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一生清正廉明，品行高洁，堪称一代廉臣，其清廉人生具有典型意义。优美的家风以及良好的教育、深厚的乡邦文化共同起作用，有力地促成了于慎行清廉品格的养成。于慎行淡薄荣禄，知足知止，对腐败之风深恶痛绝。他严于交际辞受，屡屡拒礼拒贿，甚至因此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发展，亦在所不惜，清白之节，终生不易。于慎行笃修躬行，自奉甚俭，廉而不刿，平居生活处处体现出其清廉品格。秦淑人是于慎行的贤内助，助成其清廉之志。）
于慎行（1545-1608)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晚明政坛饶有声誉的领袖人物，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其一生清正廉明，品行高洁，立朝居家，俱有风范，甚至被方志誉为“有明一代之完人”。晚明是一个放纵而又苛刻的时代，于慎行身当其时，却恬淡持重，宽厚和平。所谓“真廉无廉名”，他笃修躬行，追求在“庸言庸行”中“无所为而为”，不欲以清廉高自标榜。但对晚明社会普遍弥漫着的腐败之风，他深恶痛绝，不仅在著述中痛加批判，更在实践中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斗争。于慎行出入古今，热情讴歌清官廉吏，严厉指斥贪官污吏，其本人就堪称中国历代廉洁正直官员的楷模，不但在当时动见观瞻,而且在身后也早已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对于慎行的清廉人生加以研究者。
山东省图书馆藏《东阿于文定公年谱》（按：以下简称“《年谱》”）二卷，由于慎行门人邢侗编纂，门人阮自华撰述，为明末钞本，其所依据者为于慎行自撰而今已亡佚的《枕史》，故述于氏生平行履甚详。其中有关于氏清廉的嘉言懿行，虽语多简略，然所在多有，这在同类文献中殊为少见。《年谱》为本文撰述的基本参考文献，辅以于氏存世著述，复参稽各类文献，庶可全面清晰地展现一代名臣的清廉人生，俾使对廉政文化建设能有借鉴意义。于慎行对于廉政问题的探讨，笔者拟另文撰述。
一、于慎行的清廉家风
于慎行出生于东阿(今山东平阴县东阿镇），系西汉名臣于定国后裔。其家族于明洪武年间自文登徙入，然门第不显，慎行自称“寒门薄祜”。于慎行之祖于时(1465-1537)为布衣，仗义轻死，鞠躬化俗。
于慎行之父于玭(1507-1562),字子珍，举嘉靖七年(1528)山东省试，谒选授许州知州，历静宁州知州，迁平凉府同知，摄府事。于玭天质颖慧，矜慎好礼，博学工文，明习吏治，声称甚著。他自称“恬淡为儒，清白作吏。夙夜勤勤，先德是继” ，廉洁是其为官生涯中最突出的特征，成为其游宦之地和家乡的方志一致的定评。《民国许昌县志》称其“为吏廉贞，多有异政” 、《乾隆静宁州志》称其“性廉介” 、《乾隆甘肃通志》称其“以廉明著” 、《康熙东阿县志》称其“以廉爱著称”。于玭播遗爱于百姓，但自己“为吏十年，家无裕产。子女既众，匮于赡养，衣食不充”。于慎行后来在为其五弟于慎由撰写墓志铭时，不由无奈地发出“（父亲)佩二千石印绶，且逾一纪，而有所哀怜少子，不免啼饥，廉吏安可为乎”的深长感叹。于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教训诸子，以行谊为先，出入起居, 皆有绳度，冠婚丧祭，参用古礼，不随世俗”。嘉靖三十二年（1553),于玭建“草堂三楹”成，因作《双桧堂记》,其中表明了自己教子的理念：
桧者，松柏之俦也。受独于天，植孤于地，含贞秉直；翳日陵氛，轮囷负奇，磥砢多节。冲风激，不折其标；积雪零，不凋其干。鸾鹤之所栖游，仙灵之所咀嚼，柳子所谓稟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桧亦有之。吾以为近于君子，故名吾堂，使二子居焉，提身殖学，庶其有兴乎！夫 提身者，左钩右绳，戴规履矩，言有结襘，行有坛宇，而不溺于流俗。夫殖学者，沉饫坟典，博淹古今，经为世师，道为时用，而不剽于口耳。此夫桧之类也。材成栋杗，弗为尔欣；时遇岁寒，弗为尔戚，性定故也。不然者，萧艾之芜，桃李之荣，非吾志矣。
