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国团“画龙点睛”，率中国女乒首捧考比伦杯。
第27届世乒赛的失利让中国女队意识到，要打败日本队夺取世界冠军就必须先要过欧洲关。第28届世乒赛前，中国队准备了两套阵容，正胶快攻打法的梁丽珍、李赫男对付欧洲，削球打法的林慧卿、郑敏之对付日本队。结果，梁丽珍、李赫男横扫欧洲诸强后，决赛改用林慧卿、郑敏之以柔克刚大胜日本队，夺得女团冠军。也是从这届开始，国乒男队和女队开始有了打法上的分化，男队仍以强调积极主动的正胶快攻打法为主，女队则开始向长胶削球类打法倾斜。
快攻和弧圈球的碰撞由于“文革”，中国队不仅中断了正常训练，国际间的交往也被迫终止，为此缺席了第29、30届世乒赛。4年时间，中国队对国际乒坛的情况不了解，自身训练受影响，技术停滞不前。
恰恰就在这几年，欧洲选手进步神速，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徘徊和探索，认真学习了中国快攻和日本弧圈球技术后，结合自身特点，终于掌握了一种融速度和旋转为一体的进攻型新打法。从这之后，世界男乒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正胶快攻和欧洲全攻型横板开始了交相辉映的漫长“斗法”。
1971年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中国队重返国际乒坛，遇到了欧洲选手的强力冲击，正胶快攻在比赛中困难重重，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威风八面。幸好在世乒赛前的访欧比赛中，已经对欧洲新技术有所了解，中国队在“快、准、狠、变”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转”字，以一板拉球为过渡，为快攻创造条件和机会。正是凭借这次创新，李景光以出色的发挥，和梁戈亮一起帮助中国队如履薄冰地捧回了斯韦思林杯。但是在单打比赛中，正胶快攻全面溃败，单打成绩最好的郗恩庭也仅获得第三名，中国男队在这届比赛中丧失了60年代的全面优势。
31届世乒赛男团决赛，首次采用了“拉小上旋“技术的李景光独得3分助队登顶。
为了应对困境，中国队直板正胶快攻在加强拉球的同时，反手位创造性地发明了了“挤”弧圈球，这个技术被李景光和许绍发率先使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总教练徐寅生也鼓励直拍快攻选手改用反胶拉弧圈球，郗恩庭和郭跃华都“半路改道”且收获了成功。
但是在整个70年代，中国队对付欧洲选手还是以直板正胶快攻为主。李景光、许绍发、李振恃为中国队在第31、33、34届世乒赛夺取团体冠军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尽管在第32届世乒赛中以4比5负于瑞典队，但许绍发和李景光各取了2分。第33届团体赛，许绍发和李振恃分别打败约尼尔、斯蒂潘契奇、舒尔贝克和本格森等强手，正胶快攻威力再现。李振恃在第34届更达到他个人的顶峰：在与匈牙利、瑞典的两场硬仗中全部取胜，拼掉了约尼尔、克兰帕尔、本格森和约翰森。
然而此后两年，中国队对直板正胶快攻创新不够，第35届世乒赛，匈牙利队死盯住中国队快攻打法“只有挤，没有加力推”的反手位，最终夺走了斯韦思林杯。反倒是在女队，正胶快攻打法却意外地大放光彩，林慧卿、郑敏之退役后，张立、郑怀颖、张德英相继成为女队的中坚，尤其张立，她善于对付不同类型的打法，在第33、34届世乒赛团体赛中以只负一场的战绩傲视群芳，是上世纪70年代世界乒坛技术最全面的女运动员，也为正胶快攻挽回了一些颜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曹燕华的崛起，正胶快攻在女队中逐渐被弧圈球取代。而男队在35届世乒赛失利后，也进行了阵容上的大换血，直板正胶快攻打法的谢赛克入选团体阵容，他的出现为正胶打法带来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盖打弧圈球。但是由于这项技术并未完全成熟，谢赛克助队团体夺冠后，单打比赛负于瑞典选手林德。
谢赛克带来了盖打弧圈球技术
盖打弧圈球技术的出现，让一度消沉的正胶快攻打法焕发了生机。第37届世乒赛，江嘉良横空出世，凭借良好的步法、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冠绝一时的正手连续进攻，他不仅在第37、38、39三届世乒赛上助队蝉联团体冠军，还在第38届和39届世乒赛上问鼎男单，成为继庄则栋之后的又一位直板正胶快攻王者。江嘉良的成功为快攻打法重新树立了信心，之后，球路刁钻的陈龙横板正手正胶、反手反胶的滕义也在第38届和39届世乒赛上入选团体阵容，女队方面也涌现出了戴丽丽、李惠芬等正胶快攻好手。
面对日益强大的欧洲弧圈球，江嘉良将正胶”快、准、狠“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蝉联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