、草书体，实际上皆是隶书的发展，故羲之学钟、张，即是一种发展。他学习碑迹、学习隶书，说明他博览是为了约取。所以，他能成为书圣，树立了不朽的传统，为后世楷模。
把自己的书作与前代作一番比较后，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他认为与自己一争短长的，只有钟繇和张芝，其余都不足论。又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他的天资比钟繇高，所书楷书当然要比钟繇更具姿态。他认为张芝的功夫太深，以至“池水尽墨”，所以草书不如张芝，实际上张芝写的是大草，羲之写的是小草，他可能认为张芝的恣肆的大草要比小草更具气魄，还看不到他的这种新的小草书体的进步价值。
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作品代表了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最高水平，也是书法史上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他在行、草书的创造与贡献上，除了对书法创作与技法上的高度提升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行、草书引上了一个具有空前意韵的书法境界，即后人所谓“晋韵”，这不单是代表了晋代书风，也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得以逾越。是他把纯乎自然发展的书法引向了一个注重技巧华美特征又具无限意韵的精致的境界。当然，王羲之在书法上的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不是空穴来风，一种文化、一种艺术的形成不能只靠个人的独思冥想，它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大环境及周围人物的文化素养的影响之中。如前文所讲，晋代是一个强烈表现个性特点的魏晋风骨的时代，是一个竞讲文化论理的时代，无论是玄学，也无论是绘画上“气韵生动”的提出，抛开其中消极的一面，无非是在追求一种境界。王羲之本人的政治地位显赫、权势炙手可热的王氏家族的出身；他的父兄、妻儿、亲友的书法艺术水平、文化素养的影响等等，都与他在书坛上独树一帜、成一家之风范不无关系。
所谓“晋韵”的依托，除了学识、情操、人格、襟怀等方面外，创作过程、技法等方面当然亦至关重要。王羲之于此亦对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在《书论》中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为书。”等等的论述，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的笔法含篆书、隶书而不露痕迹，用笔多用裹锋、回锋，以敛其气，为“内”笔。行笔中、侧锋并用。藏、露锋互见，结字奇、正、拙、巧变化，字形大小相掺，形成了独具风姿的节奏与韵律，而以他的学养、风度、情操、襟怀为灵魂，书作自然迥异前贤，不同凡响而为他人不能望其项背、步其青云后尘的超绝的风姿情韵。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王羲之的书作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我们所见到的王羲之书作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以上小楷）、《丧乱帖》、《姨母帖》、《初月帖》、《行穰帖》、《平安三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以上为行书）、《寒切帖》、《十七帖》、《上虞帖》、《远宦帖》（以上是草书）等都是后人摹刻、摹写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遗作，看出笔姿的精细轻重、方圆曲直、结字的欹正巧丽、字间的聚散断续、变化无穷、端庄清逸的字态、气韵。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名士谢安等42人，聚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曲水流觞，恣情咏、饮，唱和，所得诗作集结一起请王羲之作序言，这就是千古书法杰作《兰亭序》帖。是用茧纸、鼠须写成。全篇28行、324字，章法布白，浑然一体，还有几处涂改痕迹，更显得自然潇洒，全篇二十几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色而不雷同，体现了王羲之殊异于前代书家的书法面貌，代表了他所遗留下来书作的最高造诣。
