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宜兴，大家首先想到的无疑是紫砂壶，宜兴的茶却少有人知。
宜兴，属江南茶区，位于北纬30度，是盛产名茶茶叶的黄金纬度带。
宜兴古称阳羡、荆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古茶区之一。《旧唐书》、《新唐书》中记载的最早的贡茶便诞生在这里，史称义兴茶、阳羡紫笋、晋陵紫笋。卢仝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夸奖，白居易有“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的妙语，李郢则有“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的夸张，这些千古咏茶名句，为皇皇《全唐诗》增添了不少茶的滋味。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桐君录》中有“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之说。晋陵是今天常州的别称，而自古以来常州辖区内多产茶的仅有阳羡。由此可以推断，阳羡出产的茶叶在公元22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相当有名气了。
在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魏晋后，天下*乱，文人学无所用，渐兴清谈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东晋名士、司徒长史王濛就是一位爱茶之人，士大夫戏称与其饮茶为“水厄”。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文人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在的生长和发展时期，完全有理由相信宜兴茶的地位和名声不会很差。
阳羡茶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
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与唐朝相比，宋代每年进贡的阳羡茶数量基本没有减少。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桔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的咏茶名句。
元朝战事较多，但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当时的需求量更大。《万历志》卷四载：“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一斛合今天的33.5升，应该说元代进贡的阳羡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为了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之外，又设置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兼管宜兴的贡茶。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宜兴贡茶中出现了“金字末茶”的新品种，现在茶文化界对此也莫衷一是。有一些学者指出，考虑到元代的疆域面积和当时运输条件，“金字末茶”很可能是一种自然发酵或发酵不完全的散茶，尽管不能称为红茶，也可以说是红茶的雏形。
明代立国，仍将宜兴茶列为贡品。至宣德六年，宜兴贡茶由原来的100斤增至29万斤，百姓叫苦不堪。同时，官方在宜兴城里设立“茶局”，在张渚、湖父设批验茶引所，以管理日常茶叶的进贡、买卖和征税。与前朝不同，明代废团饼而改散茶，茶叶制作、饮用的方式有革命性改变。期间，宜兴洞山一带的岕茶名噪一时，深为宜兴士子及其友人的喜爱。周高起还专门写下了《洞山岕茶系》一卷，与《阳羡茗壶系》一起，记录着宜兴物产的传世风华。
清代前期，宜兴茶得到恢复性发展，同时仍为清室贡品，每年春天“贡芽茶一百斛”。《清史稿·志九十九·茶法》中说，“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江苏的茶叶主要产自荆溪县（雍正三年分宜兴南部为荆溪县）。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起起落落，因时局动荡，战乱并发，宜兴的茶园损失巨大，逐步走向低谷。但上层名流、文人雅士，仍然十分喜好阳羡茶，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达到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这里的“本省”指的就是江苏省，主要产地就是宜兴。
经过太平天国的动荡，宜兴茶园所剩无几。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时发现，每年茶叶税收不及英国的10%，故对茶商、茶农层层加码，严重打击农户种茶积极性，所以晚清宜兴茶业日益凋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