他期望两个儿子（次子于慎思、三子于慎言） “提身殖学”能如“近于君子”的“松柏之俦”桧树一样，正为其“含贞秉直”“磥砢多节”也，故以“双 桧”名其堂。四十三年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 于慎行在原址重建双桧堂，并作《重建双桧堂成，追忆两兄有感》一诗，足见于氏家风的一脉相承。
于慎行之母刘太淑人（1506-1555),幼好学，静慈孝恭，博通载籍，工吟咏，为一时山左才女。家中五子“经书皆其口授”， 以至于于慎行晚年“每思太淑人课灯下，辄废食”。
刘太淑人出身于东阿一个两代三进士的望族。其祖父即于慎行外曾祖为刘约。约字博之，成化二十三 年(1487)进士，官至河南右参政，为人修伟有仪，器识超越。刘约为官，能“锄豪强，剔宿蠹，布宽恤之政，奖廉能之吏”，使“一道肃然”。
刘田为刘约长子，即于慎行外祖，字伯耕，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为人俊爽玉立，豪宕磊落，为治严明，不阿权贵，发奸摘伏，下吏不敢缘法为奸。正德、嘉靖年间，京师流传一语：“天下清官张茂兰”。茂兰为山东章丘人，以廉贞名世。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在其《带经堂集》中记载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闻先生（按：指张茂兰）在郎署日，冬无絮衣，馈遗皆不受。东阿刘户部田解衣遗之，乃受，曰：“世惟刘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陈师道云。
王士禛并曾赋《见山亭》一诗云：“世无刘伯耕，岂慕貂檐褕。”对张茂兰、刘田两位山左乡贤的清廉致以高度的敬意。刘田为张茂兰推重一至于此，则其为人不难想见。
刘隅(1490-1566),字叔正，刘约第三子，嘉靖二年 (1523)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隅沉毅有大略,善用兵，风流蕴藉，博极群书，文词沉雅。刘隅为官正直，任内“纠绳贪残，击断无讳”。
刘氏兄弟特别是刘田“廉直”品格之养成，与其母亲徐太淑人的教育密不可分。刘约未第时，家贫,徐太淑人许嫁之。时其‘‘两妹皆字富家，岁时问遗甚腆，亲戚多诮咎刘氏者”，但徐太淑人处之漠如。其“妹分采绮，来赠，固却之。强之受，卒不可”。后刘田出任元氏县知县，“以俸市衣上母”，徐太淑人不悦，“诘其所由致”。平时“闻政小不当，走人寄语用训。间辇牟粟助食” 。徐太淑人之用心可谓良苦。
《道光东阿县志》的修撰者在清贡生刘庄小传后附加按语，感慨系之：
苫山刘氏为邑巨族，明刘博之先生父子三进士，皆为名臣，家教尤严。百余年来，其后尤多守正不阿之士。吁！贻谋远矣！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愿与邑人士共勗之 。
刘太淑人幼失怙恃，育于叔父刘隅。于玭亦为门下士，故刘隅以侄女妻之。刘隅晚年家居期间，于慎行兄弟皆受顾复，亲炙教诲。刘隅实是引导东阿于氏家族肇兴的关键人物。苫山刘氏的家风与于慎行息息相关，对其影响极为深远。
于慎行尊师重教，除了深受家风熏陶外，他还有幸接受到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少年时期求学济南，选庶吉士后入馆学习，先后师事朱衡、赵贞吉、殷士儋等名臣大儒，其中朱衡对于慎行清廉品格的形成影响尤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朱衡挑选与其子朱维京年相若者诸生三人（于慎行、于达真、王诗），与共研习。于慎行由此得以在济南学习了近三年时间，其师资、眼界、交游都有了质的提升，为日后成长为“鸿钜儒”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朱衡（1512-1584)字士南，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朱衡为当朝重臣，其性强直，遇事不挠，负经济大才。于慎行为其所撰行状称：“其居官廉，不受私。开府典铨，秋毫如水。自奉俭薄，衣常布素，食无重品，家人化之，亦毋敢为纷华。”《年谱》所记载的师生间的酬酢往来，足以说明朱衡的清廉对于慎行所产生的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隆庆元年（1567), “十有二月，归自任城”。原注：“庭辞，司空绦解。公曰：‘此易带矣，吾无以赠行色。’藉修史，命吏少仇资斧，遣材官送之，且觇其行。” 朱衡时任工部尚书兼理河漕，于慎行短暂在幕下为其视草。因准备次月赴京应试，故朱衡解带相赠，并资助了少量盘缠。万历二年（1574)六月，朱衡致仕南归，于慎行在京“送朱公”，但“公饮饯，却诸币”。
