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撰周腾虎墓表自称“友人赵烈文”
在料理完周腾虎身后事宜的过程中，赵烈文肩上担子的并未减轻。因为他的另外一些家人也没能抵挡住瘟疫的侵袭，接二连三地死去，这些事情同样困扰了赵烈文。
三、赵烈文“家人”之死
对瘟疫中不幸的人而言，疾病接连不断，而一次死亡也接着另一次死亡。同治元年的赵烈文，不幸遭逢了这样的厄运。这场瘟疫带走周腾虎，也一并也牵连到赵家人。
同治元年八月，江西南昌也出现了疫情。当赵烈文携带仆人前往南昌迎接周腾虎家眷时，他没料到此行将失去一位老仆人。出发时，仆人身体安康，但在南昌逗留十几天之后，仆人于无意中染病。闰八月初四日，赵烈文一行离开南昌，准备登舟时，仆人李宜略略感到身体不适。经过十几天的舟船跋涉，闰八月二十一日，在小孤山附近，在大风而停泊的船上。赵烈文的仆人“至此下利，日夜数十行，甚危笃，而舟不能寸进，为之焦懑。夜卧，与吾襆被相接，臭不可忍，亦殊苦”。与仆人李宜共处一舟的赵烈文不得不忍受这种糟糕的状况。
这场瘟疫给了仆人李宜出场的机会，因为这场大病，他被赵烈文写进日记，并且在日记中留下完整的姓名。然而，这场大病的结果是他的生命为之终结。
闰八月二十三日中午，赵烈文一行抵达马当，“甫住舟，李仆去世，殡殓一切，到傍晚方了。又雇一舟，送至皖省葬之”。一天之中，李宜去世，并被草草入殓，赵烈文家的这位老仆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在当天日记中，赵烈文标注了李宜的乡族，留下一份关于仆人的可贵档案。日记云：“李宜，又名李四，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城南十八里同上村人，住村内西首中和堂。一子踹儿，又名双寿。侄李管子，前年有信来，言在绛州生理。”这份简明档案交代了李宜的籍贯和亲族，寥寥几笔，写尽一位山西老仆的一生。根据这份简短的记载，我们无从知晓李宜如何从山西漂泊到常州，成为赵烈文家的仆人。然而，李宜的一生十分劳顿，恐怕是确然无疑的。乱世飘零，死于孤舟，李宜很可能在弥留之际，对赵烈文交代了后事，这才有了日记中这分“仆人档案”。
第二天，赵烈文给李宜的外甥写信，告知李宜病故消息。并派仆人先护送李宜的灵柩回安庆。
闰八月二十六日，离家一个多月的赵烈文回到安庆，所收到的消息仍是噩耗。“幼女苕生于前月二十四日殇折，又婢银官先数日得疾暴死亡，惊怛之至。”他的幼女在老家常州夭折，他的婢女银官也在常州暴卒，看来很可能死于一场急性霍乱。
瘟疫令赵烈文家中的仆人发生许多变化，旧仆人离开，新仆人很快递补。九月初九日，李宜去世后不久，赵烈文就新收留了一位安徽巢县籍的仆人吴升。这年年底，赵烈文在上海处理完周腾虎等人后事之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从上海启程返回安庆。此时，赵烈文“携病仆李升一人。……旧仆阿套遣去，收新仆陈福（苏州人）、王贵（句容人）。李升，李发之子，今夏壬叔索去，携至上海，今病甚不得归，吾意不忍，遂亦同行。”赵烈文念及主仆之情，有意将李升携带回安庆。无奈船尚未离开上海，李升已经病发身亡。赵烈文请友人丁燕山办理李仆身后事宜，到果育堂领取棺木，花费两个洋元。十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下午成殓，抬往本堂义冢安葬。有票一纸，他时凭票取领。”于是，仆人李升的一生也这样交代了。
从《赵烈文日记》记载来看，瘟疫对所有人言都是一场灾难，只是越底层的人，病死的概率往往越大。推究其因，恐怕并非瘟疫嫌富爱贫，而是穷人延医求药的条件远不如富人。由此可见，赵烈文日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总是记载一些不那么知名人物的病况，使人倍觉真实。以下为赵烈文同治元年日记所见疾病一览：
七月二十三日，周腾虎病逝。
闰八月二十三日，老仆李宜去世。
闰八月廿八日，姚彤甫病，赵烈文微恙。知董亮贻殁于杭州。
九月二十三日，张寅（字子畏）病殁上海。仆人曹淦死于崇明。
十月初一，在上海为沈遹骏夫人诊病。
十月二十三日，旧仆李升在上海病甚。
十一月十八日，周仪颢夫人徐氏病于徐州。
十二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妻邓嘉祥病。
瘟疫时期的日记是作者与瘟疫接触的产物，是一系列日常生活中不期然遭遇瘟疫的记录。赵烈文并非刻意要记载瘟疫，但当瘟疫影响到他的家人，当瘟疫发生在身边时，波及他的生活，他无法坐视不理。赵烈文将处理瘟疫造成的一系列事务记录到日记中，他的日记也因而增添一个新的事项。
人类的悲欢可能相通，但不同人对于瘟疫、疾病的感知并不相同。赵烈文是敏感而多情的，故日记触及瘟疫和死亡往往情绪激动，而另一些人尽管目睹疫病和死亡，却可以表现得相当克制。同是客居曾国藩幕府，莫友芝在日记中，对于疫病仅仅寥寥数笔。试看他笔下所载曾国藩幕府多人染病：
二月初二日，丁日昌病。
三月十六、十七，莫友芝发寒，感冒。至少持续至四月十八日。
四月廿五日，莫绳孙（1844-1919）病，至少持续至五月初三日。
七月初五日 ，金安清、吴大廷病。
七月二十一日，隋藏珠病转疟。
……
曾国藩幕府中染病者并不少，但莫友芝似乎很爱惜自己笔墨，宁愿在日记中花费许多笔墨谈文论道，而甚少把文字留给疾病，哪怕他和儿子感染疾疫，也不过一笔带过。或许，他创作日记有更高的追求和写作体例吧。莫友芝对这场瘟疫的感受不如赵烈文强烈，也没有流露更多的情感，还可能因为莫友芝亲眷主要流离于贵州，未受到瘟疫侵扰，故而他对瘟疫的后果缺少切肤之痛。而他和儿子莫绳孙等人患病，似乎较为轻度，很快便得以恢复。
