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琵琶行》
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读至句中“不求甚解”，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不免有些腹诽：既然喜爱读书，就应把书中意蕴理解得深透一点，愈深透愈好；“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即使有所“会意”，也是零星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还何以高兴得连饭都忘了吃呢？
后查辞书，方知“不求甚解”的“甚”，至少可作两种诠释：一是很、极，如《易·系辞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一是超过、胜于。如《国语·周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倘按后一诠释，“不求甚解”可释为不要超出书本原有的涵义，作过度的解读。
两种释义，看似只是量的递增，但量变会引起质变。中国古语云“过犹不及”；列宁也说：“真理哪怕按同一方向，前进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所以，“不求”后一种释义的“甚解”，当属正确的读书态度。如果陶渊明上文中的这四个字，正是如此定义，那是我错怪老夫子了。
但从古到今，不少读书人对待前人著作，常追求后一种释义的“甚解”，即过度解读。此类事例，屡见不鲜，试举其一。
《琵琶行》是白居易长句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写于唐元和十一年，这是白居易因“越职议事”，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第二年。当年秋天，他送客人浔阳江口，忽闻沿江停泊的舟中传出琵琶之声，寻声找到弹奏者，命她快弹数曲，曲罢还听她倾诉了身世。原来弹奏者曾是一度走红的京中歌伎，风光无限；后因年老色衰，委身为商人妇；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如今凄然孤身，流落于此。听罢曲子，又听了歌伎的身世，联系自己的遭遇，白居易不禁引起情感的波澜，“始觉有迁谪意”，发而为诗，写成《琵琶行》。其最后归结的两句便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叶嘉莹先生在刊于1991年第一期《文学遗产》的一篇论著中，引述美国学者Lawrence Lipking提出的“‘弃妇’是一切诗歌中喜用的一种形象”的论点，并就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她说：“本来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代被弃的往往是女子，但是男子在官场或仕途受挫以后，也往往产生一种‘弃妇’心理。由于男子比女子有较强的自尊心，不愿直接诉之于众，便借助‘弃妇’抒发心情，因而男性作者比女性更需要这种‘弃妇’形象。”
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是印证叶嘉莹上说的一个力证。古代诸多诗评家，也正是这样评介《琵琶行》的。洪迈《容斎五笔》说：此诗并非“为长安故妓所作”，“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唐宋诗醇》也称：白居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然而也有人对《琵琶行》作另外的解读。在《随园诗话卷一·四九》就载有清代佟法海的《吊琵琶亭》诗，其中言：“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待泪眼哭苍生。”言下之意十分清楚。这位曾在康熙年间当过兵部侍郎的佟先生责怪白居易不该在《琵琶行》里，只为一个潦倒的歌伎而哭泣，而应为广大穷苦百姓的不幸遭遇而流泪。
这显然是对《琵琶行》作后一种释义的“甚解”，即过度解读。佟先生脱离了《琵琶行》的特定主题和特定情境，把自我的主观意向外加给作者。白居易在诗前的短序中，明明说他是有感于琵琶女的身世，而“始觉有迁谪意”，才作此长句送她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感伤的是琵琶女的不幸生平，更是自己被贬的遭遇；他的眼泪是为琵琶女而流，更是为自己而流。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没来由地强令作者加进“哭苍生”的内容呢？何况，白居易对民生疾苦也并非漠不关心。他曾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宗旨，写作大量的《新乐府》。在《观刈麦》《杜陵叟》《卖炭翁》等名篇中，诗人不正是把自己同情、关切的目光，聚焦于广大下层人民，即所谓“苍生”身上吗？他在这些诗中，为官吏的横征暴敛而愤恨，也为自己富裕的俸禄而“自愧”，更为下层人民的啼饥号寒生活而“悲伤”。总之，白居易不是不愿为“苍生”一“哭”的人，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哭”过“苍生”（只是字面上不写“哭”而已）。因此，要看作者所写的诗词表达什么主题，发生在什么场合。
怪不得《随园诗话》作者袁枚在摘引佟法海《吊琵琶亭》的那两句诗之后，写了四字批语：“*风景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