明代东阿县隶东平州，随州属兖州府，正是孔孟故里。乡邦文化给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于慎行以深刻的影响。他“精心孔孟”，以原始儒家为取资对象，有一种圣贤气象。他一再宣称: “生乎此者，以周公、孔子之邦而溯周公、孔子之教” “生孔孟之里，而不以孔孟淑其身，非知学也”。他是典型的齐鲁之儒，是齐鲁文化在晚明时期所孕育的最杰出代 表。于慎行不仅曾参与改订《陋巷志》，更先后修撰《东阿县志》（与孟一脉合撰)、《兖州府志》等名志，对乡邦文化有着不同常人的深刻体认。如他这样论兖州、东阿的民风：“其（兖州府）俗温厚驯雅，华而不窕，有先贤圣之风。……总其大都，士廉而朴，不习进趣；民质而惰，不善盖藏”，“(东阿县）故多士族，其俗朴俭沉深，崇尚文雅，以风节相高，耻为奔竞。冠服居室，不慕鲜华，而礼文有不足焉”。“（东阿县）地近邹鲁，士知自重”。家乡的良风美俗让于慎行为之自豪倾慕。
总之，于慎行是幸运的，优美的家风以及良好的 教育、深厚的乡邦文化共同起作用，有力地促成了其 清廉品格的养成，使其有可能在明代后期的政坛、士 林超出群伦,成为标杆式的人物。
二、于慎行拒礼拒贿事迹辑考
于慎行曾在其著名笔记《谷山笔麈》中说：
君子欲为天下用，则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有不必用之心，则其身可去可留，而宠辱得失一无所动，然后惟我所行，而无所趋避，所谓以瓦注者巧也。古人所为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奖其品地，实以恬退之士无富贵利达之心，而天巧全使之效用，必能为人所不敢为，而大有益于国家。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于慎行的夫子自道。他仕于隆庆、万历两朝，历经高拱、张居正、申时行三位重要首辅当政。于慎行与高拱有‘‘再世通家”之谊，而始终未尝私谒；他受知于张居正，但从不阿附，反而因力谏居正夺情而拂其意；他为申时行所赏识，却因公正主持顺天戊子（1588)乡试之复试，而开罪于时行。于慎行不党不伐，直道而行，虽然是一名典型的馆阁之臣，却三退三起，并非一帆风顺。他立德践行，淡薄荣禄“难进易退，知足知止”,一生屡屡拒礼拒贿。其为政经历，堪称廉臣的典范。
于慎行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高度的道德自律和政治敏锐性。他十四岁时,试童子科“补博士弟子员第一”。《年谱》载：“冬，东平悴归文具，却之。”原注：“东平别驾摄篆至阿下，心仪先生才，以侧理、隃糜及他物饷之，不拜。太公（按：指于玭）问，对曰：‘此分宜客也。儿凉德，无迩炎矣。’太公颔 之。”时有东平州判官某来摄邑，因欣赏于慎行之才，故赠之以纸、墨及他物。于慎行知其为权相严嵩之客，遂不受。事后，其父点头称许。慎行小小年纪，已能有此识见，殊为难得。
《年谱》载:万历元年（1573),于慎行时任翰林院编修。“十有二月，静宁故吏郭雷来馈，却之”。原注：“同馆南充陈公辈皆服。”于慎行父亲曾任静宁州知州，其旧属郭雷来馈赠礼物，未必即为有事相求，然为于氏所却。这是目前可知于慎行入仕后第一次谢绝他人送礼的事件。所可注意者，《年谱》特别提及“南充陈公”。此人即陈于陛，为于慎行同年密友，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卓有廉声。于慎行此举为陈于陛等翰林院同僚所推服。
《年谱》载：万历八年（1580)七月“及仲兄、五弟游于云翠观。妪刘来归赂，却不视”。原注：“里大豪，当戍。妪赍赇，三乞，坚谢之。” 万历七年（1579)四月至万历十一年（1581)二月间，为于慎行第二次家居时期，其身份为翰林院侍讲。当地富豪刘老太太为让家人躲避徭役，遂向于慎行行贿，多次苦苦哀求，遭到于氏的断然拒绝。