《兰亭序》的成功，主要的，不是笔墨上的功力与技巧，而是在于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优美春色中“畅叙幽情”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自然要影响书家的情绪、创作风格。良朋雅集、情景交融使他心手相畅，于是这“天下第一行书”便产生了，而这偶然冲动的创作灵感的依托，是晋代文人共有的晋人风度，是使晋人得以精神解放的玄学，而书法是这精神解放了的自由精神人格最为适当的艺术形式。因此，《兰亭序》是王羲之弃官之前兰亭春游的自由自在的心态反映；抑或是他发乎自然、率真恣情的老庄思想根源的体现，大而言之是晋人书法从表现自然精神到人本身精神的转移，亦即成为晋人神韵典型的书法形式。我以为后世人虽努力追求晋人风韵，但多做作而不自然，是因为没有了晋人所处的环境，说明了晋人的空灵的精神和个性自由的文化环境的不可重复性。
王羲之的书法，历史上多有评价。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李嗣真《书后品》说他：“若草书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草之圣也”。唐张怀瓘《书断》中评其隶书：“骨肉相称，婉态妍华”；行书“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草书“虽损益合宜，其风骨精熟，去之尚远”。《唐人书评》评他的书法：“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唐代以前，羲之书法并不十分彰显。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书法佩服之至，收藏王羲之真迹三千余幅，命褚遂良逐一鉴定。并亲撰《王羲之传论》称赞王羲之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美尽善，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响拓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死后以《兰亭序》墨迹作陪葬。故我们已见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传世的只有冯承素、褚遂良和虞世南的临本了，其中以冯承素的钩摹本最为逼真。摹刻本以《定武兰亭》为最佳。
历史上任何一名书家，后人的评论虽多褒奖，亦有批评。王羲之当然也未能幸免。在唐太宗确立王羲之不可动摇的“书圣”地位后，形成了“右军之势奔走天下”的格局，但此后不久，张怀瓘、韩愈等人便批评王羲之的书法：“羲之俗书趁姿媚”，“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但却丝毫没有撼动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王羲之不仅书法冠绝古今，书论也不同凡响，他的论述，散见于张彦远《法书要录》、汪挺《书法粹言》、冯武《书法正传》等著录中，且都是经验之谈，有感而发，有益于后世。
作为四大家族之首的王氏家族，人才之众，书法水平之高，亦皆在其他三大家族之上。王羲之之妻郗璿，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并善书，而以献之尤为出色，与王羲之以“二王”、“羲献”并称。
王献之，字子敬，曾任中书令，故世称王大令。为王羲之第七子。自幼聪颖，少年即负盛名，狂傲不羁，淡薄仕途。王献之书艺高妙，却长期压抑在羲之的盛名之下，尤其是唐太宗扬羲之而抑献之，对献之的书法以“饿隶”评之。王献之沉沦数百年后，至宋代始重获声誉。
王献之的《洛神赋》（玉版十三行）、《中秋帖》、《鸭头丸》、《十二月帖》等等，都昭示了王献之不同于其父而面貌独具的流美书风，与羲之的书法相比，献之的书迹更多创意，特别是行草书，“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扭转了古拙的书风，被誉为“破体”。如他的欹侧流畅的《鸭头丸帖》；纵逸豪放的《中秋帖》；连绵奔放的《十二月帖》等等。
唐代的李嗣真《书品后》云：“羲之又曾书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别题。右军还观之，曰：吾去时真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然右军终无败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亦可谓之草圣矣。”这段话代表了后世大多数人对二王的比较、评价。
客观地看，二王书风的不同，除却二人不同的艺术理念、艺术追求以外，还源于他们性情上的殊异。羲之的骨鲠的性情，导致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失意而放浪形骸，性格上的含蓄、冷逸，影响在书法面貌上是敛、不是放，含隐着的韵致更具朦胧感，也就更有艺术魅力，笔法上多内。献之则由于良好的境遇，而狂放不羁、风流倜傥，影响到书风上则更多潇洒，笔法上多外拓。
