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欧洲留学前，祖国在我的概念中，并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词。
疫情刚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附近药店里买了几个口罩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刚买完没多久就派上了用场。当时还没停课的我们急匆匆地跑去再买，却不想药店里所有的口罩早已售罄。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每一个没课的下午我们都跑出去找药店，只要是地图上所有能搜到的，还包括从老师同学口中问出来的，不论远近，我们一个都没落下。就这样我们也没买到几个，有时候在一家药店总共能买到5个以上就算运气好了，通常还是普通的一次性口罩。后来，我还在商场买下过最后几个工地防尘口罩，虽然明知道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
为了个人安全，我捏着仅有的几个口罩，打算买足必需品就立刻躲好不再外出，但是空无一物的超市货架却提醒着我：少出门？不可能！
因为城市储备的不足，疫情刚爆发的那几天里，几乎所有超市和百货商店都被抢购一空，而且根本补不上货，我们囤不到足够的生活物资，不得不频繁地辗转于各个大小超市之间，指望着能找到一些尚且留在货架上的食品。有的时候，一天跑下来累得够呛，却连一包意大利面都没买到。
很快，数着日子过变成了数着口罩过，愈发捉襟见肘的口罩储备再也无法支持多次的、长时间的出行，可是减少出行就意味着宿舍里存粮紧缺，加重的疫情使超市里反复出现食品断货现象，我们必须更加频繁地去超市才能补齐必要的食物，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我对此束手无策。
不光是我，我的同学们同样在这个怪圈里挣扎，然而我们连时常串门互相排忧解难都做不到，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消毒水，实在太怕交叉感染了。
后来欧洲采取了紧急政策，部分超市勉强能摆出一些米面、肉和蔬菜，虽然大多不是那么新鲜，可选范围也急剧缩水，但保证附近的住户不会挨饿倒也算绰绰有余，但口罩和消毒水等物资依旧抢手，市面上几乎没有这些东西。
6月底正是炎热的夏季，食品腐坏速度很快，病毒的脚步却不见任何减缓，大部分人的防疫物资见了底。那些日子，大概是我们这些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学生们，第一次清晰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在自己的头顶盘旋。
直到有一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如同闪电划开了黑夜，使馆派车为我们送来了“健康包”，里面装着大瓶的酒精、成包的口罩、浓缩泡腾片等物资，红色的大口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收到物资的那天我很惊讶，因为国内仍在与疫情艰苦斗争，我所在的捷克也不是什么留学生聚集的国家，人数甚至还不够英美等留学大国的华人学生数的零头。但使馆的回答是，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时候，祖国依然不会选择放弃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公民。收到健康包后，我们立刻联系了父母和老师报喜，然后一起给大使馆写了感谢信，感谢那些鼓鼓囊囊的红色包裹将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终于有了消毒用品，我们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出门采购的次数，但生活依然不太容易，我所在的区域遭到了病毒严重的冲击，这个以旅游业维持运转的城市从来没有如此冷清过，街上几乎不见行人，无数餐厅和酒馆闭门谢客，不久后挂上了“待售”的木牌。更严重的还有城市的中心，平日里最繁华的地方，马路上很久都看不见一辆轿车，只有几分钟一趟的公交车呼啸而过，但从窗户里也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人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装满。
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躲在宿舍里，几乎没再出过门，来自祖国的珍贵物资又送到了第二波、第三波，生活迅速回归正轨。一直到回国的时候，我们身上都还装着健康包里的酒精和口罩，终于踏上回家征程的我们，身边有祖国在保驾护航。
回家的路上不免许多艰辛，先是机票在临出发前一天取消了半程，我们不得不急匆匆地收拾了行李，连夜赶往德国，再从德国飞到莫斯科才能回到正确的路线。订新票、步行很远去打车、在机场办理新的托运手续和登机牌，我们从深夜忙到天亮，才终于搭上了用两个螺旋桨就能带动的老式飞机，却没想到在德国还有新的难题。机场公告上却写着必须有核酸检测证明才能登机，检测证明我们是有，不过是出发前做的，在德国能不能用谁也说不清。彼时我们已经取了行李，每个人都带着一百多斤重的物品，在道路设计十分曲折的机场里来回奔走，询问知情的工作人员，从早上走到下午，竟然一无所获。
谁也说不清楚具体要求，咨询台里也是空的，我们累到走不动，最终还是决定重新做核酸。于是又花去两个多小时，当天下午4点，我们吃上了启程两天以来的第一口饭，一个被水汽糊潮的半冷的汉堡，尝起来却比得上山珍海味。
30多个小时连续负重跋涉磨得脚底起了两个水泡，泡又磨破了变成硬茧，直到在上海的隔离酒店住下，大门关上时锁眼发出“啪嗒”的反锁声，我一直紧绷着的精神终于放松了，都没来得及激动一会儿，直接倒头就睡。一觉从下午睡到第二天清晨，眼睛还没睁开就听见楼下公交车报站的声音，我才终于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早安，我阔别已久的祖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