于慎行为人厚道高风，是非分明，济困扶危，同情弱小。《年谱》记载的两件事情，可见一斑：其一，万历十年（1582)九月，“寿张刘讷狱解，以金来谢，却之”。原注：“所司诬逮刘太学，狱以具。先生为白其冤。既免囚，令以告刘，刘函百金来谢。先生曰：‘吾未有也。’”其二，万历十一年（1583) 十一月，于慎行当时已迁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 读。他“白同年吕孝廉（按：据《嘉靖辛酉（1561)科山东同年齿录》,于慎行举人同年中有二吕姓：吕怀器、吕宗韶，俱为兖州府济宁州人，当为其中之一。吕宗韶于万历十四年（1586)任泌阳县知县）于郡。来酬，坚拒之”。原注：“吕孝廉以吏事见逮，非其罪也。力请之，得解。持金珠来谢，先生曰：‘谂吾子无罪，故为白，赇则予罪矣。’”。于慎行先后向当地政府替寿张县国子监监生刘讷（按：刘讷为山左著名诗人殷云霄的外孙，于慎行曾为其父刘寅作《明故奉政大夫直隶扬州府同知华村刘公墓表》。刘讷后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望都县县丞）、同年吕孝廉洗刷冤情。两人皆与于慎行有旧，一“函百金来谢”，一“持金珠来谢”，于氏一则不自以为功，一则直接告诉自己的同年说：若以财物枉法相谢，那就是自己的罪行了，均加拒绝。在于慎行的一生中，类似上述无私地为人洗雪冤枉的事件尚有多例。于慎行的频频出手相助，当然与其仁爱宽厚的性格有关，会有许多同情的因素在，但以他的政治高 度，恐怕也与其想要整顿司法、澄清吏治的决心密不可分。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于慎行以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的身份与同僚李长春远赴应天府 (今属江苏省南京市）主持乡试。据于慎行挚友萧大亨为其夫人秦淑人所作墓志铭载：
万历乙酉，公典南畿试，淑人从陆先归。吴越大姓某某，使使闯入阿，阴属老苍头有所祈。淑人闻而叱：“抡才何任，而主人翁何如人，乃以此污吾耳。”亟命絷之官。其人觉，夜遁，乃已。
当时，江浙地区的一户大姓人家派人不远千里至东阿，想以于慎行家中老仆人为中介，通过秦淑 人，疏通乡试关节。秦淑人严厉训斥了老仆，并命将来人绑送官府。其人知后，只好连夜逃走。此事未见载于《年谱》，因而弥足珍贵。
《年谱》载: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宫尹冯公介沈王请封郡，已之”。原注：
故事，将军入继王者，别子不听封郡。沈人以黄金二千两、白金三倍来请。先生曰：“如可行而贿之，则诬王；不可而货之，则诬法。吾不敢诬。沈急请于奥援，示意曰：“但劾之可矣。先生曰：“吾劾之，彼必中。听之，如国成何?” 詈而拒之。先生终以此不合。后卒用劾得封。
于慎行时任礼部尚书。宗藩沈王为请封，煞费苦心，先是托于慎行的知交、时任左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的冯琦为之绍介，后来甚至还找到于氏岳父秦柏为其求情，但分别为于慎行、秦淑人正色而拒。秦淑人墓志铭所记，可与《年谱》相互发明：
公正秩宗，沈藩越例请封，持之力。藩有奥援，欲从中下。伺秦翁入都，则奉朱提百镒为翁寿：“愿翁一言婿，第得疏参，吾事办矣。”翁间以尝淑人。淑人正色曰：“翁何不知婿？婿以清苦受知，位上卿，纵辇金如山，必不肯易生平一节，毋溷汝门楣也。翁愧，谢罢之。后公闻之，乃叹曰：“成我志者，淑人也。
于慎行与秦淑人心心相印。两人拒贿之言皆可谓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这里的沈王以巨金行贿事具体是指：当时沈定王朱埕尧违例为其弟埕垲、埕埏乞封郡王。据明代《宗藩条例》、《宗藩要例》中相关亲王封典条款的规定:如亲王绝嗣，许亲弟、亲侄进封为亲王。如无亲弟、亲侄，以次推及伦序相应者进封。日后子孙除承袭亲王外，其余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级，不准加封。而朱埕尧之祖灵川王朱胤栘是以沈恭王再从侄孙的身份进封的，是正所谓郡王进封亲王者。次嫡庶子孙如埕垲、埕埏，遵照现例止应递袭将军爵职。由于‘‘宗藩名封，向分属中贵为奥主，每有陈乞，必用重贿”，以往礼部主事者往往不能坚守立场，辄如其所愿。于慎行断然拒绝沈定王的违例奏请，其实是杜绝了中贵一个很大的贿赂来源，故而招惹其怨恨。
