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作家中，契诃夫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没有夸张的道德宣讲，没有形而上学与关于俄罗斯命运长篇累牍的陈述，更没有相信表现俄罗斯民族在东西方精神之间的撕裂与抉择。他节制、平静的笔触与温情脉脉地叙述讲述的恰恰是我们平静的生活本身，生活中的爱情、出走、离别与压抑。
也许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都是来自中学课文《套中人》，我们习惯于用讽刺、尖锐、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关键词来概括契诃夫的写作。然而当我们读完了《草原》《第六病室》《带小狗的女人》《带阁楼的房子》之后，我们才发现契诃夫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他表现出的那些被生活窒息的梦想，平凡生活中闪光的英雄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苦闷和鸿沟，这些不仅体现出他作为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有属于艺术家的纯粹与敏感。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苦闷的车夫、试图改变俄罗斯社会的西欧派知识分子，还是在琐碎的生活中聊度余生的职员，在幸福与命运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然而阻碍他们的是永远改变不了的生活与十九世纪压抑的俄罗斯社会。他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剖析社会病象的病理学家，他笔下那些可笑的勇气、可悲的献身、莫名由来的爱情，其实正是人性本身。那些小人物在幸福门口徘徊，寻找着这个世界上只属于自己的角落。
一向尖刻的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对契诃夫倾注了最多的敬意与赞美：“契诃夫从来没有刻意在他的小说中为大家提供社会的或道德的启示，但是，他的天赋几乎于不自觉中揭示出比其他大量作家（比如高尔基，他们通过一些矫饰的傻瓜角色兜售自己的社会观点）更多的最黑暗的现实：俄罗斯农民的饥饿、困惑、卑屈、愤怒。甚至，我还可以说，如果有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高尔基甚于喜欢契诃夫，他肯定永远无法把握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生活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无法把握普遍文学艺术的本质。俄罗斯人喜欢把他的熟人朋友分成喜爱契诃夫的一类和不喜爱契诃夫的一类，仿佛是个游戏。那些不喜爱契诃夫的往往是不对劲的一群。”
从这个意义上说，契诃夫是超越时代与地域的。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能和各位走进契诃夫的人生，一起走进这位文学大师人生的结尾阶段，理解他的善良与残酷，还有他“笑中含泪”的艺术。
《契诃夫传》作者：[苏联] 格罗莫夫 译者： 郑文樾 朱逸森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4月
“我很久没喝香槟酒了”
契诃夫咳嗽的声音持久回响在高尔基的记忆中。“他忽然住了口，咳起嗽来，从侧面看了我一眼，露出他温和、动人的微笑，这笑容有一种叫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并且使人对他所说的话加以特别注意。”1904年的春天，高尔基在札记《文学写照》之“安东·契诃夫”里写道。我是在长春桂林路的华联商城地下旧书肆淘到这本札记的，巴金先生的译本，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泛黄脆薄的纸页，218页，定价0.62元，嘈杂的旧书肆散发着陈旧霉气，然而札记让我如获至宝。2022年7月，我再次打开高尔基写于118年前的小书。
契诃夫请高尔基到他在库楚克·柯依的乡间居所去做客，在那里有一小块地和一所两层的白色小楼房属于契诃夫。高尔基跟随主人参观他的领地时，契诃夫说起乡村教师的处境：“倘使我有很多钱，我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小学教员设立一所疗养院。”
高尔基的叙事细致，神情刻画逼真，读之如见其人其境。
契诃夫故居博物馆位于莫斯科的萨多沃伊-库德林斯基街6号，所在建筑两层，建于1874年。
契诃夫关切乡村教师的境遇，谈论他构想中的疗养院，他认为小学教师应当是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演员、艺术家。“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却是一个粗工，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挨饿、受人轻视、担心会丢掉职业。一个被请来教育人民的人——只拿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钱，我们不能让这种人穿着破衣服在街上走路，在屋顶破烂而且潮湿的学校里冷得打战，给炉子熏得中炭气毒，感冒，得喉头炎，风湿病和肺结核——这是我们的耻辱。”高尔基描述着当时的谈话情态：“契诃夫抓住我的胳膊，一面咳嗽，一面慢吞吞地说。”
契诃夫的咳嗽声。在我读这本札记时隐约浮现，然而清晰地响彻在我的心头。
作为受尊敬也具普适性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一幅著名的肖像，他坐在一张古老有着天鹅绒靠背的圈椅中。消瘦、清雅的脸庞倚在苍白的手上，夹鼻眼镜后面透出一双冷淡、忧郁的眼睛。俄国著名画家列宾1887年初次与契诃夫相识，令他意外的是契诃夫的身高，二俄尺九俄寸（高于180CM），他的嗓音是带着浓重金属声的低沉男低音。“引人注目的是契诃夫的健康、清醒和体魄，他的眼神里闪现着细致、严厉、地道俄罗斯式的分析力超越所有面部表情，他对感伤主义和高傲自负深恶痛绝……”列宾追忆道。
1901年，契诃夫与妻子奥尔加·克尼佩尔。
改变契诃夫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的，是流行于1887年的霍乱与难以治愈的肺结核疾病。其时很多俄罗斯人被霍乱夺取生命，在霍乱流行最盛的时期，契诃夫只身一人充当社区医生，没有任何助手，他单独照料二十五个村子里的人，遇到歉收的年份，他无私帮助那些挨饿的农民。他有多年的行医实践，主要是服务于莫斯科市郊的农民。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巴甫洛夫娜是受过训练的护士，是他的助手。根据她的回忆，契诃夫在自己家中一年看了一千多个农民，义务地，还给他们每个人配药。
显然经由更多人的追忆，可以更为清晰地以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拼接出契诃夫的精神肖像。
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是有名的毒舌，1940年他移民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执教时，对契诃夫的激赏不加掩饰，他在课堂授课时讲述契诃夫的行医经历：“当时很多肺病患者来到雅尔塔，身无分文，他们一路从敖德萨、基什尼奥夫、哈尔科夫赶过来，只是因为听说契诃夫在雅尔塔。‘契诃夫会帮我们搞定的。契诃夫会给我们安排住的、吃的，还会给我们治病。’”
苏联学者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格罗莫夫所著的《契诃夫传》，更为细致地呈现出契诃夫在这个时期的个人境况。一次严重的胃出血迫使契诃夫住进医院，这是1887年的时刻。父亲在此间去世，全家栖居的梅里沃霍庄园因日益荒芜而被卖掉。根据医生建议，契诃夫迁居雅尔塔进行气候疗养。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在雅尔塔的家里，契诃夫经历了孤独生活的袭击，使他失去幽默的镇静。他对友人说：“我感到，在这里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入睡，或者说我是在去一个什么地方，没有停靠站，一去不复返，好似一只气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