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这个在上个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界声名赫赫的人物，当代人已然忘却乃至陌生了。这种忘却和陌生很大程度缘于人为的因素和现实政治的因素。无论如何，对这位毕生以启发民智、实行民主宪政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后来人的这种忘却和陌生都是极不公平的。
留学东洋觅新知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浙江钱塘县人。在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1886年，他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和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和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与另一位学者被人称为“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尤其是兄长的严厉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乃至深刻影响了其一生，直到1952年，他还在一份检讨中“招供”：“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很难不受其“蛊惑”，加之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放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一个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人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后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的，是必须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此时的张东荪在自我定位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式“士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公共利益的职责有相当清醒的自觉，并据此对“干政治”与“评政治”作了一番区别，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的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
抗战结束，饱经战乱的中华民族急欲休养生息，跟上以和平、民主为大趋势的世界潮流。然而国共内战的阴云很快冲散了抗战胜利的喜悦，让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忧心忡忡。内战爆发在即，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角力，同时，第三方的作用和力量也开始凸显，成为两大党势必争取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个第三方就是当时被称为“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
国共两党正式决战之前，还有一段折冲樽俎：和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此国共两党都需要调整其方针政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而这时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也从此划地绝交，再未相见。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诸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无权无勇的知识分子提倡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不偏不倚的所谓“中间路线”宣告*。
举国震惊的“叛国案”
1948年底，国共决战胜负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共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张东荪开始了与中共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历程，这一连串头衔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时期张东荪的忙碌，但表面的热闹之下未必就没有一丝犹豫。就在这一年的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会谈中*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向苏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事实上最高*的批评也并未使张东荪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举国震惊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自从与*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莫大的希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份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在当时条件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