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贝多芬画像
抗争还是忍耐，这是一个问题
耳聋是贝多芬一生遭遇的最大苦难。对于一位音乐家而言，这样的残疾几乎无法忍受。早在1798年贝多芬28岁时，他就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耳鸣和高音听觉模糊两个方面。尽管如此，他将自己的症状对外隐瞒，暗中寻医期待治愈。在历经两年多治疗无果后，贝多芬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波恩时代的发小魏格勒。1801年6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过去三年中，我的听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我必须坦白，我经历了悲惨的生活。在以往两年多时间里，我避免参加任何社交场合，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向人透露，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我就能够承认自己的残疾。但是对于我现在的职业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障碍。如果我的那些敌人获悉此事，他们会怎么说？”就在此信写成的三天之后，贝多芬又将病况告诉了另一位密友，小提琴家卡尔·阿曼达。作曲家在信中表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式的苦恼。一方面，他对未来充满疑惑和忧虑，或许要永远在现实中痛苦挣扎；另一方面，他或许会选择自我毁灭和死亡。“以我目前的状况，我必须从所有一切中摆脱出来。我的最好年景将会迅速流逝。而那时，我的天赋和精力要求我达到的事业目标还远未实现。面对这令人沮丧的隐退，我必须为自己寻求庇护。当然，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
贝多芬的助听喇叭
贝多芬的疑问需要在余生不断找寻答案，而疾病掀起的心理波澜却一度将他推向自*的边缘。1802年10月6日和10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小镇给他的两个弟弟约翰和卡尔写下长信，首次向他们说明耳聋的事实和自*企图，并将身后事稍作安排。这封从未寄出的书信（连同附言）被后人称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Heiligenstadt Testament）。作曲家在其中描述了耳聋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当别人站在我的身旁，听到了远方的笛声，而我一无所闻，别人听到了牧人的歌唱，而我还是一无所闻，这对我是何等的屈辱！这类事件已使我濒于绝望，差一点我只能用自*来收场。是艺术，是她留住了我。呵！我认为，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简直是不可能的。就这样，我在熬过这痛苦的生活，真痛苦呵！” 贝多芬陷入难以摆脱的逆境之中。这让他不断想到死亡，尽管这绝非他所希望的解决方案。书信末尾，他继续写道，“我将抱着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死亡。假如死亡在我有机会施展我全部艺术才能之前降临，我虽横竖命苦，但死亡毕竟来得过早了，我是愿意它来得晚一些的。然而即便死亡早至，我也满意，因为它岂不将我从无穷的痛苦中解放了吗？死亡，你来吧，什么时间到来都可以！我将勇敢地迎接你”。
梅勒于1804年为贝多芬绘制的肖像。他的左手拿着象征阿波罗的里拉琴，画面背景是阿波罗神庙和一片阴暗的森林。
在这封给予弟弟们的“遗嘱”中，贝多芬面对的生存与死亡的矛盾冲突溢于言表。它像是为了迎接死亡的一纸宣言，又像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安慰和生存借口。按照梅纳德·所罗门的判断，这份文件是贝多芬专门誊抄后的结果，而并非一挥而就。尽管如此，贝多芬最终没有将这纸包含痛苦与激情的信件发给任何人，而是将它连同日后写成的“致永恒的爱人”的几封书信收藏起来，直到他1827年去世之后才被友人从遗物中发现。贝多芬此后从未提及这份文件，也再没有以过多笔墨描述自己的残疾。然而，他却以同期完成的《第二交响曲》和1804年创作的《英雄交响曲》显出他勇于生存的决心。很多学者对于贝多芬的耳聋究竟干扰了还是促进了贝多芬的中期音乐创作争论不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贝多芬对于个人作品的技术要求和风格塑造的确在耳聋之后更上层楼。他似乎从内心里克服了耳聋的病痛，并以惊人的内心听觉和记忆力构筑自己的音乐成就。在包括《第五交响曲》《热情钢琴奏鸣曲》等一系列中期作品中，我们听到他“扼住命运喉咙”的抗争勇气。他要用音乐透彻表达内心的痛苦，又要用音乐战胜它，获得令人鼓舞的解放和自由。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贝多芬中期代表作品的一条思维线索——自压抑走向解放，从痛苦抵达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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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I. 贝多芬《c小调“悲怆”钢琴奏鸣曲》（Op.13)第二乐章
贝多芬当真就此“战胜”了这场灾难吗？让我们回到他曾在信中写下的那句问话：“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事实上，贝多芬在音乐上充分展现其抗争心态的同时，在内心深处却接受了另一种指导——忍耐。贝多芬在1801年6月寄给魏格勒的信件中首次提到了顺从。“我经常诅咒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普鲁塔克（Plutarch）为我指出了顺从之路。如果可能，我将蔑视这命运，虽然我感到只要自己活着，我就是上帝最悲惨的造物……顺从！多么可怜的手段，然而这却是留给我的一切。” 而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贝多芬写道：“忍耐！有人这样说。现在我必须把忍耐作为我生活的座右铭。我已做到这一点。但愿我的决心能坚持到底，直到无情的命运之神将生命之线割断。这样做也许会好些，也许并不见得，我已对此处之泰然。才活到二十八岁，我就被迫去做一个哲学家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呵！做到这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比任何人都困难。”站在耳聋引发的人生拐点，贝多芬极不情愿地意识到，唯有忍耐和顺从才能助他生存下去。他所提到的“哲学家”乃是一种对自我反思的比喻，也是其人格精神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贝多芬画像