不只如此，于慎行“且屡驳正王国非干请”。他的如此举动，并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宦官是明代决定政局走向的主要政治势力之一。于慎行是当时对宦官干政的弊端洞察最深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不仅屡屡体现于他之后的著述中，如说“可见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风尤甚，……此皆所当惩革者也”，而且即在当时，他就立场鲜明地表示了与宦官的交往分际。记载于《谷山笔麈》中的一事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慎行洁身自好、不附权贵的优秀品质的认识：
予在南宫，一日早朝后至，点查列名，当事中贵遣阁校来言:欲隐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驰谢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自处？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隐，当上书自首，反于中贵不便。其人惭惧而止。盖失朝之罪不过夺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贵以此市交,他日请托横至，何以应之？正宜谢绝为当耳 。
于慎行在礼部时，有一日早朝迟到，负责点名的中贵想以隐去其名字为由来与之结交，孰料于氏有理有节地加以辞绝,使“其人惭惧而止”。还可在此附带提及的是，沈府及中贵们一直没有死心，仍一再乞恩加封。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朝廷竟然 “允封沈府埕垲、埕埏为郡王，禄仍镇国将军”。时任礼部尚书为于慎行进士同年罗万化，其显然未能抵抗压力、秉正持法，而开此恶例。
又《年谱》载: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沈府及庆成王府事发，执之”。原注：“时辅执多为怂患，先生坚拒不听，然亦以是及于机矣。”《年谱》所云“沈府及庆成王府事”，查阅各类典籍，其具体所指不详。然以沈府而言，与此前发生的违例奏请当亦有所关联。七月，又发生所谓“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的事件。于慎行至是去意已决，引罪乞休，本年九月允致仕归。于慎行在礼部任内秉公行事，不徇私情，又屡屡犯颜苦谏，这就阻碍了后宫、宦官及皇亲国戚们谋求不当利益，最终使得“主上稍示厌之，己氏冷齿相加，中常侍欲甘心数矣”。无论如何，于慎行的力格沈定王之违例请封，乃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可谓惊心动魄，于于氏的仕途发展有极大关系。所可怪者《明史》于慎行本传对此只字未提。相比之下《明神宗实录》于慎行传的记载可称公允全面（万斯同《明史 稿》于慎行传所记内容大致相同），兹移录于下：
时上且辍讲朝，御渐稀。又册立事久不决，慎行屡疏为请，而朝论方嚣，辅臣欲镇以静。慎行虽微知上指，弗恤也。庚寅冬，再疏不报，遂自劾乞休。上怒，坐夺俸三月。先是，有沈王请封事违例，慎行力格之，乃止。既有何御史出光者，请罢京察。寻御史典试事皆为慎行所持，坐是失权贵欢。及辛卯秋，推山东典试主事，未下，何御史遂讦慎行预泄主名。又坐诘责，夺俸三月。乃九疏乞归，许之。
由此可知，力主早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力格沈定王违例请封、坚持遣京官典四方乡试等三事，已使得于慎行既失欢于皇帝，又为各既得利益集团所怨恨。不久，又发生山东乡试主考官名字泄露的事件，再加上时任首辅申时行并无积极挽留之意，于慎行于是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乡隐居。一直到十六年后，于慎行才被重新起用，官拜辅臣，可惜未遑秉政而卒。于慎行当然知道坚守清廉的代价会是惨痛的，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当时“方负时望，旦夕且大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他廉隅自重“我稽人迅，人巧我拙”,清白之节，老而弥坚。
