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期间，德国儿童用纸币玩游戏
这一混乱局面随着美国道威斯计划的推行才得以真正缓解。美国引进了一系列私人资本，使得德国社会的分配余地足以满足各方的需求。
在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德国逐渐意识到同国际社会交好的重要性，并扩大了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往来。
然而，德国最根本的发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自战后开始的匮乏中，除去外国的协助，它难以真的富裕起来。此时的它过分依赖于国际经济的繁荣，但即便是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它的发展仍然显得有些费力。
直到1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才恢复到1913年即战前的水平。
当摆脱历史的后见之明时，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约十年后的德国竟有底气切断自己与国际社会的友谊，用自己的军队、工业与金钱扣开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的大门。
二、暗潮涌动
从战败的那一刻起，德国的政治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威廉二世退位后，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选择与掌握着原帝国军队的保守精英协作，在1918年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后世将它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国旗
新政权在建立伊始，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它的应对方式，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它的“原罪”，触发了社会反抗的暗流。
魏玛政府的使团走上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桌，最终带给人民的却是“丧权辱国”的惩罚条款。
德国从未有过如此低下的国际地位，这显然狠狠冲撞了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而德国因此遭受的贫穷和苦难，也在社会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秉持着理性原则的政府在20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后，选择了依靠外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同国际社会取得和解。这在经济繁荣的年代不会招致多少批评。
但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情况急转直下，民众从《凡尔赛和约》后便开始酝酿发酵的仇外情绪和对未来的极度失望相互杂糅，转变为对现有发展框架的深深拒斥与对迅速洗刷德国耻辱的强烈期待。
这一时期学者群体的言论便很能说明问题。若说文化悲观主义者仅仅是在描述黑暗无助的现实世界，那么新保守主义者便是在这一进路上继续向前，要求用一场彻底而浪漫的革命创造德国光明的未来，这个未来充满了对前现代德意志的刻奇化意象，具有强烈的帝国色彩。
尽管学术界同政治向来保持距离，也避免不了自己的观念流入社会，启动了人民的狂热。
▲恩斯特·荣格尔，新保守主义作家，其作品以描绘战争中的英雄气概著称
社会不断激化的情绪显然是托着纳粹党上升的热气流。纳粹党秉持着一套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结合德国复仇扩张论的简易语言，擅长提供浪漫的未来想象和火热的宣传演讲，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信众。
在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占总数的18.3%，相较于1928年翻了五倍，它因此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
▲纳粹党人的街头活动
反观魏玛政府，在持续的反对声音中，右翼精英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将德意志转向保守的愿景尚未泯灭，于是开始从内部侵蚀魏玛政府原有的架构，从布吕宁到施莱谢尔，连续三任共和国总理均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钦定”中产生，却又抵不住局势的凶险，纷纷下马。
在自信地宣称他将“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后，兴登堡决定信任希特勒，将他为魏玛政府的总理。但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总理的那一刻起，他与纳粹党便开始用尽全力，将德国拉到他们所预设的轨道中去。
暗流已然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