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董仲舒没有错，《南郡卒更簿》为什么最常见的是“三更”，也就是每年“践更”4个月、“居更”8个月的制度，而非“践更”3个月的“四更”？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注意“数量单位”，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如淳，都没有用“更”的表述，而是用了“月”、“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事实上，“四更”在汉律之中，属于对“伤残人士”的优待，见《二年律令·徭律》：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县父母疲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疲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
翻译一下，就是“睆老”这种年龄段的人，仅服其爵位规定一半的“徭”，并只需要从事本邑的劳役，不外出，若有重病超过一年或系狱者，不要派“戍”役。
赶上服传送粮食的“徭”时，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残疾，本人可以免服该“徭”。
若有战伤或重病，均视同“侏儒”，可视同“睆老”，减半徭役。非战伤导致的伤残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疲癃”（也作罢癃）非战伤者致残的优免政策即“四更”，而秦汉律法“疲癃”的概念广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残疾，也包括身高不足法定标准的男、女，所以，“四更”相对正常编户民已经非常优惠，则普通健全人的待遇，只剩下“三更”（一年服役4次）、“二更”（一年服役6次）和“一更”（一年服役12次）三个选项。
在“卒更”之外，秦汉国家仍需为编户民保留行程时间和农业生产时间，至少理论上不伤农时，否则百姓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一更”即每月服役毫无可能性，“二更”即服役1月，休息1月，农时也无法保障，仅仅春夏秋三季即需服役4次，同时，往返时间仅1个月，按照汉律规定，可徒行到达的距离仅为80里*15天=1200里，重车可到达的距离为50*15=750里，太近，至少里耶秦简所见的城父县到迁陵县的“更戍”，一出发就必然失期，所以，最苛重的底线也只能是“三更”。
况且已知文献记载中，秦汉之际并无废除《徭律》、《戍律》的特别说明，只见汉文帝十三年废除了“戍卒令”，这个“令”或为吕后五年八月颁布的“令戍卒岁更”的诏令，也就是说，秦汉编制“卒更簿”和编排徭役的基本原则应该变化不大，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中最重的“三更”，也应是秦汉两代通行的政策上限。
更重要的是，在汉初《徭律》之中，明确提出了“徭戍”的概念，而非如当代人所理解的，“徭”为劳役，“戍”为兵役，“徭戍”并称，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徭律》中已有先例：
䌛（徭）律曰：发䌛（徭），自不更以下䌛（徭）戍，自一日以上尽券书及署于牒，将阳倍（背）事者亦署之，不从令及䌛（徭）不当，正券书券书之，赀乡啬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䌛（徭）多员少员，頽（隤）计后年。䌛（徭）戍数发，吏力足以均䌛（徭）日，尽岁弗均，乡啬夫、吏及令史、尉史主者赀各二甲，左䙴（迁）。
此段律文大意是，“发徭”，自爵位“不更”以下的“徭戍”，满一天则要记录于券书上，并记录在档案中，不好好干游荡的也要记录，不按照律令兴徭或不合适，要记录在券书上，罚乡啬夫和主官各一甲，县丞、县令、令史各一盾。兴徭多了人还是少了人，都要记录备来年计数增补，徭戍多次兴发，官吏一定要平均工作日，如果一年下来没有均平，乡啬夫、吏和令史、尉史的负责人都要罚二甲，并处以迁刑。
“发徭”包含“徭戍”，说明两者虽然目的不同，却都在“发徭”的概念下，要统一计数“分更”，“更数”的确认基础就是要“均徭日”，基层官吏在这个过程中要力求均平，这种均平自然只能是基于簿册中累计工作日的均平，而非基于人数或某个人服役时间的公正。
更关键的是，这一系列的规定都说明“秦制”下的“徭戍”制度基础计数单位是“日”，而根本不是“月”，“戍者月更”是一个数字集合结果，而非“单位”。
通俗地说，“月更”是“戍者”的原则，而非“发徭”的原则，“秦制”体系下并没有发育出“汉制”下完整的“卒更”制度，还只是其“部分形态”。