于慎行曾说“士人持身之节，有关于道义者，视一介如泰山”。他严于交际辞受，对于金钱财物，义不苟取。可再举两显例加以说明。于慎行在其两次家居期间，曾分别应家乡令、守之请，前后费时近四年，修撰《东阿县志》（与孟一脉合撰）、《兖州府志》，使之终成一代名志，但他都是不计报酬，倾力投入。《年谱》载：万历八年（1580)， “五月，令（按:指朱应毂)请作‘邑乘’”。万历九年（1581)三月，“及孟公‘邑志，成” 。五月，“令朱公大张于学宫”。原注：“劳成志也。” 《年谱》未载于慎行是否有偿修志，反而记上如下一笔：万历九年（1581)，“九月，遣币于谏议贾公，聘邑乘序及集序”。原注：“贾公三近，峄人。” 于慎行在《东阿县志》完稿后，赠送礼物，请与自己并称“鲁两生”的贾三近为县志和《于氏家藏诗略》（按：此为于慎行父亲和二兄慎思、三兄慎言的诗歌合集）分别作序。由此推想，他自己在修志这件事上很可能是分毫未取的。《年谱》载：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太守易公登瀛以币请‘郡乘’，诺之”。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太守卢公学礼归‘郡乘’之饩、币，却之”。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七月‘郡志’成。平阴姚令来贺志，却之。太守卢公归谢，却之。于慎行仅是在答应主持修撰《兖州府志》之前，象征性地收下了知府易登瀛所送礼物，此后随着修志工程的正式展开，一直到完稿，则再三拒收继任知府卢学礼的润资和平阴县知县姚宗道的贺礼。于慎行的这种态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东阿县志》《兖州府志》 两志之所以能成为方志杰作的原因之一。
三、于慎行平居的清廉生活
纵观于慎行一生，他虽出生儒门，却深味过生活贫困的滋味。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于慎行举省试第六。次年六月，与秦淑人完婚。十月，于玭逝世，时慎行家“贫甚。问木于秦，竭蹶成礼”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于慎行得疹疾，秦淑人“卖衣为药焉”。年底,于慎行与五弟慎由分家“分盎盎各十余事，米才数升”。秦淑人出嫁后不满四月，于慎行岳母曾“往视女，奁中妆则斥以就质钱，家且罄矣”。于慎行遭父丧后，“哀毁成疾，几不可疗。突烟常冷，而诸同产又嚣谇无已”。在此情况下，秦淑人“脱簪珥，手调汤药御公”，并努力处理好妯娌关系，“啜糜操作，不避皲瘃”。又调护帮助幼弟于慎由，“邑人诵以为李文姬”。嘉靖四十五 年（1566),三月“筑宅”。四月“宅成”。原注：“仅三楹。贷西院址为庖，尺有咫。”五月即“迁新居”。新房十分简陋，厨房借地而成，宽竟不及两尺。可知于慎行当时生活极为困顿潦倒，正如邢侗在《年谱》跋语中所说，他在“胜冠以前”，确实 ‘‘家难屡空”，“所差慰者，韶年一第而已”。
隆庆二年（1568)二月，进士捷报传来，于慎行在众位舅舅的资助下才得以赴京出仕。《年谱》载：“舅刘醵。”原注：“赴都，乏。故亲友醵为装，乃成行。”于慎行通籍后，俸禄微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拮据的问题。如隆庆五年（1571)六月，他甚至因“邸中贫甚，不能给朝夕，遂病”，次月更是“病甚”。因此不得不于八月予告归家，休养达一年半之久。秦淑人墓志铭所记可为补充：
公成进士，官太史，从之邸中。犹躬身浣濯，啖粗粝，无异居约。或微讽之以“胡不自逸”。答曰: “吾故儒家妇，习此不为惫耳。”时邸与中州张太史（按：指张一桂）邻。张太安人闻而服之，传其语长安中，啧啧于翰林内德茂也。
秦淑人之俭德，为其邻居、同年好友张一桂之母称扬于京师。明代官员俸禄之低为历朝之最。于慎行虽然痛斥古今官僚集团中的“盗臣”和“聚敛之臣”高度推崇廉洁敦朴、不事纷华之人，但也对官员合法的俸禄所得颇加留意。他在《谷山笔麈》中专列《恩泽》《月俸》等部分加以探讨，一再指出：“古时，将相大臣禄赐甚厚，与今相去辽绝，……亦其时物力充溢，公私给足，与今不同也” “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因而着眼于减少贪官污吏的产生，他也提出过类似高薪养廉的主张 。
万历四年（1576)任日讲官后，于慎行才开始逐渐摆脱“本朝官仰俸薪，别无给赐”的窘境。此后随着职位的一再提升，生活日渐改善。于慎行知己、大学士叶向高为其所作墓志铭载：