通过二王的书迹的比较，可以看出献之的草书比羲之更具风神，若以改革创新为着眼点，则献之更为卓越。
后人对王献之的评价文字很多。虞和《论书表》评：“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溢，婉转妍媚，乃欲过之。”张怀瓘评：“王献之书，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散朗而多姿，虽竭力奔放，而不失清远之韵。”袁昂则评之云：“王子敬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二王的精美绝伦的行草书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后世书家也大多以二王书迹为法乳，其内、外拓的笔法也一直为后人所宗承，直至今日，其书圣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东晋还有一迹传世名作王珣的《伯远帖》，也为“晋韵”的代表之作。清代的乾隆皇帝曾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并珍藏在故宫养心殿西暖阁，并为西暖阁另名“三希堂”，又汇集历代法帖刊刻了著名的《三希堂法帖》。
王珣，字元琳、法护，官尚书令。为王羲之的侄子，祖父王导，父王恰均善书，故王珣亦为三代书法世家子嗣。
如同历史上大多数的帖一样，《伯远帖》也是一封信函，用笔一任天真、线条纯净，一派清朗疏散的自然意态，是一纸纯真的“晋韵”。充分展示了东晋士人超凡脱俗的人格风貌。是“魏晋风度”的完美体现。
把《伯远帖》与《兰亭序》相对照，不难看出王羲之的《兰亭序》笔墨精妙，有着无懈可击的老练而“终无败累”，同时又极具韵致，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实至名归。相比之下，王珣的《伯远帖》则略带雅气，一些点画的过于随意、线条的松散等等，实在是难与王羲之相抗衡，但《伯远帖》也正是藉于这些随意、松散的字姿，向人们展示出东晋士人淡于名利、舒展自如、潇散出尘的人格，崇尚自然的情感和唯美主义的取向。因此有人认为《伯远帖》中“晋韵”的体现，比王羲之还要纯粹。若以这样的评论为依据，那么，最能代表“晋韵”风姿的作品，应该是王珣的《伯远帖》。
晋人的人生是不带政治色彩的艺术人生，晋人的书法是以“韵”胜的书法，晋人书法艺术的不易逾越，亦即“晋韵”的不可企及。因为是东晋这不可重复的时代特点成就了晋代书法由实用的传递思维的工具，上升为一种抒情写意的艺术，成为自然之美的升华和审美情感的结晶，这当然是晋人空灵的精神世界的心理积淀的反映。
二、南帖北碑
东晋的将军刘裕，平定了孙恩、卢循的叛乱，灭了南燕、后秦，势力日益强大，终于逼迫晋帝禅位，建立了宋，连同后来的齐、梁、陈三朝，历史上称之为南朝。北方鲜卑族拓跋氏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北魏，连同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上统称北朝。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百姓苦不堪言，人生如寄、生死无期，人们的精神无所寄托，日感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伴随佛教的再度大规模传入，人们似乎有了精神依托。
南朝四代历24帝，共170年。其间朝廷争斗不断，政权不安稳。势力强大的贵族豪强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文学、艺术较前朝有所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承袭东晋以来文学艺术模式，南朝依然重视表现形式而不以内容为主。华丽空泛的四六骈骊体成为了主要的文学形式，书法、绘画已成为艺术，表现形式更为精致、洗练。这种顷向到了梁代达到极致。南朝四代都大兴寺庙，雕梁画栋，图神绘佛。一大批画家如陆探微、张僧繇等等，应运而生。书法则几乎完全是“二王”书风的延续，即无超越，也无个性特点。
南朝宋的书法以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范晔的篆书最为著名。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山东费县）人。是王献之的外甥，书法得王献之真传。沈约《书断》中称羊欣是“子敬之后，可以独步”。当时民谚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足证羊欣书法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梁武帝评他的书法“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极言其书法临摹继承而已，不得神髓，不具气象。他一生多病，但由于好黄老之学，不服药而只饮符水。他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一书流传后世。记载自秦至晋的69位书家的小传，并辅以评论。
