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自古就是国家、文人、学者、收藏家的职责与雅兴。自1993年中国书店举办“北京首届稀见书刊拍卖会”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拍卖，现在古籍书刊的收藏，已经成为收藏系列中的一个重点。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和藏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客观性及价值的增值，全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收藏热。
在我的日常工作中经常有人问我收藏什么样的古籍图书最有价值?收藏什么样的古籍图书可以增值?确切地讲，这是一个十分难回答的问题。收藏何种古籍图书，主要取决于收藏人的需求、兴趣、经济实力、文化修养、研究对象等诸多因素。下面就我多年工作中所经历的古籍图书拍卖以及有关情况，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收藏古籍图书时，应如何确定收藏的方向与目标。
一、宋元版古籍善本
中国雕版印刷术虽起源于隋唐时期，但目前存世量极少，已很难见到。宋元时期的印刷品虽有存世，但存世量也是不多，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成为收藏家追逐的珍品。明末江苏常熟大收藏家毛晋为了收藏到宋元版古籍图书，曾在大门上贴出告示，称凡有持宋元版至者，按叶计酬。可见在三四百年前，宋元版古籍图书就已经成为收藏家收藏的热点。
记得10年前古籍图书刚走上拍卖场时，一册宋版古籍善本，其估价大约在人民币10万元左右，极好的价位可升至数十万元。例如在1998年我们拍卖一册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吉安周必大精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成交额为人民币36.85万元。间隔两年后，在2000年5月我们再次拍卖同一部书的另一册时，其价位上升到64.9万元。可见宋元版古籍善本的巨大吸引力和增值潜力。但是如此高价位的藏品，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
二、存世稀少的古籍善本
物以稀为贵，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古籍图书也同样。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目前民间古籍图书的存世量正在逐年减少，现在如仍用“浩如烟海”四字来比喻古籍图书的存世量，似为不太确切。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或寻找到那些存世极为稀少的珍贵古籍图书。
众所周知，泥活字印刷术源于我国北宋时期，由布衣毕昇发明，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我们至今还未发现当时的任何实物，有关资料只能见于宋人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泥活字本古籍图书，就是清道光十二年冬至十三年春(公元1832年~1833年)由苏州人李瑶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此书的面世时间距今仅仅172年，但是存世量极为稀少。1998年我们在民间征集到一部，经过拍卖，以8.25万元成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7年后的今年春季，我们拍卖同一部书，其价位扶摇直上，最终以53.9万元成交。可见存世稀少的古籍图书不论其年代是否久远，只要本身具有特点，具有收藏的亮点，物以稀为贵的真理在它身上都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三、内府刊本
在此所说的“内府”，是专指皇宫而言。内府刊本，就是指皇宫内设立的专门刻书机构所刻印的图书。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皇宫内设立专门刻书机构最早的大概要算元朝的兴文署了，由此延续到清朝结束。元朝兴文署所刻印图书数量不多，再加之年代久远，目前存世不多，已不多见。
明朝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下属的经厂来负责，所刻印图书开本阔大，字大如钱，所用纸、墨俱佳，被称之为“经厂本”，据有关资料记载大约刻印了161种图书。清朝康熙时期，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设立修书处，总管皇宫内刻印图书事宜。其所刻印之书不仅字体精美秀丽，而且用纸上乘，装帧讲究，世人称为“殿版”。至清朝灭亡，共刻印图书大约600种左右。由于这些书是由皇家所刻印，再加之有些书内还钤印着皇帝的御用图章，因此近些年来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仅以近两年拍卖的清武英殿刻本为例，2004年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刊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以3.3万元成交;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刊本《御纂周易折中》以2.75万元成交。今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刊本《皇清开国方略》以及满文版的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刊本《高宗纯皇帝圣训》分别以2.75万元和11万元成交。
四、名家批校本
名家批校本是指在一部书中有名人的点校、题跋、批语等。藏书人一般在藏书时均喜欢收藏在工具书中有著录的图书(当然如发现孤本，则是没有著录了)，讲究的是流传有序。如书中留有名人的墨迹，则就更为珍贵，其价位要相应地高出原书数倍乃至数十倍。如明朝人黄昌龄所辑《稗乘》一书，为明万历黄氏自刊本，仅为4册，按一般市场估价最高也就6000元。但是该书经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傅增湘先生朱笔批校并题记后，拍卖会上的起拍价就为6万元，高出原书价位的10倍。
以上所谈，仅仅是古籍图书收藏中的几个方面或重点，有收藏价值的古籍图书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四种。我认为收藏具有价值的图书，其目标也不一定必须紧跟古籍善本，例如近几年民国初期双照楼主吴昌绶、密韵楼主蒋汝藻以及武进人氏陶湘等人的精刻精印本也越来越受到藏书家的青睐，在拍卖场上也是竞价十分激烈。
此外，近现代具有革命文物性质的出版物、印刷品如《*选集》等也均可成为较有价值的收藏品。例如我们曾经拍卖的由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所著，并于1946年在北平出版的《北行漫记》，虽时间不算久远，且为平装一册，但是从500元起价后，终在2750元的价位成交。其原因是此*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同志及其他中央*，同时也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事迹，是继《西行漫记》后又一部描写解放区的著名著作，因此成为藏书家追逐的对象。另外期刊杂志也有收藏热点，例如在今年1月我们公司拍卖的1857年1月26日(清咸丰七年)上海创刊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六合丛谈》，以高达3.96万元成交。《东方早报》曾就此拍卖品进行过报道。
综上所述，收藏有价值、特别是有经济增值价值的古籍图书，今后仍将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热点。但古籍图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再生性和不可代替性无疑将会使它随着历史的前进逐渐减少。因此我认为在有一定经济基础条件下，应尽可能收藏古籍图书中的珍善本。此外，收藏的视野和范围还可放大与拓宽，收藏者依据自己本身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确定自己的收藏方向与目标，坚持数年，必有收获。同时也要提醒诸位进入收藏界或将要进入收藏界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收藏何种藏品，都要冷静地观察市场，丰富自己的知识，在投资收藏市场时注意不要抱有投机的心理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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