直讲前后十四年，渥承恩顾。凡郊祀、陵祭、幸天寿山、阅寿宫，无不扈从。锡贲精鏐、宝楮、金符、文绮、彩扇、绣带诸物无算。敦伦好施，所得俸赐多分给群从族属，益置祠田，缓急交游知故及其子弟，故囊中尝无余财。自宗伯谢政归，始构数椽，仅仅中人居耳。居恒爱，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为人排难急困，往往不吝 。
于慎行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所得俸赐”的大部分都用来了资助族人、师生友好及其家属。《年谱》中多有相关记载。例如：万历十二年（1584) 十月“张月洲先生子来，分予俸之半”。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出赐金、俸钞，大分宗党”。万历二十七年（1599), “五月，故令李公世清，容城人子来，告匮，大赒之。为告于汤生性鲁、刘少宰，皆赒之。李公子复匮，来告，更为助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赎东平梁起家女”。原注：“起家为陈氏诬，坐大辟。橐饘竭，鬻女。为赎而归之，寻为白冤。”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月“门人施广文襯过，为营之以归”。原注：“施天性，乙酉省魁，为蠡谕，卒于官。柩至，正之。为纲纪，厚赙而归。”著名文人梅鼎祚有《送大宗伯于公告致东归》诗云“出处明完璧，亲朋散赐金”,也的确是于氏生平的写照。于慎行最亲密的门人同时也是他姻亲的邢侗综论其生平云：
先生周历词曹，无财不有所归，即万钟百镒，宁胜此真心白意乎？……四十年老词臣，登位八座，门无行马，僮不曳帛，马不食粟，厅事仅仅视太祝许。
叶向高、邢侗二人之言，可谓盖棺定论。
综览于慎行的各类著述及《年谱》，可知其晚年主要有东园、谷城山馆、南溪别业、白庄等数处宅园。东园（位于县治东门附近少岱山下，又名东郭草堂、少岱山房）是接待宾客最多之处，谷城山馆（位于县治北谷城山即黄石山下，又名黄石山馆、黄山别业）是他著书立说并冠名诗文集的所在，南溪别业是他时常读书及垂钓泛舟的地方，白庄是他“观稼视获”的场所。从于氏自己及其众多友人留存的诗文来看，这些宅园除了风景怡人外，规模既小，建筑也简朴，实不足为道。如于慎行在京时，曾怀念东郭草堂说：“吾庐吾所爱，虽小却宜春。”归乡后，造黄山别业时说：‘归来四壁故依然，卜筑桃源别有天。……园林但欲成环堵，门巷应教似辋川。”这大概也正像于氏自己在《东阿县志》中所提及家乡“往诸大臣家居，……及室屋门巷，亦不甚修饰”的景象。于慎行为晚明大藏书家，尤富藏曲，可他却连一座像样的藏书楼都不曾拥有。据《年谱》,万历二十五年(1597), “冬十月，……南溪书屋成”。万历二十九年（1601)七月“书屋椽折”。原注；“先生方昼寐，若有惊，先起。”慎行幸而无碍。九月‘辛丑，葺书屋。己酉，成”。南溪书屋因地命名，当与于氏在南溪的庭园相邻。他晚年往往读书其中，所谓“萧然一室，左右图书，吾伊之声，尝丙夜不绝”，殆即指此处。书屋的建筑实在简陋，至于其藏书的具体内容，则从未见有人提及。于慎行对其恩师吴维岳之子吴稼證青眼相看，曾破例“馆之南溪载月”。尽管如此，吴稼證也不过在诗中说“先生栖我屋数椽，潇洒正在南溪边。南溪风雨搅不眠，屋底生浪浪拍天”。于慎行平生最爱菊花，但只是在“山园（即东园）种菊二十余本”，花开之时，“独造花下，每花一种，与酒一杯，自饮一杯，凡酬二十许多，径醉矣”。他以菊花为“下酒物”，令后人传为美谈。慎行又好竹, “手艺方盈亩，啸咏其下卷”。
于慎行曾在《读史漫录》中说“凡人正直者立心必厚，诚厚者自处必廉，士君子之大端也” 。他崇廉黜贪，自奉甚俭，但隆师敦友，热情好客。于慎行曾在诗中说自己待客是“田家鸡黍愧盘餐” 。而事实上“宾客门人过从公游，移日达曙，盘餐杯勺，不呼而 ，无不人人极欢去”。这主要要归功于秦淑人“有治办才，又不敢屑屑訾省，要在持大计”。于慎行生平存心养性，“不为吊奇炫异事”，廉而不刿，待人接物，充满着人情味。如万历二十年 (1592), “五月，姚江太宰孙公入都，至阿”。原注：“孙公鑨。” “孙公来，病，不见。遣归孙公菜二筥”。原注：“孙公甚感。”东林党领袖孙鑨与于慎行交情本好。他入京时取道东阿，慎行因卧病在床, 不能相见，于是命人饷以蔬菜两筐，这让孙鑨感怀不已。又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于慎行应致仕在家的大学士沈鲤之邀，不顾体弱多病，前往归德 (今属河南省商丘市）看望故人。短短八天时间内，宴会游览，叙旧论新，宾主尽欢。东阿距归德虽不过 500余里，然在于慎行，已是晚年家居期间唯一次跨省之行。两个月后，即拜东阁大学士。又半年后，不幸病逝。沈鲤在祭文中动情地回忆于氏此行说， “一仆一马，行李萧萧。握手论心，兰芷胶漆。”上述两件小事是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生动诠释。