南朝齐的王僧虔，琅琊（山东）人。官居左光禄大夫，自幼工隶书，后学习王献之书法。梁武帝评他的书法：“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是说他的书法写性情、重神采。梁武帝的这个评价，要大大高于对羊欣的评价。王僧虔性格清逸、安详，有老庄之风。所著《论书》传世是仿效羊欣的方式，列举书家，加以评论。强调笔力及精神、技巧的重要。
南朝梁的文学、艺术人才众多，氛围和成就都高于宋和齐。书法、书论亦是如此。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南兰陵（江苏）人。是梁代的第一个天子。学识广博，文才出众。与沈约、谢眺友善。他在位48年，在政治、文化方面多有建树，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他释注儒佛等书二百余卷，有《通史》、《金海》等著作。擅书法，长于草书，旁及隶篆。唐张怀瓘说他的草书：“状貌虽古，但乏于筋骨，无奇姿异态。”说明他的草书并不高明。但他的论书著述却极为出色，所著《书论》，评论书家，颇多见地。
南朝梁的书家陶弘景、萧子云等等，也独步当时，颇具影响。陶弘景书学“钟王”，擅写行、草。传说焦山《瘗鹤铭》即出自他的手笔。用笔圆劲藏锋，似从篆隶中来。结字由中宫向外作辐射字态，舒展大度，不同流俗。萧子云书亦得“钟王”法。楷书写得极好。隶、行、草书也为其所擅。年轻时学王献之，中年以后全力学钟繇。《梁书·萧子恪传》说他：“当与元常（钟繇）并驱争先。”评价颇高。
梁代不独书家多，亦多论书著述。梁武帝之外，尚有袁昂，作《古今书评》；庾元威，著《论书》；庾肩吾，作《书品》等等，都是书法史上颇具影响的书论著作。
南朝陈有僧人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俗姓王，名法极，会稽（浙江）人。他是继承家学的大书法家。他与兄孝宾一同出家，住在永欣寺，后迁到长安西明寺。他习书异常刻苦，闭居永欣寺阁上，30年不下楼，书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赠江东诸寺。他用旧了的秃笔装满了五大箱，埋在地下，称为笔冢，还自作铭文。“笔冢”的典故即源于此。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宋《宣和书谱》中列举御府藏有智永的草书七种、真草四种。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真草千字文》、《归田赋》和《淳化阁帖》中所摹刻的草书数行。
南朝继续魏晋以来的禁碑制度，故碑版甚为稀落。但自东晋开始，豪门为歌颂家族，宣扬功德，违禁私刻碑石者亦时而有之。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南朝碑刻，有东晋时期的《南乡太守郛休碑》、《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关中侯刘韬墓志》、《爨宝子碑》等等。宋的《爨龙颜碑》、齐的《呈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的《瘗鹤铭》、《萧憺碑》、陈的《赵和造像记》等。以《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瘗鹤铭》、《萧憺碑》最具影响力。
东晋的《爨宝子碑》和刘宋的《爨龙颜碑》相距53年，合称“二爨”。“爨”是地名。《爨宝子碑》保存着隶书的味道，结构规整，多用方笔，波挑更为夸张。字态奇古，似可与《嵩高灵庙碑》媲美。《爨龙颜碑》结构多变，点画凝重，波挑笔姿基本消失，更为疏朗自然，有雄强飞动之势。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它“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与《大代华岳庙碑》相似。
《瘗鹤铭》是刻在镇江焦山上的摩崖石刻。是南朝最具名气的作品。多数认为是出自南朝陶弘景的手笔。属于成熟的楷书，为南朝飘逸典雅书风的代表。它笔姿雄峻跌宕，奇逸恣肆，结体宽绰，侧以取势。点画自中宫向外作辐射状，仪态大方，气度非凡。宋代的黄庭坚的书法即由《瘗鹤铭》得到启发而自成风貌。
《萧憺碑》是南朝梁时的碑刻。出自贝义渊的手笔。写得精道俊美，点画劲健。康有为评：“贝义渊书《始兴王碑》（《萧憺碑》），则长枪大戟，实启率更。”
