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安史之乱之后，地方节度使势力的崛起，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对抗的藩镇，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是它们的能量却非常大，其蕴涵的内容十分丰富中央王朝对全国有效的支配权丧失了很大的部分。以河朔为代表的地方军事集团凭借自身的政治决定权和经济、财政的自主权，使它们具备了与朝廷抗衡的能力而在实际的运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而另外的多数节度使，他们大体上是听命于中央的。
长安城周围，因其担负着抗御吐蕃、保卫长安的重任而受到朝廷格外的重视，是唐廷倚赖的武装力量受到唐廷刻意关注的节度使军队，还分布在运河地区，这里承担着江淮粮食运送和供应都城的关键作用，唐朝必须予以控制才能奏效。而此外的大多数节度使，他们常常处于相对自由的境况。它们在唐廷与河朔产生矛盾或对抗之时，基本倾向于朝廷。当然，它们因为自身的利害关系，对唐廷忠诚的程度，有时候令人怀疑。
安禄山
《新唐书》中记载："禄山谋逆十余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地方节度使与朝廷关系的疏远，是后期的普遍现象，河朔与中央的长期对峙，也是后期的显著特点。但是，不论是一般的节度使，还是河朔的藩镇，他们都没有像安禄山那样去推翻唐朝并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节度使或数支节镇的力量，均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而它们也没有取代朝廷的任何思想基础唐朝作为合法的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民众中深入持久的影响，使它成为国家和王朝的象征，任何对它权威提出的挑战，都被视为对中央王朝的抗衡而失去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支持。
晚唐的社会出现了对王朝非常不利的局面，突出的表现就是规模从小到大、由分散走向集中的民变和起义。如它对王朝的冲击是致命的，这表明王朝已不再被视为合法的象征而受到尊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节度使开始肆无忌惮地发展和壮大，它们取代了先前的势力而向王朝发起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边疆民族势力则因王朝衰弱没有了羁制和束缚，也迅速地崛起，这两股力量走向结合，出现了五代民族政权，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之中。
史思明
地方的势力的渐渐兴起唐朝对跋息的藩镇采取强硬措施的，最早的是德宗皇帝，但是他却以失败告终。宪宗吸取德宗的经验和教训，他即位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分化的政治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几个有影响的叛镇，河朔诸镇也都听命于朝廷，一时间朝廷威望大增。穆宗上台后，他力图维持宪宗开创的局面，逐步缩小地方节度使特别是河朔军队的力量，但也失败了。
《通鉴》卷唐文宗太和九年年七月条记载"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涅，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
唐德宗
对文宗的朝廷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宦官专权对皇权干扰的问题。李训、郑注被视为小人自古以然。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个人的品质和道德，他们为文宗筹划的方略以及如何实施，却是关系到朝廷安危的大问题。正是这样，文宗才不考虑后人看重的道德问题而重用他们解决实际难题，这是政治家们的通性。但是遗憾的是，李训和郑注所采取的措施，即所谓甘露之变，是以他们失败、宦官胜利而告终。
武宗时代，吐蕃的势力开始衰弱，落门川今甘肃武山讨击使尚恐热势力崛起，他击败宰相尚思罗，又与都州将领尚脾脾展开长时期的争战。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京西北地区所受的压力就相对减轻了。但是爵宗上台之后，民变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西南出现了庞勋率领的大规模戍卒兵变。农民的造反行为自身说明当时的社会关系—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预示着王朝合法性受到强烈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