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青花瓷，可是就出土的唐青花文物来看，唐代的青花技艺并不高。两宋时期的青花技艺仍然在探索阶段，青花瓷的质量也不高。可是到了元朝，青花技艺突然从萌芽提升到了成熟阶段，近代有大量质量上乘的元青花出土。
元朝作为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因为长期的迁移，青花瓷这样的易碎品应该是不被其传统所接受的，为什么相较于定居的汉民族政权他能够将青花技艺发展到更高的境界呢？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就是元朝游牧民族青花技艺高超的原因。
元朝的统一，为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加之元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他们的生活习俗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它民族，有时甚至是强迫接受。
元朝的社会文明，无论从文化心理上看，还是从社会习俗上看，都与其它时期有显著的区别，蒙古族九十余年別统治，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中国传繞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与汉人的忌白心理迥异，我国古代北方许多以游牧经济为生的少数民族都有“尚白”的习俗，蒙古人也是如此。成书于元朝米年的《南邨辍耕录》中有：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
的记载。这种以白色为吉祥的尚白之风，对陶瓷器的生产和使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北朝晚期，白瓷不是首先产生在制瓷业基础较好的浙江，却偏偏出现于少数民族长期控制的北方，尚白的文化习俗应是——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以后的唐宋时期，白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深，游牧民族生活习尚影响大密切相关。纯素的白瓷，对于有鲜卑血统的唐朝帝室来说，比起宋朝帝室来更容易接受一些。
元朝是第一个以北方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其观念习俗对中国特别是南方固有观念习俗的冲击显得更强烈。中国传统的陶瓷产品的主流恰在此时开始发生转变，正是根源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明，绝非巧合。
由于蒙古人的尚白习俗，由于他们不像汉人一样对青瓷有殊的偏好，所以忽必烈把专门为元朝皇室和官府烧造瓷器的机构设在了景德镇而不是浙江龙泉。元世祖没有把磁局没在生产基础好，产品质量高的浙江龙泉，却设在了江西景德镇，说明了青白瓷比纯青瓷更受蒙古人喜爱。
元代官府控制下的景德镇窑，除继续烧造青白瓷外，还成功地烧出了青花瓷、兰轴瓷以及卵白釉瓷。景徳镇正是由于成为了元磁局，才增强了与龙泉窑的抗衡能力，为它日后成为磁都奠定了基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蒙古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随元王朝的覆灭而结朿，相反地，却日益同化于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
元亡以后，虽然有不少帝室贵族逃亡塞外，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蒙古族人留在中原地区为官或从事其它生业，他们早在明初时就与汉人：
“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这种文化影响，在瓷器的品种方面也有所反映。元代卵白釉瓷在景徳镇复烧后，白瓷的地位日渐重要，明清两代在高质量白瓷的基础上，青花瓷器、各种彩瓷大量烧造，成为这一时期陶瓷生产的主流，背日盛极一时的竹瓷却日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纯素的白瓷也受到了汉族人的推崇。
如果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动摇了青瓷的地位，为陶瓷新品种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那么色目人与青花瓷器及的关系似乎更大。
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重用色目人，利用他们来控制汉人、南人，色目人不仅地位高，而且与蒙古人一样散处各地，得以自由居住。
特别是回回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长期留居内地。回回人的文化对元朝文化影响很大，其文明是元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回人中不乏学者人才，这些学者人才一方面接受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又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文明观念去影响当地居民，不同民族有了共同的爱好，那么各民族的人都会为共同的爱好所奋斗，青花瓷器的广泛应用及其发展就是显明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