与南朝禁碑制度不同的是：北朝因循汉制大兴刻碑纪文，所以书法遗迹众多，蔚为壮观。只是碑刻文字字体已不再是隶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魏晋楷书的、全新的楷书书体。这种楷书体流行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
大量刻碑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中原富庶的经济和先进的文明大大高于落后的游牧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北魏孝文帝力主汉化，以改革鲜卑人落后的习俗。给中原地主阶级注入了中原文明，显示了勃勃生机。统治阶级需要用碑刻的形式来歌颂新政、振奋人心，于是曹魏的禁碑制度被解除，刻碑纪功之风气过于前朝，风气所及，直接影响了唐代碑刻的昌盛。
北朝的碑刻风气，始于北魏孝文帝，他迁都洛阳后，力推汉文化，沉酣书法，广竖碑石纪文。刻石文字十分丰富，包括碑刻、墓志、塔铭、造像题记、经幢、摩崖，另有大量的写经墨迹。其中碑刻墓志文字数以千计，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大多留存在河南洛阳、山东、陕西一带。
北朝的字体，多为镌刻在碑碣、墓志、造像的楷书，其中北魏的最多，而北齐、北周的较少，因此，北朝的楷书，后世统称之为魏碑。魏碑书体，继承汉碑法度，残存隶书遗意，又由于多用方笔，所以大多结体茂密，笔画沉毅，别有一种雄拔恣肆的风格。这仅就它的一般特征而言。
魏碑的形制与汉碑大体仿佛，只是多已无碑首之穿孔。造像文字记文则或刻于造像之背，或刻于龛侧，或刻于坐上。至于一些特殊形制的造像，如石柱形的，碑形的，则上面琢石成像，下面刻记文字。至于墓志的形制，则又大异于前二者。墓志是用二块石（一般为方形），一块为盖，刻额字——如同汉碑碑额，一块刻志文，墓葬时，两块石上下合而为一，文字都在里面，埋在墓中。故出土之墓志，皆字口清晰，完好如初，少有残缺者。墓志以小字具多，一般在半寸以内。
从传世的大量碑刻、墓志来看，其用笔、结构、风格尽态极妍，风神各异。其中名品，如《刁惠公墓志》，端楷秀健，用笔险劲；《张猛龙碑》简练健美，结体精密；《张黑女墓志》峻利圆折，疏朗古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美魏碑为“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志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满。”
北朝的碑刻、造像、墓志，从书法风格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雄强茂密类：如《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刻、《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造像记》北魏太和十九年刻、《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刻、《孙秋生造像记》北魏景明三年刻、《杨大眼造像》北魏景明元年刻、《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刻、《高贞碑》北魏正光四年刻、《马鸣寺根法师碑》北魏正光四年刻等等。这类碑刻是继承和发展魏晋“钟王”楷书典范。发展的特色即为它们都点画劲阔，方笔为主，斩钉截铁，沉稳爽利，结体扁方，紧密，与“钟王”楷书最明显的不同是横、捺笔画的起收都成棱角，如刀截斧劈一般，有的书家认为，这并非笔写，而是刻工所致。但这种森挺、方棱、厚重的笔姿渐为人们接受，似乎北方的士人更喜欢雄重、大气的书风。清季的包世臣、康有为力倡北碑，所推重的，即是这类碑刻。
俊逸秀整类：如《曹望等造像记》北魏正光六年刻、《贾思伯碑》北魏神龟二年刻、《崔敬邕墓志》北魏熙平二年刻、《张玄墓志》北魏普泰元年刻、《敬使君碑》东魏兴和二年刻、《司马悦墓志》北魏永平四年刻等等。此类碑刻用笔，结字严谨、法度森严、点画清整，方、圆笔画的施用，把握适度、控制得体。墓志书法多具有这种意态。
浑朴奇逸类：如《石门铭》北魏永平二年刻、《郑文公下碑》北魏永平四年刻、《杨丰为父杨嵩造像记》北魏孝昌三年刻、《姚伯多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年刻、《广武将军碑》前秦建元四年刻等等。这类碑刻作品数量最多，高下之分悬殊，类型复杂。如《石门铭》含篆融隶，疏宕洒脱，高浑俊逸，不同凡响。《广武将军碑》字体古拙，多显稚气，极具天真烂漫之态。而一些碑刻则无书丹过程，以刀代笔，刻工粗劣。尚有一些碑刻可能是粗通文墨的人所为，故行款不整，常有错别字出现。
上述三类之外，尚有字体在楷、隶之间，字大逾尺的摩崖石刻《金刚经》和用笔浑圆似篆、结字如隶的《好大王碑》等。