于慎行博大雍容，完名全节，望重朝野，人无间言。清廉虽不足以尽括其美德，但对于氏而言，实为立身之本。他身体力行，在生前已有“廉吏”之称。吴稼證评价晚年于慎行云：“负薪道左头将白，廉吏谁能念叔敖。”这是将他与春秋时期楚国的名相廉吏孙叔敖相提并论了。于慎行踏入仕途三年后，即曾在祖墓前自誓：“唯有守清白之规，以追遗训；厉忠赤之志，以报国恩。必不敢为温饱之谋，慕纷华之染，此则可自保者耳。”衡以于氏生平，他可以说问心无愧了。《明史钞略》评价于慎行“深沉劲挺，不为町畦，大为正人所倚信”。清廉是于慎行与政坛中“正人”交往时首要的着眼点。与其交情深厚的友人如朱维京、贾三近、王家屏、陈于陛、 刘东星、黄凤翔、田一俊、习孔教、沈鲤、邢侗、冯琦、于若瀛、叶向高等皆为当世著名的清官廉吏。他们构成于慎行庞大朋友圈的核心部分，这绝非偶然现象。于慎行与他们声气相求，成为晚明政坛的清廉担当，是维持当时政局不至于彻底崩坏的中流砥柱。
秦淑人出身东阿世族，贤惠仁慈，深明大义， ‘‘简穆自将，与先生相庄，先生白首无违言”。秦淑人墓志铭云：
公仕官不出词林，囊无剩钱，名田不数顷，而三族多待以举火者，率取办于淑人，节缩所蠃，有缓急不待请而予。又时使使存问其家，昏夜叩门，辄应如响。论者以公友于睦姻，纚纚人口，淑人大有力焉！……时与偕往观稼视获。自比鹿门而闺政严肃，五尺之童无嘻嗃声。佃作臧获，受事井井。至于劳问疾苦，分赋糗糒，即在远郊，如列庑下，人人以此乐自效，无敢为欺。其所裁啬，皆由自俸。……故譬淑人之造于也，犹夫文定公之造于国也。
秦淑人是于慎行当之无愧的贤内助，助成其清廉之志。
于慎行夫妇有一子一女。他们秉承家风，教育子女循循善诱，呕心沥血。于慎行晚年“日披经史，自校读以授长公（按：指于纬）”。于纬赴京读书时，他赋诗谆谆教诲：“要识人间路，休怀膝下欢。夙宵常展卷，凉燠自加餐。”秦淑人“始抚子女慈而教以礼。岁时异物不先荐寝庙，子女无敢染指”，“而淑人课纬，当之咸有绪。疾濒危，未尝出一纰谬语，指所遗田宅俸余，襦绨綦 綎，分贻内外亲。端坐命纬，谆谆以好修为德，无陨颓其家声”。于纬（1577-?)字长文，号小谷，官生，以父荫中书舍人，官至雷州府知府。于纬本系于慎由次子，自幼过继与慎行。于纬工书能文，喜好藏书，老成敏练，能继父志。“其守官长安，邸第仅可旋马，萧然图书数卷。所遇从皆钜公长者与夫海内贤豪、知名之士。褆躬廉谨，进退周详，自相君而下，皆折节而深器之。笃家祜而永终誉，其素所蓄积然也”。四百多年来，东阿于氏家族世泽绵远，人才代兴，尤多砥身砺行之士。曾广泛流传于齐鲁大地的《四言杂字》称赞：“家业易败，功名长传。你若不信，东阿去看。于氏阁老，至今体面。” 。
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志士仁人，于慎行毕生淬厉名节，孜孜追求清廉。在他身上，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优良成分，其清廉人生具有典型意义，留给后人以非常有益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毋庸讳言，于慎行的清廉品格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这需要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使之古为今用，发扬光大。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整理自范知欧先生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03期）同名文章，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文学博士。配图：于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