《莫友芝日记》载瘟疫情况十分简略
对于坐镇安庆的曾国藩而言，他的日记显得更为复杂。在弟弟曾国葆染病之前，曾国藩的笔调如莫友芝一样理性而克制，至于曾国葆去世之后，方才情动于衷，笔法近于赵烈文日记。此外，由于节制江南四省军务的缘故，曾国藩对于全局瘟疫均有关注，较莫友芝和赵烈文对瘟疫的见解更加宏观。曾国藩日记对瘟疫的一系列记载，综括而言，大体与闰八月十二日所上奏折《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相当。奏折云：
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开单禀报，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其军中著名猛将如黄庆、伍华瀚等，先后物故。鲍超亦染病甚重。……张运兰送其弟之榇至祁门，亦自患病，尚难回营。皖南道姚体备至岭外查阅一次，归即染病不起。臣派营务处四品卿衔甘晋至宁国一行，现亦染病回省。杨岳斌自扬州归来，亦抱重病。
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
好在，朝廷并未将瘟疫怪罪到曾国藩头上。九月初一日廷寄的片折将瘟疫视作上天的惩罚，并认为太平军中也有感染，故非大臣之罪。片折云：“意者朝廷政事多所阙失，足以上干天和。惟斋心默祷，以祈上苍眷佑，沴戾全消。我君臣当痛自刻责，实力实心，勉图禳救之方，为民请命，以冀天心转移，事机就顺。” 在朝廷温旨颁赐之后，曾国藩心内的忧惧略有减轻。此后便较少记载军营各处的疫情了。
然而，笼罩于这场瘟疫之中，江南地区的死亡往往不期然而至。若无文人之笔记录瘟疫中的伤痛与死亡，则病者与死者这段经历无疑会一道与草木同朽。好在，赵烈文等人没有无动于衷。九月十一日，赵烈文奉命往九江雇佣轮船，道经华阳镇时，“舟中有趁客疾死，为助棺木。”特殊情境中，一点同情心，就为历史留下一段值得追念的印记。
四、谁在关心瘟疫下的个体？
以同治元年为横断面，对这一时期历史做切片，这种切片不以宏大事件为主要关切，也并不把目光锁定在重要历史人物，而从家庭视角和个体生活入手，解析个体在瘟疫面前如何处理具体的生活事务。个体生活事务包括生计、家庭事务等等。本文没有关注经济状况等方面，而主要聚焦瘟疫带来的疾病和死亡，尤其注意考察死亡对个体的冲击。对个体而言，死亡是瘟疫的极端结果，也是个体生命和情感最终的检验标尺。死亡对个体心灵层面、日常生活秩序都造成突然的冲击。因应死亡带来的冲击，个体必须直面死亡，处理死亡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日记描摹了瘟疫下的众生相，有助于窥见个体的责任、性情、才能等等。
通过日记对瘟疫的记载，可管窥日记作者对瘟疫的关心程度。一些作者泛泛而记，另一些作者投入相当多笔墨关注，一定程度形成关于瘟疫的“凝视”。不同作者对瘟疫的“凝视”却又呈现差异，有的“凝视”整个社会的瘟疫状况，有的关注局部某些群体的瘟疫状况。可以说，不同阶层的人对这场瘟疫有着天差地别的认识，对赵烈文而言，他了解这是一场空前的瘟疫，但主要关注瘟疫所造成的亲旧的死亡，他并没有将其与更广泛的灾难联系起来。在赵烈文笔下，死亡是无可挽回的伤痛，然而却是孤立于广漠世界的个体和家族的伤痛。
由瘟疫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催生诸多的疾病书写和死亡书写，意外促成畸形的文学繁荣。瘟疫造成诸多医学记录的繁荣，症状、药方等记载散落在各种杂记簿册中，有时进入新的医案中，并激发更多人对医学的关注。伴随着瘟疫的发展，书信、日记、诗文集中均大量记载相关内容，瘟疫造成的死亡则促进挽联和传志文学的发达。瘟疫和战争结束之后，文人还通过书写传记，建造昭忠祠，举行各类祀典活动，纪念死者，以便让他们永远活在文字世界，成为永恒记忆的一分子。
底层的仆人也因为这场瘟疫获得表现的机会，他们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护理与照料工作，结果往往换来莫名其妙的病痛。由于医疗条件的匮乏，许多仆人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他们以这样的不幸，在主人的日记中留下了比从前更为深重的痕迹。他们的名字被记载，他们的事迹被流传，他们用生命写下了社会边缘人的悲歌。李宜、李升等仆人的死去，以及吴升等新仆人的到来，表明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总能轻松找到新的家奴。瘟疫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在瘟疫中的处境显然更为悲惨。
瘟疫也带来家庭关系的改变。一些人被迫提前承担应有的社会角色，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亲人庇护，可能走错了人生路。赵烈文和周腾虎之子周世澄的经历，反映了这种变动。同治元年的瘟疫再度证明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亲属仍是人际关系中的“强联系”，基于同年、地域等因素组成的联系可能不及家族那么强力。对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而言，家仍是最具吸引力且最能提供有力保障的港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