1803年以后，贝多芬的耳聋症状越发严重且逐步公开，而他却不再轻易将其作为一个话题与人讨论。从1818年开始，贝多芬采用一种自制的对话本（Conversation Books）与人交流。由于听不到对方的言语，作曲家要求来访者将话语写下，他则予以口头回复。这样的单边对话记录数量丰富，日后成为贝多芬传记研究的宝贵文献。透过贝多芬针对耳聋的言论与行动，我们意识到贝多芬在抗争与忍耐之间获得了助其成长的某种平衡。尽管耳聋这一人生的最大劫数横于面前、永无休止，却也没能使贝多芬的生命倾覆、艺术断送。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人生智慧，而它也同样反映在贝多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上。
英雄的胜利与心灵的帝国
贝多芬作为拥有公众影响力的作曲家，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早在初到维也纳的岁月里，贝多芬就积极同贵族和社会名流交往，并且在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方面精心设计、追逐时尚。与此同时，他又怀有着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少有的自尊与孤傲，对于贵族阶层和传统门第持有一贯的轻蔑态度。贝多芬对于损害个人艺术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相当敏感。1806年夏天，当卡尔·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邀请贝多芬在自己的夏宫为到访的一众法国军官演奏时，他表示拒绝。李希诺夫斯基遂以调侃式的命令口吻要求他，结果导致贝多芬愤怒对抗。他在临行前留给亲王的便条上写道，“您之所以成为亲王是因为事出偶然。这天底下过去、现在和将来，会有无数个亲王。而我贝多芬的身份则是凭借努力争得的，只有一个。”贝多芬的愤怒同他一贯蔑视权威的精神状态相联系，这或许源于早年对父亲的反抗，以及个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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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II. 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Op.73)第二...
另一个冲突事件则发生在音乐创作上。1803年中期，当贝多芬正在创作《降E大调交响曲》时，他希望将此曲献给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官。一方面，他对拿破仑的崇拜源于彼此相似的平民出身和通过不懈奋斗取得的事业成功，另一方面，贝多芬似乎希望凭此引起拿破仑的注意，以便在法国获得发展机会。为此，作曲家专门在递交给出版商的乐谱抄本扉页上写上“献给波拿巴”的字样，并将自己的想法广而告知。然而，1804年11月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却引起贝多芬的愤怒，将扉页上的献词一笔勾销。他将拿破仑的行径视为背叛，并将他蔑称为新的暴君。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贝多芬的强烈个性，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关心。1806年，他为即将付梓的交响曲添加了“英雄的交响曲……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说明。《“英雄”交响曲》的标题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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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III.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Op.55) 第一乐章
《英雄交响曲》是首部以抽象人物和精神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也是贝多芬步入创作鼎盛阶段，确立独立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他的标题设计使此曲从现实政治中超脱出来，拥有了更加普遍的歌颂意义和永恒性。这不仅符合了古典主义追求抽象性的艺术传统，也迎合了后世知识分子不与时代为谋的群体心态。然而，贝多芬的另一个创作事件，却让人们看到作曲家积极入世的愿望是多么强烈。1813年6月，贝多芬在获悉英国惠灵顿将军于西班牙维多利亚首次击溃法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消息后，在发明家约翰·尼珀姆克·马采尔的建议下，为他发明的“百音琴”创作了包括“战斗”和“胜利”两个乐章的《惠灵顿的胜利》。这首作品很快又被作曲家改编成真正的管弦乐队版本。其中引用的《统治吧，不列颠》《马尔博罗上战场》等群众歌曲，明显带有迎合大众的企图。尽管身为节拍器发明人的马采尔强调此曲的基本构思都出自他的建议，而贝多芬的投机企图依旧显而易见。1814年8月，由帝国政府主持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成为欧洲列强在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博弈场。各国元首和贵胄云集维也纳，贝多芬的音乐也成为彰显帝国文化实力的工具。他的《惠灵顿的胜利》和专门应景创作的康塔塔《光荣的时刻》被捧上了天，而作曲家本人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利益与荣耀，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音乐巨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