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手稿扉页（页面上的孔洞为作曲家勾销的拿破仑的献词）
时至今日，大众几乎将这部确立贝多芬国际声誉的《惠灵顿的胜利》彻底遗忘。这不仅因为该作在艺术品质上难以同他的其他作品比肩而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艺术家应景献媚的普遍反感。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创新价值，并对日后的标题交响曲创作有所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在参与了这场作秀般的“政治喜剧”之后进入一个人创作的低谷阶段。直到贝多芬于1818年创作完成《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6），他在此前四年中创作的乐曲成品数量锐减。这一方面同他所面临的生活挑战（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诉讼案，货币贬值引起的个人经济危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自我沉潜与反思。 “维也纳会议”结束不久，贝多芬在致约翰·尼珀姆克·坎卡的信中说道，“对于我们的贵族体制，以及其他各种贵族制度，我将不会为他们创作任何。报纸已经报道了所有。对我而言，心灵的帝国则是最为宝贵的，高于任何精神或世俗的君主政体。” 这段文字显示出，贝多芬在政治热潮之后表现出可贵的反思态度和真知灼见。他快速摆脱应景和投机的创作，将艺术探索的目光超越现实，指向高远。“心灵的帝国”是他心中梦想的乌托邦，也是他尽力摆脱孤独、病痛和社会纷扰的精神寄望。作曲家曾多次抱怨自己升腾的理想被现实拖拽，迫使他不得不忍受讨价还价和家长里短。他怀揣启蒙时代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却发现那个时代已经离他远去，使他变成一个不合时宜的孤独者。
贝多芬晚年肖像
从交响曲走向四重奏
贝多芬从青年时代起就梦想着鸿篇巨制的创作。他于1804年完成的《英雄交响曲》成为实现这一心愿的里程碑。交响曲作为古典主义时代最为显赫的大型器乐体裁，不仅使18、19世纪之交的听众趋之若鹜，而且是作曲家们展现其创作才华的首选领域。在此后的10年时光里，贝多芬创作了除却《第九交响曲》的全部八部交响曲，为其奠定了崇高的音乐历史地位。在他先后完成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中，我们看到了基于个人精神的两种审美态度。第一种是积极入世、充满斗志的，反映了作曲家对于音乐力量和精确结构的表达与崇尚；第二种则超然出世、祈望平安，表现出作曲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理想之境的祈望。在他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中，贝多芬将交响曲的社会公共价值发挥到极致。他将爱国主义的群体情绪注入乐曲之中，用深沉的笔调谱写出具有葬礼特性的第二乐章的“小快板”，以此纪念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作曲家又以极其冒险的方式在快板乐章表现人世的斗争与戏剧性冲突，让观众倍感“新音乐”引发的炽烈激情。让交响曲朝向大众不仅是一种创作目标，也是作曲家心怀的社会责任。在贝多芬看来，音乐应该具有引导人民、启发民智的功能，而自己的作品应该将人类面对的普遍困难、斗争意志和理想追求囊括其中，并通过高度抽象、富有哲思的音乐在大众中展现和传播。
1818年之后，贝多芬为大型管弦乐队、四重唱组与合唱队创作了两部经典巨作：《庄严弥撒》和《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Op.123）是贝多芬为其恩主鲁道夫大公荣任莫拉维亚的奥缪兹天主教教堂红衣主教而作的宗教作品。然而，这部弥撒曲直到主教加冕仪式结束后的1823年才终于问世。该作成为贝多芬一生创作的规模最大的单体作品，也是作曲家努力同前辈海顿、莫扎特，甚至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比肩的圣乐杰作。贝多芬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目的时曾说，这部作品不仅要感染舞台上的演员，对于台下的观众也是一种信仰引导。作为一位生活在维也纳的音乐家，贝多芬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拿破仑战争的威胁，以及维也纳会议后帝国的专制统治。他对社会的道德沦丧与信仰缺失深感不安与忧虑，深刻意识到政治狂潮之后的群体衰落。贝多芬心中怀抱的启蒙理想变得越发遥远，尽管他也关注到新兴的社会阶层正在取代贵族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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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IV. 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 61)第一乐章