北魏碑刻以群体展示给后人的有二宗，一为龙门二十品，一为云峰山刻石。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南部，伊水岩岸边的西山。两山在两岩对峙，伊水从中穿过。因为形似门一样，而得名龙门，也称伊阙。北魏孝文皇帝倾慕汉族文化，为了继承汉族文化而实现统一汉民族的理想，舍弃了定都一百年的平城，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迁都洛阳。为了使笃信佛教的北魏胡族迁到洛阳后，能够有像在故都一样的感觉，便模仿故都附近的云岗石窟，在伊水岸边营建了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现有窟龛2 137个，数万尊佛像。很多佛像都刻有造像铭文，而龙门二十品就是其中最具书法价值的造像铭文。清代的王昶《金石萃编》中收入龙门造像铭文20余种，包世臣《安吴论书》中，推举《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三种。以后又有四品、十品、二十品之说。
四品一般是指《始平公造像》、《魏灵藏造像》、《杨大眼造像》和《孙秋生造像》，一般认为是龙门二十品中之至精者。
龙门二十品是北魏造像题铭中的精品，其中《始平公造像》是用在中国碑刻铭文中不多见的阳刻法。二十品的铭文对于魏晋时期“钟王”楷书无疑是继承以后的创新之作，变柔为刚，变藏为露，方笔斩截果断、雄强角出，颇具阳刚之气。质朴中寓灵秀，缜密中见疏朗或凝整、或飞动，意态奇逸，结构天成，成一代书风，对晚清以来的书坛影响极大。
《云峰山刻石》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郑道昭，字僖伯，号中岳先生，卒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谥文恭，荥阳开封人。郑道昭在山东云峰山上的题字《云峰山右阙题字》、《登云峰山观海童诗》、《太基山仙坛诗》等十余种。连同他在山东地区的玲珑、太基、天柱等山所刻的字大约为29种。
《郑文公下碑》是郑道昭为使其父郑羲的事迹流传后世而作，是云峰山刻石中存字最多、最为精美，也是郑道昭的代表作品。在此之前，郑道昭在天柱山顶刻了大相类似的文字，后来在云峰山上发现了好的崖石，就改刻于此。后人将刻在天柱山上的称《郑文公上碑》，改刻在云峰山上的称《郑文公下碑》上碑损坏严重，已漫漶不清。清欧阳辅《集古未中》中评：“笔势纵横而无娇野狞恶之习，下碑尤为瘦健绝伦。”清叶昌炽《语石》评：“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娇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褚、虞、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古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中岳嵩高灵庙碑》是北魏最早的碑。书体是隶书与楷书混杂，与北凉等时代的遗物中的隶楷之间的字相近似，大概是在承继魏晋的书风过程中，参入了胡族的特有的性情而创作出的。渊源所及，直接影响其后的如龙门二十品一类的正宗的北朝书风。
《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北魏太和二年，道士寇谦之立。为碑阳碑阴两面刻制，中间剥落近半。《中州金石考》云：“字体近拙而多古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灵庙碑阴》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大有《石鼓》、《瑯琊台》、《石经》笔意，真正书中极则，得其指甲，可无唐、宋人矣！”其奇逸雄强，融隶、楷汇而为一，无体不备，无美不收的字态，受到晚清以来书家的偏爱，而近年来受到更多书法作者的青睐，临习者日众。
《石门铭》于北魏永平二年刻于陕西褒城。褒斜道是从关中通往汉中的要路，自古以来几经开凿，留下了《开通褒斜道刻石》和《石门颂》等著名摩崖石刻文字。晋王朝南迁后，就完全变为了废道。北魏正始元年，命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再次开通这条道路，至永平二年工程告成，为纪念开凿功绩，遂凿壁刻字，即为《石门铭》。
《石门铭》用笔圆润遒劲，字态浑穆沉毅，凝重逸宕。结体舒展疏宕，笔姿纵横恣肆而无娇野之习。通篇气势宏大，颇具高古之韵。为北魏碑刻中不可多见的，以气度、韵致胜的精品。一直为书法界所推重。晚清康有为的书法即是从《石门铭》中获采法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石门铭》列为“神品”。并评其书：“飞逸奇恣，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庙等碑，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常所能牢笼也。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为飞逸浑穆之宗”。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曾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
