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做钟处”里的工匠，除了一部分由传教士充任的西洋工匠之外，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钟表制作的普及，为中国时间计量的普及准备了良好的技术条件。
中国人不但掌握了钟表制作技术，而且还对之加以记载，从结构上和理论上对之进行探讨和改进。明末西洋钟表刚进入中国不久，王徵在其《新制诸器图说》（成书于1627年）中就描绘了用重锤驱动的自鸣钟的示意图，并结合中国机械钟报时传统将其报时装置改成敲钟、击鼓和司辰木偶。清初刘献廷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则详细记载了民间制钟者张硕忱、吉坦然制造自鸣钟的情形。
《四库全书》收录的清代著作《皇朝礼器图式》中，专门绘制了清宫制作的自鸣钟、时辰表等机械钟表的图式。嘉庆十四年（1809），徐光启的后裔徐朝俊撰写了《钟表图说》一书，系统总结了有关制造技术和理论。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机械钟的工艺大全，亦是当时难得的一部测时仪器和应用力学著作。[11]
中国的钟表业在传教士影响之下向前发展的同时，西方钟表制作技术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欧洲中世纪的机械钟计时的准确性并不高，但到了17世纪，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他和惠更斯各自独立地对摆的等时性和摆线做了深入研究，从而为近代钟表的产生和兴起也为近代时间计量奠定了理论基础。1658年，惠更斯发明了摆钟，[12]1680年，伦敦的钟表制造师克莱门特（Clement）把节摆锚即擒纵器引入了钟表制作。[13]这些进展，标志着近代钟表事业的诞生。
“可以说，明亡（1644）之前，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钟是欧洲古代水钟、沙漏，中世纪重锤驱动的钟或稍加改进的产品；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起，传入中国的钟表有可能是惠更斯型钟；而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就有可能主要是带擒纵器和发条（或游丝）的钟（表）。”[14]
即是说，中国钟表技术的发展与世界上近代钟表技术的进步几乎是同步的。这为中国迈入时间计量的近代化准备了基本条件。当然，只是有了统一的计时单位、有了达到一定精确度的钟表，没有全国统一的计时、没有时间频率的量值传递，还不能说时间计量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的要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注释：
[1]明史·天文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嘉庆会典》卷六十四〔Z〕.清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1.
[3]王立兴. 计时制度考〔C〕.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C〕. 第四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41.
[4]南怀仁. 新制六仪〔A〕. 新制灵台仪象志〔M〕.卷一.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5]南怀仁. 新制灵台仪象志. 卷四. 验气说〔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6]御制数理精蕴〔A〕. 四库全书〔Z〕. 文渊阁.
[7]华同旭. 中国漏刻〔M〕. 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1.
[8]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57.
[9]明史·天文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清史稿·职官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戴念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05.
[12]〔日〕汤浅光朝. 科学文化史年表〔M〕. 张利华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54.
[13]（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 周昌忠,等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28.
[14]戴念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