之所以这么说，参见里耶秦简16-5a木牍正面记载：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榖、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榖、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太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
这是秦始皇二十七年洞庭郡发令运输兵器物资到內史、巴郡、南郡和苍梧郡，首先引述了“令”：运输传送物资，必须先发刑徒、官奴婢、债务奴服役，除非是特别紧迫，才可以对黔首兴徭。
不过，大原则是如此，输送甲兵，属于典型急务，必须先派出“乘城卒”和各类刑徒、官奴婢、债务奴，乃至于“践更县者”（《里耶秦简牍校释》主编陈伟指出，此处应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略备一说）。
因为属于农时，不想另外征发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自己的下属“卒史”嘉、“假卒史”谷和“属”尉，各自检查自己所管辖的“县卒”、刑徒和“践更县者”的名簿，检校各县有没有不符合要求的“兴徭”行为，把名字报上太守府。
可见，秦令的原则上是先用“刑徒”，这也符合它国有奴隶制的基本特征，而“急务”传送甲兵的顺序，第一顺位的是乘城卒，即守城卒、县卒，这当然是与军事需要直接相关。紧跟着是官奴婢，各种集中系狱的男女刑徒，直至在里闾居住有授田的刑徒“司寇”，最后则为践更县者（或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
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属于一次“合规检查”，但却指出，秦制”下的“传送委输”优先使用刑徒，涉及兵器调运和绝对急务才参用“乘城卒”、“践更县者”。
反观《二年律令·徭律》的规定：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由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
对比一下“秦制”，汉初的“兴徭”的制度明显忽略了“刑徒”，而只是指出了“吏及宦皇帝者”不参与“传送”，并规定“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不得徭使参加“委输”，翻译过来就是，大夫以上的“高爵”和“官吏”不需要参与“传送”出钱；“老人”、“小孩”、“女人”和“法律规定的免役者”不需要参与“委输”重役出力。
也就是说，“刑徒”不再被强调，而针对“传送委输”的“兴徭”的人群也远比“秦制”扩大得多，甚至于“高爵”、“低爵”、平民、刑徒，全部都在“兴徭”范围之内。
这一事实也表明，吕后二年时的“汉制”与“秦制”确实“一脉相承”，在法制逻辑上完全贯通，但在具体的治理规则上，已经世易时移，有非常大的变动，不能完全等同。
具体到“发徭”的问题，“秦制”对编户民的需求侧重于“戍”，“徭”是辅助，“戍”可以确定为“月更”，而“徭”则“计日”，未必能为“月更”，只是由于秦始皇时代的“戍守”、“工役”有巨大的人力需要，“计日”膨胀到了“计月”，所以，董仲舒才说“加月为更卒”，这个“加”字很说明问题。
而“汉制”对编户民的需求则属于“戍”、“徭”并重，原本承担劳役负担的刑徒群体萎缩，编户民就被严格地规划为“卒更簿”，“月更”就成为了基础计数单位，符合标准的编户民男丁都被划入了这个人力资源池。
所以，《南郡卒更簿》中的“践更”4个月，与《汉书·食货志》中的“服役”3个月，以及如淳提及的“践更”3个月，并无矛盾。
《汉书·食货志》记录的“秦制”下的“三十倍于古”，包含了“屯戍”（或力役）、“更卒”两大块；如淳记录的“汉制”下的《律说》和《尉律》，也应该属于两个系统；而《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却是在“簿册”上的分更，可以理解为基层管理者所统计的“总负担”，所以，这几个概念象限未必重合。
可能的例外情况，如《二年律令·徭律》中的规定：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当（徭）。
“县弩”，概念争议不小，有说法为县中“发弩”（“吏职”，后文详述）组织“更卒”习射，也有说法为县中“发弩”集中习射，从文意来说，应为后者，翻译过来就是，县中的“发弩”在春秋两季要教习射弩，各旬五日，也就是全年军事训练总计30天，正好是“一更”。
《二年律令·徭律》对伤残者的优待为“作县官四更”，则当时普通编户民已经承担着“三更”的负担，也就是“践更”4个月、“居更”9个月。
而“发弩”作为“材官”的别称，至西汉“正卒”制度确立之后，即由少数“精锐”扩张至全民普征之“兵役”，其“免徭”待遇，实际上也应扩张至全民，
在“正卒”制确立后，普遍“免徭”一个月，则“三更”的实际“践更”为3个月、“居更”9个月，发展到如淳的记载，恰是“更”2个月、“戍”1个月，再到从《尉律》，就只剩下“徭戍”1个月，居更11个月。
（本文系刘三解新书《秦砖》之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