《张猛龙碑》刻于北魏正光三年，山东曲阜。是为颂扬鲁郡太守张猛龙之德行所立。为碑阳，碑阴两面刻制。
《张猛龙碑》是承继龙门书风的正宗之作。方笔，左低右高，欹侧取势，结字茂密，转折方正锐利，但字并无穷屈之感，反显雍容华贵，端严整束，明朗宽博，堂正清雄，是魏碑中具代表性的杰作、名品。
清杨守敬《学书迩言》评：“整炼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又《评碑记》评：“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康有为将此碑列为“精品上”，并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导源韦氏，而结构精绝，变化无端。”“《张猛龙碑》为正体变态之宗。”“《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
《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代改称《张黑女墓志》北魏普泰元年刻。原石久佚，传世仅存一明拓剪裱孤本。清道光五年为清代书家何绍基得之于历下（济南），后归无锡秦文锦。现藏上海博物馆。
《张玄墓志》为北魏末年墓志中之翘楚。字体结构扁平，极为纤细巧致，但无轻薄之处，而具高古纯厚之姿。清人认为不知篆隶笔法，无从写《张黑女》。何绍基得《张玄墓志》孤本后，随身携带，朝夕临写，爱不释手。其后，《张玄墓志》备受推崇，风靡书坛。清包世臣跋：“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圆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清何绍基评：“化篆分入楷，遂而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张黑女》为质峻偏宕之宗，《马鸣寺》辅之。”“《张黑女》如骏马越涧，偏面骄嘶。”“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出于汉《子游残石》。”
北朝的佛经刻石，以摩崖、经碑、经幢三种形式得以留传。以北齐、北周为多。佛经刻石以摩崖最为宏伟。著名的佛经摩崖石刻有山东泰山的《金刚经》，文字磨灭过半，只存900字。字大逾尺，堂正大字，颇具雄伟气象。《徂徕山映佛岩文殊般若经》，位于泰山东南，98字，字大近尺，亦具宏伟气象。此外还有四山刻经（岗山、尖山、葛山、小铁山摩崖），都在山东邹县近郊，这些摩崖的刻字颇相近似，都是隶楷之间的体态，大概是出于佛心，虽不拘成法，但却不失气势。四山刻石没有《泰山金刚经》那样的宏篇伟制，却也不失强劲感，至于《徂徕山摩崖》刻石就显出略为朴素的稚拙感。
北碑大多不署名，因此有人断定，书刻北碑的多为民间书手，似有一定的道理。不然的话，何以150年间，北朝书刻遗迹逾千近万，留下名姓的，只有郑道昭（云峰山刻石）、王远（石门铭）、寇谦之（嵩高灵庙碑）等区区之数。且王远、寇谦之史书无载，并不是史上书家。然而北朝书家见于史籍的，也不是太少。如崔悦、崔潜（悦子）、崔宏（潜子）、崔浩（宏子）、崔简（浩弟）、崔衡、崔光；卢玄、卢晏；江强、江式、江顺和。都是几代并称书家。载于《北史》、《书小史》的书家还有赵文渊、王褒、庾信、薛温、赵隐、张景仁、刘玄平、颜之推、慧明等等。
魏碑不同于魏晋书法而愈加劲健、粗犷，似导源于北方胡人豪爽的性格，坚毅的精神。南朝写帖，多为手札尺素，北朝尊碑，多为丰碑大碣，虽然各占胜场，但北朝人非常欣赏南朝的书风。例如，赵文渊的书法原为北朝之冠。江陵之役后，梁的名臣王褒受降来到关中，王褒在梁时，本不是一流书家，到关中后，北朝贵族都从王褒学习书法，文渊之书遂遭废弃而受冷落。他心中怨恨，并见于言表，后知是不可抗拒，无奈，只好也向王褒学书，但最终没有学成，反遭讥笑。这个例子说明北朝人是非常倾倒于南朝的新书风的。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多姿多彩，流风所及，直导隋唐。唐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取法六朝的。大而言之，唐代的楷书也是继承六朝楷书而发展起来的，这在颜真卿、李邕、柳公权等大唐书家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而在今天，学习书法更要师古出新，笔墨当随时代，似乎更适合现代人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