面对社会的总体变化，贝多芬攒聚个人精力，以老到、精湛的笔法创作出他最后的《第九交响曲》，并将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诗篇《致欢乐》置于终曲乐章的顶冠。他希望通过这部交响曲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追求，为人类的现世生活开辟一个明确可行的奋斗方向。同《庄严弥撒》相比，《第九交响曲》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品行。贯穿全曲的主线也非传统的宗教礼仪，而是作曲家“探索”真理的过程。贝多芬对席勒诗作的长久钟爱，以及对大众的迫切呼召，使他终将 “欢乐颂”的主题在终曲乐章承托而出。它不但成为前述乐章的探索成果，更是作曲家理想主义观念的显著标志。席勒诗作中表达的兄弟情谊透过合唱终曲鼓动着舞台上下，化为人类渴望却难以达到的理想欢歌。然而，这欢乐亦非信仰，而是人们获得和捍卫信仰的精神情状。在现实世界里，人类虽无法达到精神的完谐，却可以通过秉持道德律法的生活实践获得欢乐和幸福。这是贝多芬针对当时社会的衰颓和窘境发出的群体呼吁，并在后世成为现代社会展示团结友谊的音乐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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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V.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第四乐章“欢乐颂”节选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主题草稿
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专业友人和乐迷的努力下终于将《第九交响曲》搬上舞台。它所获得的热烈反响和普遍赞誉令作曲家本人也感到意外，从而为他一生的交响曲创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贝多芬面向大众的期待和失望总是如影随形，促使他在“贝九”首演热潮之后迅速冷却下来。在最后三年的人生岁月中，作曲家有意识地将自己隐于大众视线之外，怀着严肃而真诚的态度创作起向往已久的弦乐四重奏来。在俄国贵族加利辛亲王的作曲委约推动下，贝多芬连续写出了五首弦乐四重奏作品(Opp.127,132,130,131和135)，其中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130）的终曲乐章因其体量巨大后被单独出版，是为《大赋格》（Op.133）。这些作品集中反映出贝多芬晚年对器乐套曲的各种创新设想，其中既有对巴罗克以降赋格音乐传统的复兴，又有对奏鸣曲式的颠覆式革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以多元的音乐风格展现出贝多芬对未来音乐世界的探索。作曲家自己声称，“每一首都有它自己的构成方式！艺术要求我们不能止步不前。” 摆脱了朝向大众的鸿篇巨制，贝多芬将创作精力集中于弦乐四重奏这种艰深而小众的音乐体裁上。尽管这些作品难于受到同时代观众的理解和欢迎，可贝多芬分明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应该进一步寻求超越、远离现实。从表面上看，晚年的贝多芬变成了心无旁骛、自说自话的音乐“隐士”，而他却将创造性目光指向未来，通过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同20世纪的作曲家们展开对话。
贝多芬《a小调弦乐四重奏》（Op.132)第一乐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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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VI. 贝多芬《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130)第五乐...
爱德华·萨义德曾在《论晚期风格》一书中沿着西奥多·阿多诺的论述，将贝多芬的晚期风格视为一种不求完谐的自我超越。笔者以为，贝多芬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都面对着大大小小的矛盾，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四个显著方面，还广泛存在于他的恋爱经历、亲属关系、日常生活、信仰态度和出版交易之中。他对自身矛盾的纾解与平衡贯穿一生，而并非仅仅在晚年阶段才显著体现。贝多芬的人生与创作经历让我们感到，他所面对的种种矛盾的确尖锐且颇具代表性，而这些矛盾又潜移默化地变为音乐表现的主旨，甚至成为音响形式结构的内在根源。难能可贵的是，贝多芬并非总被矛盾纠缠困扰，而是凭借理想主义的精神态度寻求解脱、勇于开拓。他的理想同他所执着的艺术合二为一，化为我们至今欣享的精神食粮。对于其人生矛盾的展现和剖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贴近贝多芬的生活状态，更加深刻地捕捉到启发当代的精神价值。如果当真要对贝多芬怀抱的理想加以总结，那就是永远追求进步、坚定意志，并对明天的世界和人们充满关爱与信心。
作者简介：刘小龙，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西方音乐史学者，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十八、十九世纪德奥音乐文化和贝多芬专题研究，著有《论贝多芬<庄严弥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译有《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列维斯·洛克伍德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贝多芬》（威廉·金德曼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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